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探索也是20世纪90年代易学研究的重要特色。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的《周易》热中，不乏所谓“科学预测”的术士行径，不少学者对此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任继愈指出，必须“驳斥那些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江湖术士行径”；[150]反对“把《周易》扩大化、现代化，把现代的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指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百家争鸣，形成不同的流派”。朱伯崑强调，“《周易》文化的价值在学不在术”。[151]此外，王葆玹、[152]白奚、孙熙国、[153]王新春等人都对“周易热”中的“算卦热”进行了抨击。[154]
刘正认为，近十年易学研究的方法大体分为古典派和现代派两种，古典派的方法为象数、义理和训诂考据。但是，象数易不是《周易》发生学的首要问题，不能用两汉象数易学思想和观点去检查《周易》的起源及其原始思想这一《周易》前史问题，如互体至多只能说明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就有的解卦方法，但无确凿证据表明是《易》作者的方法。义理派也有此类问题，如《荀子·大略》说咸卦夫妇之道，这只是荀子的解释。义理派的许多阐发，并不符合古代思维发展的规律，实际上是以今释古。训诂易学时常“用文字训诂和翻译来代替对经文哲学思想的分析”。象数、义理都是用《周易》的本史说明其前史，陈旧乏力。现代派的研究方法有科学派、马列派、考古派，科学易与其说是研究易学，不如说是用现代科技解释周易，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根本上是错误的。《周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同的。高亨用事物的矛盾对立和运动变化解释六十四卦的创造和运用，其实是“硬将《易经》的产生归结为作者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属不当”。[155]李申打破象数和义理的区别，认为这两派其实是“发挥派”和“本义派”。易本“卜筮之书”，《易传》出现之后完成了自身的转换，成为“用天道、人道，即自然的和社会伦理的法则给人指导”的书，于是研究这些法则便是后世易学家们的主要事业。“所谓发挥，就是讲述他们所发现的法则。”[156]但是，过度发挥也会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忧虑，这样就会产生本义派。朱熹易学的最大功绩是他看到易本“卜筮之书”，“古人占不待辞”，孔子易非文王易，文王易非伏羲易。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从郭沫若以来，现代易学基本上是本义派。李申认为，“《周易》热”中出现的主要是发挥派，其特点有三：“一是把古代发挥派所发挥的、原本不是《周易》的东西说成是《周易》的内容；二是对《周易》及古代易学成果作自由度很大的诠释；三是依据这种诠释说，《周易》已包含了现代社会才发展出来的某些知识原则。三者合一，就是不适当地抬高了《周易》的地位。”[157]和刘正一样，李申认为，要从《周易》中引申出微观、高速的领域的规律，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周易》的价值在于“不仅表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且表明了这些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发展”。
对于李申的观点，王新春认为，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易学，不可能完全重现易学的原貌，所有研究都可以说是“发挥派”。这也是历代易学“以述为作”的诠释学特点所在。与其审视哪一种解释说明了易学的本义，不如超出这一层基础的层面，从诠释学的角度审视其诠释与阐衍的思想史、哲学史的价值与意义。看其新意何在，哲学贡献是什么，从而给以合理的历史定位。没有这一视野，很难研究好易学。[158]总体言之，20世纪90年代《周易》研究，一方面呈现出多彩的局面，另一方面，还缺乏得到学界公认的方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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