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稍早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意义是给哲学史和思想史进行具体的定位，推进研究的深入。李锦全回顾道，中国学术界对于哲学史和思想史一直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梁启超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1937年吕振羽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也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来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编著了《中国思想通史》。后几部著作是针对胡适、冯友兰的，但都叫“思想史”，可见哲学史和思想史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侯外庐1963年出版了《中国哲学简史》（上、下册），1980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思想史纲》，其下册是以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为基础重新编写的。李锦全说自己1962年曾经与其他同志合写过《简明中国思想史》，到1973年修订时改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同一部书，可以叫“中国哲学简史”，也可以叫“中国思想史纲”，可见过去学术界对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使用，并无严格的标准。李锦全指出，“思想史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认识发展史。哲学史则主要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用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哲学史是各个历史时期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前者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后者则是理论思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162]如要研究先秦思想史，就要认识当时社会矛盾的思想及变化，研究各个学派的分合和思潮起伏的历史进程；而要研究先秦哲学史，则需要突出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把围绕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作为论述的重点，并要通过分析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哲学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总结出人类哲学认识史的逻辑”。[163]如先秦哲学运动的逻辑起点是“天命神权”。随着奴隶制的崩溃，上帝的权威失坠了，人们对天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前期儒家和墨家保留着天有意志这一面，如孔子讲“畏天命”，墨子讲“天志”，但孔子有时离天讲命，有时又知其不可而为之，墨子也有非命尚力的思想。这些都表现了天与人的矛盾。道家在天地鬼神之上提出了“道”的范畴。“道法自然”可导致唯物主义，也可导致唯心主义；天道自然无为，导致了宿命论。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庄子讲人可以与道同体，从天人合一中解决天与人的矛盾。“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孟、庄通过扩充人的主观精神来建立个人的精神自由王国，虽然没有解决天与人的矛盾，毕竟向前了一步。战国末年，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韩非把道解释为万物之所以然的道理。荀、韩达到了认识必然的自由。从殷周天命神权论到战国天命可制论的演变，从重民轻神到天道与人道分离，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孔墨老各家围绕天人关系在认识史上深化了一步，但各以其片面性而陷入谬误。孟、庄企图用主观来吞没客观，以解决天与人的矛盾，虽然陷入了唯心主义，却构成哲学认识的必要环节。到荀况则在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扬弃了孟、庄，而向‘天人相分’论复归，从而标志着这一时期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164]李锦全认为，思想史和哲学史还有一个区别是研究同一个哲学家时侧重点不同。如对于王充，从哲学史的角度，应着重写他的元气论对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发展。他从自然论走向命定论，表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通向问题，其理论思维教训值得总结。从思想史的角度写王充，则主要突出其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庶族，对当局不满，又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由此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批判天人感应等理论，另一方面对命又感到无能为力。因此，王充怎样认识和处理汉代的社会矛盾，他的处理对社会和后世历史会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是思想史研究的任务。
汤一介指出，哲学史是认识史，所研究的内容应该是人类认识在历史上的发展规律，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揭示哲学概念、范畴、命题的提出、丰富和发展的历史；思想史则是在哲学史的基础上揭示人们关于真善美问题的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165]如对于朱熹，哲学史可以探讨他的理本论、知行并进说、格物致知说，思想史则可以包括他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思想史可以把过去所谓“国学”、“经学”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文、史、哲（包括经学）的各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史也可以称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张岂之认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思想史应包括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等内容，但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总合，而是着眼于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更着重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着重社会思潮史、思想源流的演变的研究。思想史属于历史，更具有史的特点；哲学史着重于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史更着重于“包括人类思想意识的各方面的内容，包括一般规律的认识史，也包括对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认识史。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不是从个别方面，而是从社会思想的整体方面去揭示每个个别的思想体系，探究它们的整个发展过程”。[166]周继旨认为，应“纯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内容，把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排除出去，这是提高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性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纯化”的关键是从“时代精神”中提炼出精华，整理出精华的来龙去脉，从中总结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教条主义的“纯化”是使中国哲学史脱离了时代精神，用干巴巴的几条“筋”来编织中国哲学史，这必然造成中国哲学史色彩单一、内容枯燥、形式死板、“贫乏化”；真正的纯化应该是丰富化。中国哲学史范围的“泛化”表现为把“时代精神”在各种意识形态中的表现不加提炼地和盘端出，这样的研究不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能发人深思，所以也不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丰富化。关于如何从时代精神中提炼出精华，周继旨主张研究者自己探索，百家争鸣，不能强加于人。[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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