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关于哲学遗产何以可以继承，张岱年提出了古今思想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命题的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两个论据。关于思想的连续性与差异性，张岱年指出，哲学范畴或重要命题都是对当时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包括许多事例，反映了“一定的客观规律或普遍联系”。随着时代的改变，原来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可能过时了；但是，对命题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或普遍联系，应该加以肯定和继承。对于规律或联系，我们的理解可能与古代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表明了“古今思想，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188]

关于命题的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前文已论及。张岱年指出，思想家提出的命题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知识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前者是命题的特殊意义，后者是其普遍意义。“时代前进了，人们所观察的范围改变了或扩大了，新的事例代替了旧的事例；但那一客观规律仍然是客观规律。”它既表现于古代的例证中，也表现于现代的例证中，“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哲学的概念范畴，在历史的发展中，都有一个意义扩充或转化的演变过程。……由于古人所提出的概念范畴都有其时代的特定意义而拒绝接受历史遗产，也是不对的。”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揭示了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联系，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都反映了一定的普遍规律。其所包含的时代内容随时代的演变而逐渐转易，其所反映的普遍规律却越来越更加显著。这些命题蕴涵着深刻的智慧，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迪”。不仅如此，“许多比较浅近的思想，古今之间，也有类似的继承关系”。例如现在的“用人唯贤”的“贤”虽然和古代的“贤”意义大不相同，但不能说“用人唯贤”“是今日所独创，没有历史经验的根据。古代所谓‘贤’与今日所谓‘贤’仍有共同之点”。又如，现在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与“其人”，和原来都不相同了，所用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又可以说是同一个“道”。“似乎也可以说，‘还治其人之身’的‘道’与‘其人之道’，具体内容是不同的，而抽象原则是相同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包含了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也包含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张岱年指出，真理具有具体性和普遍性。正确地表述了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规律。所以，“分析以往的哲学遗产，要注意真理的具体性与普遍性的问题，注意相对真理的适用范围及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189]关于批判地继承的基本原则，张岱年仍肯定“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提法。在他那里，精华是对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具体言之，是科学性和民主性，反之就是糟粕。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片断见解、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精神境界说等，都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张岱年在此提出精神境界说是一个新内容，超出了其他学者论述遗产继承的范围。他指出，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第二，“中国古代哲学又有辩证思维的传统”，辩证思维是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第三，“中国古代的卓越思想家，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方法的许多见解，虽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也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例如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乐观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积极态度；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救世精神；宋钘‘界万物以别宥为始’的客观方法；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风格；荀子的‘虚一而静’的解蔽方法，在历史上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凝结着深邃的智慧，都是宝贵的哲学遗产，是值得我们虚心体会的”。第四，《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先富后教的言论、孟子亦以“制民之产”为道德教育的先决条件等关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理解都是正确的，值得深入发掘。这是对“文革”前关于中国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明确说明。张岱年认为，在政治思想中，春秋时代即已出现了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的名言，贾谊的“自古以来，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的论断，仍能启发人们的深刻思考。宋元之际，邓牧著《君道》、《吏道》；明清之际，黄宗羲写《原君》、《原臣》，对于专制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民贵思想，对近代民主革命起了促进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关于先秦“人”的概念的内涵，张岱年经过考证指出，先秦“‘人’也包括奴隶，‘民’也包括奴隶主贵族，不能认为‘民’专指奴隶阶级，‘人’专指奴隶主阶级。应该承认，人是泛称，民也属于人的范围”。^[190]这也是对“文革”前关于“人”、“民”争论的一个总结。

张岱年的哲学史方法论观点，反映了持中公允的实事求是态度。他对于阶级分析、理论分析、哲学遗产的继承、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诸问题的分析，针对性很强，可以说是对“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哲学史研究方法论问题的系统反思。他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命题的普遍意义、人生的精神境界、民本主义思想的认识，都突破了“文革”期间的极“左”逻辑，对于推进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具有积极意义。张岱年探讨哲学史方法论善于从哲学史史料出发，这是他的特点。遗憾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目的史观的局限性；在论述公共利益部分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特点；关于遗产继承问题方面没有突破“遗产”的概念，把中国哲学作为有生命力的思想对待；没有进一步反思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审视中国哲学史的限度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