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未能得到深入研究。80年代末，陈卫平曾撰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的合流。”^[87]90年代这个问题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三种观点：一是绝对对立说，否认两者可以融合；二是相互融合说，认为两者有一致之处，可以取长补短，相互结合和融合；三是对立统一说，主张既要看到两者的对立，不可混淆其质的不同，又不能不看到两者的联系，片面强调融合和结合。张岱年指出，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五四”运动，儒家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究竟应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张岱年指出：“儒家定为一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儒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未来新儒家不可能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可以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存在。”^[88]朱伯崑回顾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指出：“当时是把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注脚，用黑体大字引一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录，再引一段中国哲学的原文，结果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成了用中国哲学做注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失去了存在意义。”^[89]杨春贵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情“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哲学。因此，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90]

（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考察

许全兴指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提到了社会主义，那时人们还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影响。第二阶段是1919年到1937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与传统文化发生尖锐冲突”，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持简单否定态度，原因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有关，也与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有关，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1937年到1957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第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既冲突又融合”。毛泽东1938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号召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文化遗产。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传统文化提出了“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方针。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也明确肯定，对于革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位的，传统文化如孔子的思想等是第二位的，“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当时非马克思主义者张申府提出了把马克思、罗素和孔夫子三结合的观点，也很有影响。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是第四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再一次凸现，甚至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第五阶段是从文革结束到1995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更高基础上确立”。^[91]许全兴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中国化，不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也“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并使之成为中国民族新文化的灵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2]“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虚心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仅仅懂几条马克思主义的条文，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只有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又懂得中国现实的人，才能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3]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来源说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中国哲学根源，也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被翻译出版。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中国文化的源头，辩证法思想是由传教士传到西方，在德国得到发展，又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继承。作者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不少相同之处，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理解和坚持了辩证法实质。^[94]张允熠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如两者都主张辩证、唯物的宇宙观，都主张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标准等。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明显违背欧洲传统，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张允熠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法国启蒙运动和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复兴起了促进作用，16～18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哲学都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欧洲思想界吸收了中国思想，用“理性上帝”代替了“专制上帝”，摆脱“神学时代”，进入“哲学时代”。中国的实践理性和辩证法思想促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诞生，如，黑格尔吸收了阴阳相交的辩证观念，费尔巴哈称赞过孔子，法国社会主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重视中国的材料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背景”。^[95]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多次涉及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96]“这说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共同点’并不是我们才发现的，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97]

对于张允熠的观点，诸葛婴提出了质疑。他说，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是批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社会主义，就像谈论‘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那样抽象化而又‘超历史’。‘超历史’的观点，在这里披上了‘共同之点’的外衣变得具有迷惑力量。马克思哲学的一贯看法，就是要揭穿这种假象，还历史本来面目”。^[98]“‘共同点’并不意味着‘学脉渊承’，两者没有必然联系；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东西当作前提，只能是一个主观的预设。”^[99]张允熠认为，诸葛婴对马克思的理解“是扭着的”。马克思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概念，有深刻的文化背景。马克思的原话是肯定性的，并不存在诸葛婴所说的否定的含义；关于“共同点”与学脉渊承的关系，自己是从中西文化交流来说明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的，并不是单纯以“共同点”为出发点的。诸葛婴认为，研究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渊承关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张允熠认为，这一课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对于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不但可能，而且必要”。^[100]

江丹林、李存山都对张允熠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脉渊承”提出了不同意见。江丹林认为，张允熠的观点在逻辑推理上“存在重大局限”。他所引用来说明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和中国传统哲学有共同之点的话，马克思原意是指“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证明了辩证法的这一普遍原则”；他所引马克思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源于笛卡儿和洛克，马克思说“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这里的“后一派”指洛克、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人，“决不是指中国传统哲学”。^[101]江丹林认为，张允熠所引的西方学者，如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等人，对于中国哲学很难说有系统的研究，推不出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承”的结论。张允熠把英国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承，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问世前资本主义时代最优秀的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其理论前提不可能是作为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哲学，否则就是历史错位”，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有与中国哲学相通的地方，也不能证明两者之间有必然的渊承关系。李存山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源说”提出了质疑。针对《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了各民族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等论断，李存山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总结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也不能夸大。18世纪至20世纪，中国由于积贫积弱，在西方的形象每况愈下，没有一个欧洲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有可取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欧洲的“中国学”的背景。在18～19世纪的法国、德国，中国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被笼罩在中国是无神论还是自然神论的争论之下，对西方哲学发展所能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莱布尼兹对于《周易》的研究，“主要是神学和数学的，而《易传》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并没有进入莱氏的视界”。^[102]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虽在17、18世纪曾经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不足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103]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它不仅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的机制的研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讨论双方所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深入认识。此外涉及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德文，双方都没有从德文语境出发，中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又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翻两番”之后文本的准确性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成为争论焦点的那句话，在199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被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语气变成了推测，也没有“共同之点”，差别是很大的。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有没有影响，如有，表现在哪些方面，程度有多大，是否足以推动产生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不少欧洲哲学家有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用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在欧洲的影响的认识作为论据，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的欧洲中心论，在方法论上有缺陷，结论的客观性也有疑问。^[104]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异同与结合

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05]刘宏章指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似、相同之处有七点：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七个方面又可以归结为三类：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10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上有两个源头：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代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的“特色”，也就是“国情”。“国情”中很重要的内容是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合则两利，离则两伤”。^[107]葛荣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总是停留在批判上，而应“把着重点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转移到两者的结合上”。^[108]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是两者可以结合的基础，两者结合的内在契机或内在根据则是传统文化中仍有超时代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在今天仍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结合的动力则在于社会实践。“传统文化只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且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精神，才能补充其不完全性，纠正其错误，从而发展自己，达到‘推故而别致其新’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109]

李存山认为，以夷夏之辨的态度排斥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儒学没有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明确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是儒学的道德之‘体’转变为社会之‘用’的转型。只有这样，原来在儒学的道德之‘体’笼罩下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因素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变革，我们也才能够去分析儒家的道德中哪些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哪些是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仅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就是无可取代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