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者的“文化大革命”是以遭受频繁的批斗开始的。一进入“文革”，冯友兰很快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等罪名，揪出批斗。[2]1966年7月5日，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上作长篇反省发言，后被整理成《冯友兰发言稿（1966年7月5日开始）·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内容为：第一段，抗战时期；第二段，解放前后；第三段，抽象继承；第四段，人性论；第五段，借孔子的僵尸，向毛泽东思想反攻；第六段，近一两年的错误言论；第七段，自我鉴定。[3]1966年8月，冯友兰、汤一介等遭到抄家。红卫兵对冯友兰实行抄家，在门外张贴大字报，宣布罪状以及惩罚措施：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月只给24元生活费。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红卫兵到冯友兰家抄家，把值钱的东西都抄走了。红卫兵锁了冯友兰的住房，规定冯友兰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院内露天做饭。北京大学燕南园居民委员会规定，冯友兰的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保姆不干活，工资照发。[4]9月2日，冯友兰被勒令写《自我揭发的补充材料》。10日，冯友兰被勒令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关系》（补充材料之一）；13日，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上发言，题为“我的反动历史和社会关系”，发言后被整理成为《冯友兰发言稿二（1966年9月13日、25日）·我的反动历史和社会关系》。因为住室被红卫兵锁住，无衣御寒，冯友兰披麻袋当大衣开会。后来，冯友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住所搬进了5户人家。
10月2日，冯友兰按规定向北京大学哲学系交学习小结，所列学习计划有五项：“一，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力求活学活用。二，彻底交代问题，自己已经想到的，彻底揭发批评；别人已经揭发的，以之为线索，深入发掘。三，时时想及党和毛主席这十七年对我的教育和期望。四，时时想及劳动人民对我的供给，我对他们所犯的罪行。五，认真从事家务劳动。”3日，冯友兰按规定写学习“老三篇”的心得，下午写交代材料，交代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4日，冯友兰在北京大学“五·二五楼”[5]参加小组会，谈国庆节感想。冯友兰发言说，自己历史包袱沉重，曾怀疑能否改造，读了《愚公移山》后感到只要自己能够自觉革命，与“文革”配合起来，反动历史可以挖掉，思想也可以改造。5日，冯友兰在“五·二五楼”参加小组学习会。下午红卫兵到家中看“过去资产阶级的生活”，带冯友兰到东门外看工人阶级的生活。晚上听大庆32111钻井队报告。6日，冯友兰全天在北京大学“五·二五楼”参加小组会。上午谈报告感想并交代和蒋介石的关系；下午小组展开对冯友兰的批判。11月4日，冯友兰继续在北京大学接受改造，他在4日的改造日记中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我唯有加倍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以慰她对我的期望。”[6]1966年11月16日，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小组会。会上宣读了陈伯达在科学院会议上的讲话，说：“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1962年搞了一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家做了一个纪念孔子的讨论会。”[7]此后冯友兰一边参加搬垃圾、扫地等劳动，一边接受各种批判，撰写各种汇报材料。在冯友兰之外，被批斗的还有邓艾民、朱伯崑、汤一介等人；朱伯崑还被认为是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
“文革”中，学者们遭受了非人的待遇。1967年1月8日，冯友兰因前列腺肥大前往协和医院治疗，院方因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拒绝他住院。12日冯友兰向北京大学哲学系“系文革”小组递交请假证明书，13日又写信请假，又经家属多方奔走，住北京医院治疗。31日，北京医院在没有进一步做手术的情况下，强迫冯友兰离开医院。2月8日，冯友兰到北京大学“五·二五”楼参加学习。组长让他在家休养，在家写交待材料。16日，冯友兰病情加剧，前往北京医院请求做下一步手术。北京医院革委会写信要冯友兰带回，征求哲学系革委会的意见。21日，冯友兰夫人到北京大学“五·二五”楼汇报冯友兰病情，回来对冯友兰说：“组织上很关心你的病，叫你好好养病。”冯友兰十分感激，与夫人相对而泣。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革委会通知冯友兰，已经与医院联系好，可以去住院治疗。3月23日，北京大学革委会作战部资料组编印批判冯友兰的资料《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反动论文选编》，收录冯友兰1949年以来的文章16篇，《新编·绪言》、《新编》第十九章第一节，附有“冯友兰解放后发表反动文章目录”。《选编》在前言中说：“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的天堂，一遇时机，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自1949年初北京解放到1966年“文革”以前，冯友兰共发表大小文章一百四十余篇，专著和小册子数种。冯友兰在所有这些臭文中顽固地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煽风点火，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冯友兰要想公开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很困难的，他于是采取了极其隐蔽的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点门面和披上学术的外衣。”[8]26日，冯友兰出院。同月北京大学成立“批冯联络站”，写出一批批判文章。5月4日，北京大学在东操场召开批判刘、邓大会。上午8点红卫兵把尚在病假中的冯友兰押到操场，与蒋南翔、陆平、翦伯赞、冯定一起登台示众。8日，《新北大》第60～61期合刊刊登“新北大公社04战斗团部分战士”所写的《一仆二主——从冯友兰看刘少奇》。文章说，1963年春节，刘少奇在招待科学家的会议上与冯友兰亲切握手照相，并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上。“为蒋贼出谋划策、充当蒋贼帮凶的冯友兰，解放后，又以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刘少奇的赏识。”[9]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工宣队进驻后，宣布对冯友兰等“牛鬼蛇神”隔离审查，规定每天扫外文楼、办公楼外道路，扫完地后学习，背诵毛泽东语录“老三篇”，或写交待材料；还规定每日三餐向毛主席像请罪，然后排队到劳改大院吃饭。冯友兰住在外文楼，没有被褥，铺稻草席而睡。北京大学哲学系“系文革”小组勒令张岱年换房子，张岱年卖掉部分藏书和家具，从原住16号搬到二公寓211号。[10]10月，工宣队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不分年龄身体状况如何，一律住进北京大学38楼。11月18日，工宣队宣布落实毛主席指示，让冯友兰回家住。据说是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11]这段话被理解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以工宣队让冯友兰回家居住，并且把搬到他家居住的住户搬走了一户，腾空了他的厨房，解决了他只能在屋檐下做饭的困难。[12]19日，冯友兰制定了“学习计划”：“（一）每天按学校作息时间上下班。（二）每天四次在毛泽东像前请罪，背诵毛泽东语录以及党的政策。（三）学习毛泽东著作，写心得体会；（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写心得体会。（五）继续写交待材料。（六）批判自己过去的毒草。（七）清扫院子，继续做环境卫生工作。”[13]12月初，冯友兰找工宣队谈话，表示要加紧改造。工宣队命令冯友兰住进北京大学38楼。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住进劳改大院或者牛棚，其次住进外文楼，再次住38楼。冯友兰从外文楼到38楼，说明问题轻了一些，但还没有解决。[14]同月冯友兰继续奉命写交代材料《关于陈铨的材料》、《关于西南联大的情况的材料》、关于红卫兵抄家的材料。[15]25日，冯友兰作《蝶恋花》词一首，庆贺毛泽东寿辰。28日，冯友兰奉命写交待材料《在学习班上郑昕提的关于我的两个问题》。
1969年2月28日，冯友兰写成《一丘之貉——从路线斗争的历史批判我和刘少奇的互相呼应互相支援》。3月，8341部队官兵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人组成新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斗、批、改”运动。3月上旬，北京大学哲学系三次开会批判冯友兰，认为冯友兰的问题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16日，冯友兰写成《我在上星期三次批判会中的收获》；24日，写了《狼狈为奸——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批判我和蒋介石的狼狈为奸》；同月冯友兰还写成了《以改造的决心和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3月底，冯友兰从38楼搬回家住。据说可能是因为翦伯赞自杀了，工宣队担心其他人员也会自杀，所以让冯友兰等回家居住。[16]4月21日，冯友兰写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的教育和所得的收获》。5月上旬，冯友兰写成《学习九大政治报告体会》；12日，冯友兰参加哲学系工宣队组织的忆苦思甜大会；15日，冯友兰写成《忆苦思甜大会的感受》。6月8日，冯友兰写成《进一步学习，进一步总结》；27日，冯友兰为工宣队进驻高校一周年赋诗一首：“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身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7月7日，冯友兰写成《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9日，冯友兰写成《向毛主席请罪》。8月13日，冯友兰奉命写《政治简历（解放前我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10月4日，冯友兰写成《向孔家店反戈一击，兼批刘少奇的黑六论》。27日，冯友兰写成《批判我的教育思想》。11月初，冯友兰写成《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体会》。11月24日，冯友兰写成《所谓“教授治校”的反动本质》。12月1日，冯友兰写成《从战争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12日，冯友兰写成《关于〈毛主席语录〉英文译本的译文的几点商榷》。
1970年1月20日，冯友兰写成《驳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兼批我所放的大毒草〈新事论〉》。4月冯友兰写成《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认为收获有三：一是“认识自身过去的罪行的严重性”；二是“开始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三是“觉得在毛泽东的伟大时代，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极其光荣的任务，极其光明的前途”。[17]1970年12月冯友兰为毛泽东77岁寿辰赋五律一首，并请工宣队转呈毛泽东：“今日成功大，当年预知先。精神变物质，旧国换新天。寿考南山并，威望北斗悬。帝修临末路，世界有延安。”[18]1971年2月，北京大学奉上级指示，开展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11日，冯友兰写成《对于五·一六及实际上是五·一六的人的罪行的认识》。1971年5月15日，冯友兰写成《我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先验论的批判和对于我自己的先验论的自我批判》。20日，冯友兰出席北京大学招待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会并发言，讲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转变的过程和目前的思想状况。7月13日，冯友兰写成《总结发言稿》，谓哲学史组的任华、张岱年和自己在过去几个月中，在思想改造和工作方面都有提高。“我们所讲的题目是，关于立足现实、联系实际，大批判，改造思想的一点体会，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在哲学史工作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第二段是在认真读书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第三段是更加虚心学习，进一步思想革命化。”[19]
1971年11月15日，冯友兰写成长达四万字的《对于我过去的反动哲学体系的自我批判》。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以《实践论》批判新理学的先验论”；二，“以《矛盾论》批判新理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及‘合二而一’论”；三，“以历史唯物论批判新理学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12月初，冯友兰自作《七十六生日自寿诗》：“老来身尚健，一世再为人。诗词归白发，心性误青春。正献韶山颂，不为梁甫吟。东河昔游地，[20]及见旧邦新。”12月，冯友兰作组诗《韶山颂》33首，由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转呈毛泽东。1972年5月5日，毛泽东派谢静宜告诉冯友兰，《韶山颂》诗已收到，表示感谢并致以问候。冯友兰为此赋诗一首：“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托谢静宜转毛泽东。
1967年12月4日，朱谦之写成《世界观的转变》，又名《七十自述》。关于写作的目的，朱谦之云：“我之所以不惜写这几万字的七十自述，就是作为我自己一生的总结。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我为鉴戒，以后不再走资产阶级世界观下个人英雄主义的路。”[21]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也进行了“革命”。1968年11月23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织学部人员开展“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活动，金岳霖和群众一起劳动。12月23日，工宣队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领导“清队”、“清查”和“斗、批、改”运动。1969年7月至8月，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宣队布置学部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部二连（哲学所）批判金岳霖。金岳霖听完批判后说，自己的检查离同志们的批判太远了，如果讲出来，大家肯定会气炸肺；听完批判后很吃惊，没想到自己的罪行那么严重。金岳霖表示一定要彻底检查自己，做毛泽东时代的“老青年”。原定7月25号批判金岳霖，因为金岳霖生病住院推迟。8月11日、12日学部二连印发了《批判金岳霖参考材料简编》。在批判的过程中，哲学所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把金岳霖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不反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批判金岳霖。1969年9月，金岳霖听到学部有领导对周恩来总理有看法，马上贴出大字报表示拥护周总理。他晚年回忆说：“我从总理学立场，连拥护总理的立场都没有，那怎么行？”11月20日，金岳霖在学习班上谈“活思想”。他说，自己力图把自己当作敌人看，斗自己，但不知道“反动”在什么地方。1971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全体人员（副所长金岳霖除外）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学习、搞运动。[22]
据张岱年先生回忆，“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接学校电话，命令我们回校参加运动，于是回到北大。北大的东南门旁贴了一张纸条，‘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回校就靠边站了”；哲学系分为两组，“一组据说是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朱伯崑等；一组据说是没有问题的，如郑昕……等。此外原来的系领导及负责同志……汤一介等，则被称为‘黑帮’。老教师有问题的一组由黄楠森担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23]直到1967年6月1日，张岱年才被北京大学哲学系文革小组宣布“解放”，不再扫地、抄大字报。1969年9月末，张岱年又被北京大学工宣队宣布到江西鲤鱼洲参加劳动。
1972年1月10日，梁漱溟来访冯友兰。梁漱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十分高兴，表示对毛泽东十分佩服。二人谈兴甚好，午饭后又谈到两点。临别冯友兰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乃分手。[24]2月8日，冯友兰写成《痛斥林、陈一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反动谬论》。下旬，冯友兰应周恩来之邀，参加欢迎尼克松宴会及尼克松拜别宴会。7月22日，王浩来访冯友兰，问及冯友兰哲学思想改变一事，冯友兰作诗赠王浩：“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25]10月5日，冯友兰陪同周恩来接见出国代表团。1973年4月22日，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波（DaleRiepe）致信冯友兰，请冯友兰撰写《亚洲现代哲学》中的《中国现代哲学》章。冯友兰致函哲学系并转北京大学校方，请示如何回复。7月24日，北京大学校方通知冯友兰，经请示国务院科教组外事组，冯友兰可以自行回复李波来信，冯友兰以工作繁忙为由婉拒。
1973年5～6月期间，冯友兰在北京参观，作《在北京参观访问》诗，曰：“带路红旗营翩翩，车如流水过长安。千年古树发奇花，再向神京认玉颜。”1973年8月中旬，谢静宜转达江青对冯友兰的问候，并要他写信致谢。冯友兰认为江青系代表毛泽东、党中央为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遂给江青写信，对毛主席、党中央表示感谢。信交北京大学校党委。[26]1973年10月5日晚，谢静宜、王连龙看望冯友兰。12日，杨荣国在北京大学作《批判孔子反动思想》的演讲，之后访问冯友兰。中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大批判组”，调冯友兰做顾问。据冯友兰回忆，北京大学党委政工组要他去清华大学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还给冯友兰看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说看完后江青还要找他谈。但江青后来并未找他。时北京大学党委政工组干部宋柏年对冯友兰说，他不必天天来，做个顾问即可。冯友兰认为自己只是挂名，不一定做实际工作，帮助查一些典故、推敲古书意义。他参加过一些批判稿子的讨论，帮助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27]冯友兰在晚年反思这件事时说，自己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下，暂时走上了批孔批尊孔的道路。当时还辨别不清这是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也就是诚和伪的区别。1974年所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于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28]
1973年10月30日，冯友兰随大批判组到天津参观工农业建设成就，听车站工人讲儒法斗争，大队支书讲阶级斗争、实践第一，批“克己复礼”等。11月，冯友兰写成《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4期。前者是在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和保护孔家店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一直是保护孔家店的，解放前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解放后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自己对于孔子的认识，现在对于孔子的批判也是对自己过去保护孔家店思想的批判。自己提出“抽象继承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相对抗，这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文革”中自己虽然对抽象继承法有所批评，但都是表面的，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过程中，用的还是抽象继承法。孔子的“德”是有阶级性的，德治不过是麻醉和欺骗劳动人民，不让他们反抗，是“牧师”的一手；仁是君子之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君子协定；“爱人”并不是爱一切人，只是爱一小撮奴隶主阶级，而给劳动人民一点小恩小惠，以便于统治。冯友兰引列宁所引的费尔巴哈“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的话指出，[29]所谓“普遍性的形式”、“人的发现”都是神化孔子，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冯友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中国哲学史领域也正经历着一场新的革命，自己“决心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已出版的部分，完成未写出的部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一点力量”。[30]
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冯友兰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两篇文章。12月3日和4日，《光明日报》分两天转载了冯友兰这两篇文章。在转载前一篇文章时加编者按说，冯友兰“在批判孔子反动思想的同时，也对他自己过去的尊孔思想，以及他宣扬的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有所批判。这是一个进步，值得欢迎。……深入开展批孔斗争，批判尊儒反法的观点，是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批林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长期任务。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进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取得的，也是在积极参加批孔斗争中取得的。我们欢迎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过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积极投入当前的批判斗争，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教育，积极投入当前的批判斗争，在斗争中提高路线觉悟，改造世界观，努力跟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4日，《北京日报》转载冯友兰的两篇文章，并原样转载了《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关于编者按，冯友兰在1975年9月出版的《论孔丘》前言一书中说：
1973年12月3日《光明日报》转载了我那两篇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这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进一步的体现。我极为感动。《编者按》虽然短，但是语重心长，其中好像有千言万语，句句都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苦口婆心。《编者按》的第一段是对于我的鼓励……《编者按》的第二段讲批林批孔的意义。我觉得，这是党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任务。《编者按》的第三段勉励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继续前进。对于我说，这是一种鞭策。《编者按》的话并不是专对我一个人说的。这是党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关怀。当时我作了一首诗。诗说：“怪道春来花满枝，满园烂漫贺芳时。含苞才露嫩红色，便有东风着意吹。”这个东风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制订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光明日报》转载了我的那两篇文章后，我收到很多群众来信，有工人的，有农民的，有解放军的，有知识分子的。其中有一封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中说：“……教授这样大年纪的人，能够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给孔丘一个回马枪。这很叫人敬佩。……祝教授健康。祝您为我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回他信说：“你的信，议论风发，意气豪迈。从你的信中，我看到了革命青年战天斗地壮志凌云的伟大气概。我向你学习。”[31]
12月8日，冯友兰的《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于我的教育》在《人民日报》发表。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1973年批林转向批孔，批孔就要批尊孔。自己担心又与群众对立，成为众矢之的。感到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就写了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受到欢迎，《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要去，发表了；《光明日报》的转载，没有征求冯友兰或《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意见。《北京日报》为了避免与《光明日报》重复，要冯将两篇文章并成一篇发表；但据上边说不行，必须照《光明日报》的原样发表，不能变动。《光明日报》转载的背景是，谢静宜在一次会议上汇报北京大学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提到冯友兰的两篇文章。毛泽东要看，谢静宜从家中取来。毛泽东当场看了，并作了一些文字和标点符号的改动，就发表了。文章是不是毛泽东让发表，编者按是不是毛泽东所加，都不清楚。[32]不过，按语中“这是一个进步，值得欢迎”和毛泽东1949年复函冯友兰时所说的“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语气十分相似。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铺开，北京大学哲学系组织部分师生到社会上办“儒法斗争”学习班；留下的部分师生编写书籍，如《论语批注》、[33]《读一点法家著作》（1～4册）、[34]《法家著作名词解释》、[35]《孔孟之道名词简释》、[36]《孙子兵法新注》。[37]4日，唐晓文《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刊登于《人民日报》。[38]18日，江青主持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印发全国。24日和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会议。周恩来讲话提到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中有冯友兰的文章，规定的批判材料中有冯友兰的言论。迟群讲话提到毛泽东关心冯友兰的进步，冯友兰的文章一发表，就用放大镜仔细看。30日，冯友兰出席大批判组批林批孔座谈会，作题为“‘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的发言。31日，迟群、谢静宜代表江青送冯友兰线装本《鲁迅批孔言论辑录》，因为冯友兰卧室太冷，言要为其调整住房。
1月下旬某日，冯友兰出席《光明日报》编辑部召集的“批林批孔座谈会”并发言，题为“从个人的体会谈批林批孔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关系”。2月，冯友兰的发言刊登于《光明日报》。文章说，批林批孔运动使自己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思想和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走的是哪一条路线，现在该走哪一条路线，认识到尊孔的反动作用；“尊孔和批孔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斗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遵照毛主席屡次教导的，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39]3日，冯友兰的《克己复礼是复古路线的核心》刊登于《新北大》第36期。文谓孔子的复礼是复辟奴隶制；刘少奇、林彪的复礼是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己过去的研究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相配合，为当时的复古主义反动路线服务的。解放前是同蒋介石的尊孔相配合，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解放后是用修正主义方式为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现在要反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孔子为首的复古主义路线。2月20日，冯友兰的《从孔子的文艺观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和中庸之道》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文章认为，孔子提倡以礼乐刑政统治人民，其中的“乐”就是糖衣炮弹。孔子宣扬的保守主义，反对变革，特别反对暴力革命，复古主义提倡的是奴隶哲学，中庸之道是维持现状，缓和阶级矛盾，阻止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
有关方面对冯友兰批孔表示满意。1973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调许抗生做冯友兰的助手。1974年2月4日，北京大学为冯友兰恢复北大分机电话。此系“落实政策”之一。“文革”前冯友兰自费安装的外线电话尚未恢复。1974年3月，冯友兰致信高亨，讨论少正卯问题。1974年6月12日晚，冯友兰接“两校大批判组”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批林批孔会议。到会的有江青、王洪文、叶剑英等。江青跟与会者一一握手，与冯友兰握手时说想去看他，“因为穷忙，没有去”。会议由江青主持。王洪文发言，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后进入漫谈。江青发言最多，大意是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周亚夫打七国战争，也是儒法斗争。漫谈结束后，江青请叶剑英作总结。叶剑英讲，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冯友兰认为，这次会议是江青代表党中央布置评法批儒的任务；江青的讲话，也可能是毛主席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示。据其他与会者说，这次会议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外，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40]6月17日，冯友兰到天津参加铁路工人批孔大会，因发急病住院，未参加活动。住院期间，冯友兰写成《咏史》二十五首的一部分，发表于《光明日报》。内中有“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英雄”一句，在后来批判“四人帮”时被认为是歌颂江青，为江青作女皇张目。冯友兰辩解自己是从批儒的角度写的，因为武则天打破了儒家的三纲五伦，是最反儒的。冯友兰的《柳宗元与唐代的儒法斗争》刊登于《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6期（后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论法家和儒家的斗争》、云南人民出版社《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文章认为，“历史上凡是政治上保守的反动势力，总是抬出孔丘，鼓吹儒家学说，宣扬保守、倒退的复古主义。凡属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力量，总是尊崇法家的思想，继承法家精神，反对复古、倒退，主张进步变革”。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唐柳宗元、刘禹锡反对韩愈、李翱的斗争就是这种路线斗争的反映。此文显系对江青讲话的发挥。
7月上旬，冯友兰到前门饭店出席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赠与会者线装李贽《四书评》一部。冯友兰因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只参加了一些大会，作了七首诗，成为后来《咏史》二十五首的一部分。会议结束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来接见，江青讲话最多，说：“可以在报刊上另开一个专栏，发表对于评法批儒的不同意见的文章。”[41]1974年6月，《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开始设立“法家人物介绍”专栏。9月14日，冯友兰《咏史》二十五首在《光明日报》发表。冯友兰序云，受天津宝坻县小靳庄贫下中农批林批孔诗歌的启发，借助中国古代咏史的传统题目，“写几首诗参加批林批孔的战斗”。22日，金岳霖致信冯友兰，称赞《咏史》二十五首。29日，冯友兰的《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刊登于《光明日报》。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二十五年中，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一支新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在形成。”冯友兰在文中赋诗向国庆献礼：“故国四千载，新邦廿五年，花开千古树，异彩耀今天。友盈三世界，义反两霸权。批林批孔后，飞骑更着鞭。”11月，冯友兰继续在天津、北京等地参观。12月初，冯友兰作《灵龟寿并序》：“曹操灵龟寿辞意慷慨，然犹有凄凉之感。反其意而用之。‘灵龟飞蛇感逝川，雄豪犹自意凄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冯友兰作79岁自寿诗：“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尚未及半数，不为晚着鞭。尊儒风未息，批孔战方酣。愿奋一枝笔，奔走在马前。”[42]
1974年2月在政协批林批孔会议上，梁漱溟坚持批林不批孔，认为林彪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江青在会上斥责梁漱溟批林不批孔的态度，说：“梁漱溟何许人也！”22日，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示自己的看法，在政协会上作了两天半的长篇发言，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分为十个子目：一，一个分析贯彻全文；二，从物理情理之不同谈到西洋人和中国人之不同；三，今天中国人好讲情理是渊源自古的；四，革命从身出发抑或从心出发有所不同；五，革命从心出发是中国革命的特色；六，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情谊；七，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八，西洋所长吾人所短，长短互见、各有得失；九，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上）；十，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下）。[43]此后，政协在批林批孔之外，又有了“批梁”运动。在3月至9月的几个月中，全国政协不断开会批林批孔，最后落脚到“批梁”上，持续了七个多月。9月19日至22日，全国政协召开小组联席批林批孔会议。23日小组会议座谈联席会议的感想。小组召集人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梁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后来总结说：“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44]
12月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小组整党。金岳霖参加斗私批修。31日，金岳霖恢复党组织生活。
1975年1月1日，冯友兰的《续咏史五首》（并序）在《光明日报》发表。序云：批林批孔运动解放了人的思想，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通过在天津和北京的参观访问提高了认识，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又写了几首诗作为补充。香港《大公报》同日刊登此五首诗，题为“续咏史五首”。10日至11日，冯友兰出席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3日至17日，冯友兰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2月4日，冯友兰的《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在《光明日报》发表。文谓：两篇批孔文章发表后，收到许多热情洋溢的群众来信，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励。这说明，我和工农革命群众走到一条路上了。……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我写了《咏史二十五首》，其中最后一首说‘我原是一尊儒者，喜随工农步后尘。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归根结底，这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随着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普及深入地开展，我这‘喜随工农步后尘’的心情体会越来越深。在一九七四年初冬我又按捺不住这种兴奋的心情，又作了一首诗，题为‘言志’：‘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尚未及半数，不为晚着鞭。尊儒风未息，批孔战方酣。愿奋一枝笔，奔走在马前。’……我要用我的一支笔，参加战斗，跟随工农主力军做一个马前卒，效一点奔走之劳。”[45]28日，冯友兰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在京台胞纪念“二·二八起义”28周年会议，并发言说：“讲一点我个人在一年来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的收获以及广大群众对我的鼓励，以驳斥蒋介石反动集团对于批林批孔运动的诬蔑以及对我个人的一些攻击。”3月25日，冯友兰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柴泽民为欢迎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4月，日本文化代表团团长吉川幸次郎访问冯友兰并赠诗，冯友兰回赠诗三首。
杨荣国也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他讲述了这一运动对自己改造世界观的意义。他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工作者应当主动向工农兵学习，在战斗中锻炼、改造和提高自己。“学术思想工作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孔孟之道对中国有几千年的影响，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学术工作中充满着儒家反动思想和尊儒反法的思潮。所以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非得砸碎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不可。批判孔孟之道，还必须结合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深入认识孔孟之道对于社会主义的危害，这样才能领会批林批孔的伟大意义，“而不会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问题”。[46]杨荣国提出，要“以批林批孔运动为中心带动科研、教学方面的工作，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体系的改革”，[47]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刻地批判天命论、先验论以及中庸之道，对于改造世界观有很大的帮助；要同孔孟之道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坚持斗争哲学，绝不能调和。“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服从真理，改正错误，跟上时代的步伐。”[48]同年，冯友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赞》一首：“除旧布新战正酣，战天斗地战人间。斗争武器无穷数，都在韶山书四编。”
1973年11月12日，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军宣传队传达上级领导指示，学部停止一切业务、外事活动，解散学部业务组。1975年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班排建制，恢复“文革”前的业务组。8月，国务院14号文件通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开展业务工作。
1976年1月10日，冯友兰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5日，冯友兰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回家后写成《遵照总理的指引和教导，继续前进》。6月6日，冯友兰《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颂”征文发表于《北京日报》。文章说：“正是在文革中，我学到了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观方面有所改造，在哲学业务上也有所提高。”冯友兰批林批孔，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不少人来信鼓励他，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载，冯友兰共收到工农兵各界人士此类信件达数百封。杭州郊区转塘公社狮子大队社员秦万里致信冯友兰，称赞《论孔丘》。黄光华致信冯友兰，称赞《论孔丘》，谓：“对主席英明的领导，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与你有同感。”[49]8月3日，解放军84801部队刘易风致信冯友兰，说：“我感到你不仅在思想战线上立了大功，而且更重要的是起到了一个无产阶级教授应起的作用。这就是说，你可以而且已经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教授。我相信，你一定会像鲁迅先生那样，生命不息，冲锋不止。”[50]8月4日，江青到防震棚看望冯友兰，周培源、魏建功、迟群同行；不少青年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走后，北京大学党委要冯友兰写感想。冯友兰推至次日，写了两首诗：“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冯友兰认为，江青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的。[51]其二：“四世同堂不寻常，况又同谢党中央。愚公当日移山业，也是全家战太行。”[52]8日，冯友兰的《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作为“文化大革命赞”发表于《光明日报》。该文系奉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之命而写，内容与《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大致相同，文末谓“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强大的武器，是中国人民的传家之宝。我又写了一首诗：革命洪炉火正红，烧除旧事布新风。斗争武器无穷数，都在韶山四卷中”。
9月9日，毛泽东去世。冯友兰赋诗一首：“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存宏文在，灿烂照征尘。”晚10时许，北京大学党委要冯友兰写文章悼念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明天要。冯友兰赶写出《长怀化雨恩》。11日，冯友兰上午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遗容。13日，冯友兰到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守灵；16日，再次到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守灵。17日，冯友兰《长怀化雨恩》刊登于《人民日报》。文谓“毛泽东思想哺育一代新人，也使许多旧人变成新人”，“二十七年来，毛主席常常关心我的思想改造和哲学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教育，我才比较虚心地接受了群众的批判和帮助，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改造的真正意义。我认识到，批孔和尊孔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世界观问题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种认识，正是毛主席对我屡次教导的结果”。[53]18日下午，冯友兰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赋诗一首：“纪念碑前花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54]28日，冯友兰的《再记化雨恩》发表于《光明日报》，谓“毛主席从来对于我的思想改造的每一进步，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每一进展，都极为关心，并给我以热情的鼓励”，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思想，努力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