刘节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适合于解释古代历史事实，因为这一规律直到近代才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古代思想家对于阶级斗争没有明确的认识，孔子、墨子都没有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所以，“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225]他又说，孔子以忠孝为仁，我们以阶级友爱为仁，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可以减少不少的敌人。他在《唯仁论》中又提出，孔子的“仁”是情、人情，基础是孝悌；现在的阶级友爱是仁的基础，照这种方法创造出合于时代精神的伟大情感，就是仁，我们也需要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各社会共同的秩序。[226]刘节又认为“天人合一”的“天”，即自然规律，“人”即人为规律，包括社会制度等。人性本来是与天道相谐的，此即天人合一，也即人道与天道的相合；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是天人合一的实质。[227]但是，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不合理的人类制度，便造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能胜利。人类的历史就是从天人不合一到合一的历史。[228]
刘节的观点受到了广东学术界的批判。据《哲学研究》报道，广东社会科学界大多数同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学术的唯一方法”，刘节的历史观是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在广东省历史学会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刘节对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辩解，认为自己的天人合一主张有自然和人为两种法则，把两种法则统一起来才叫天人合一，唯心主义不讲法则，自己讲法则，所以自己的历史观也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人性论就是使人类社会合于理性，使社会成为理性的体现。善良的人类有趋向社会主义的本性，社会主义是人性的必然趋势。自己的理论不仅不反社会主义，还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会上，许多人批评刘节的观点，指出他的天人合一观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史观，他的人性论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根本对立的。刘节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先验的天性，把这种天性赋予人，就成为任何阶级所共有的、善良的人类所具有“天性”，人类历史的任务就是从人性中找回天性。刘节的观点是“用天人关系史代替社会发展规律，用人性改良代替阶级斗争”。同志们指出，人性的本质内容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就是阶级性，在对立的阶级之间不存在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善良的人类”的“人性”。不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不会把土地自动交给农民，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也不会把机器、厂房自动交给工人阶级。[229]
杨荣国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中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阶级分析，才能看清无数复杂的历史事变的真相，给予历史人物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认识各种各样思想学说的本质。”他批评了认为孔子、墨子时代还没有阶级斗争，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不适用于孔墨等观点。钟师宁认为，刘节所用的实际是超阶级的方法，如把“仁”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也可以说成是“仁”，与孔子的孝悌忠恕的仁没有区别，这就是抽象继承法，是不能使“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做到使研究为政治服务，就必须用毛主席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230]刘元彦也认为，刘节的观点是用“唯仁论”和“天人合一”说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历史观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无论是“唯仁论”还是“天人合一”说，他都归结到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上，在他看来，过去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史，而是人性善恶的斗争史。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用人来统一，使人成为宇宙的中心。所谓“唯仁论”，就是发挥人性中的善。“唯仁”告诉人们如何做到天人合一。天道就是自然规律，人道是“人为的法则”，天人合一就是自然规律与人为规律的协调统一，“自然规律必须统一于人为规律”，这就需要人的自觉，即自觉到人性之善，统一也就是统一到人性之善。天人合一就是使社会达到“仁”的境界，这是必须通过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人文主义极盛的时代。刘节从“天人合一”和“唯仁论”的观点出发，认为阶级斗争是坏事，是人类的错误，是天人合一的对立面。人类的后一阶段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因为以私智、私欲为基础的人为规律占了上风；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善良的人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刘元彦认为，刘节的方法是“六经注我，借题发挥”，“东鳞西爪、化整为零”，“新瓶旧酒，混乱是非”。刘节认为社会主义要进行思想改造，就是发现和掌握这个“善”，使人性合于天性。刘元彦认为，这是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这样的思想改造只能使人们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背离社会主义事业。[231]杨荣国指出，刘节抽掉了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和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把思想史描绘成了天人关系史；陈华、李锦全认为，刘节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人们先天的善的人性和后天的恶的人性的斗争，这样，“改造客观世界的办法就不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只能是人性改良”，做到人性与天性的统一。陈华、李锦全指出：“以两种人性的矛盾来代替阶级的矛盾是根本错误的。”[232]
杨荣国指出，“治哲学史就是要把哲学史科学化——把各个时代的各派哲学，理清其头绪，掌握住它的发展的规律，而使之成为战斗性鲜明的科学化的哲学史。要达到此目的；应当把探讨哲学史和探讨历史紧相结合，从探讨中国哲学史来说，应当和探讨中国历史紧相结合”，否则就认识不到各个时代哲学的实质，而在概念上绕圈子。如孔子也说仁，宋儒也说仁，谭嗣同也说仁，似乎“仁”是一脉相承的，但实际上却有本质的分野。探讨中国哲学史“是否同时深入地探讨中国历史和它的阶级关系，好像只属于一般的方法论问题；但其归结，自是有关世界观的问题”。探讨哲学史，不把哲学体系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紧相结合，不仅容易把古人现代化，也不能给一家或一时代的哲学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探讨中国哲学史时，如果不同时从整个历史发展上看，从哲学产生的历史阶段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仍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如他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流行于那个时代，等等。[233]
如前所述，在1962年前后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社会背景下，反思阶级斗争对于学术史的意义是不可想象的；人们普遍认为，不贯彻“斗争史观”就不能做到学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时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对阶级斗争进行反思的阶段，所以，刘节在当时受到批判也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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