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提出，是对《河殇》的反思；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个题目脱离了出发点的限制性，深入到了对文化本身的研究。[14]
方立天认为，民族精神有狭、广两方面的含义。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积极、进步、精粹的方面、部分”，广义的民族精神则是表现于民族文化中的共同心理，反映一个民族精神的整体风貌。民族精神应具有普遍性、持久性、支配性，能维护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前进，具备这些条件，才可以被称为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等方面。在学习国外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精神还应在加强自主意识、提高凝聚力，增强创新意识方面得到提升。[15]刘文英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固有的历史传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活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价值目标、价值实现的方式与道路”。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造就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哲学传统又提高了中华民族精神。如“仁”原是少数民族的一种礼仪，被周族吸收成为一个德目，又经过孔子的概括和规定，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范畴。“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常被概括为中华民族精神。这两条本来表达的是个人的道德完善，后来扩展到全民族。自强不息不仅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包含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力、自主和强国精神等。厚德载物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扩展到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和天人和谐是最高的善。[16]臧宏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以人文精神为前提，以道德理想为中心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17]关于民族精神，李宗桂提出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尚义的高尚情怀”、“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等内容。[18]关于民族凝聚力，李宗桂认为，主要表现为：首先是“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夷夏之辨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种族和地域为标准；文化中国的理想也表现为对个体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重视。其次是“历久弥坚的大一统观念”。复次是“兼容天下的广阔胸襟”。最后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关于优秀文化和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李宗桂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互为条件，相济相承，共同发展。许苏民探讨了民族精神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民族精神的研究应该做到，第一，“以认识人类精神的普同性为前提”。所谓普同性，即人类的一般本性，追求真、善、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最终达到化解一切矛盾的和谐的无差别境界。[19]追求天人合一、情理和谐、大同理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爱国主义，都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精神的因素。第二，“研究民族精神的特殊性也不能脱离人类精神发展的时代性”。一个社会的发展处于世界历史总的逻辑进程的什么阶段，民族精神的发展也就处于什么阶段。与农业社会组织相适应，儒家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化解矛盾对立，取消斗争。第三，要注意思想的阶级性之外的“普遍性的形式”。儒家学说正因为反映了一些下层人民的要求，所以才具有代表全民普遍利益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第四，还应从社会基本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内在矛盾审视思潮演变和民族精神的演化的关系。民族精神“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包含内在矛盾，有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因素与消极的、落后的、保守的因素彼此消长的运动。汉唐气概是民族精神中处于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宋以后则是消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第五，以上属于民族精神的波澜起伏，其下还蕴蓄着极大的生命潜流，这就是民族精神能够于衰落中振起的源泉。这一源泉潜藏于下层民众的生活实践之中，是研究民族精神需要注意的。第六，要以“世界历史的眼光”看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使传统的民族社会现代化，同时也就是造就“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也就是“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越是世界化也就越是民族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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