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期东西方人本思想比较

程得中

轴心时期（the Axial Period）是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在北纬30°，就是北纬25°至35°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人类至今赖以自我认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1]笔者认为，轴心期传统最为可贵的便是人文精神。这一时期在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以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为特点的人本思想。

一、东西方人本思想的产生及内涵

东方人本思想首先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学思想。仁最初是指某个民族的日常的礼节，表示两个人打招呼的行为，是一种谦让的举止。孔子借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人性说。孔子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只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不同。这表明孔子承认人生来差别不大，接近平等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要想使人得到发展必须通过教育，个人必须“好学”。孔子讲要“好学不厌”，以追求人生至道。孔子的人性说启示我们，对每个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每个人的成功机会接近于均等，个人成功与否更主要的在于个人努力的程度，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其次，孔子非常重视人的生命权。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人而不问马，明显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畜类或财产等物质。另外，孔子反对殉葬制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孔子是痛恨用陶俑来为死人殉葬的，更不要说用活人来殉葬了。

再次，孔子针对当时社会迷信鬼神的现状，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主义态度，强调“人事”重于“事鬼”。《论语》中记载孔子不讲乱、力、怪、神，当季路问孔子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孔子那里，“事人”在先，“事鬼”在后，即“人事”是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把人置于鬼神之上，把“事人”置于“事鬼”之上，这一思想非常宝贵，可以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古代中国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存在，而不是如西方社会那样，形成了一种宗教文化统治下的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

孔子仁学的中心内容是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的，即所谓“成人”之道。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的最高目标。孔子把“仁”的内涵定义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这里孔子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主张人与人要互相尊重和友爱，把别人的成功与否视为与己相关的事，从“泛爱众”推出仁君要行仁政，提出仁君爱民的思想，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实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上面，从而达到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人格理想。

西方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学派，他们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这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主张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一反传统的神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把人变成主宰万物的力量，是人从自然界、动物界分离出来这一实际的理论反思，具有明显的强调人的能动性的色彩^[2]：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强求一律。

与智者学派同时代的苏格拉底更重视人的伦理道德，追求人生真谛。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们主要是在认知领域确立了理性精神，即试图通过逻辑推理的理性认知，从芜杂的自然现象中寻找宇宙万物的普遍本原。而苏格拉底开始了从自然哲学向人本哲学的转型，试图把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并且因此依据理性精神深入地探讨了有关人、社会和伦理的各种问题。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又可以说是探讨善和至善的伦理学。他同意智者们提出的“哲学应当是人学”的观念，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认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美德即知识”；善是人的内在灵魂，人之所以作恶是出于无知，教育可以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

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类追求的应是正义与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自然界最高的，提倡公民的权利。

二、道德观比较

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思想家都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将道德看做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孔子对人的道德提出了许多主张，如：“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孔子把“智”、“仁”、“勇”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认为这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孔子把“礼崩乐坏”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所以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的学说，“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的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

苏格拉底认为，要治理好城邦政治，就要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所谓“美德即智慧”。可以说，善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理性之中，是道德生活的最高目标。同时，他非常重视知识的作用，“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道德和知识是融合在一起的，真正拥有“善”的知识的人才是道德善的人。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两者都看到了人的美德与智慧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教化人民，改善人的灵魂，但侧重点不同。孔子把恢复理想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心理之上，把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转化为人心的内在自觉要求，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苏格拉底将人的道德本性直接建立在认知本性上，从知识角度解释道德，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精神。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比较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周易》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肯定了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易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精神，如“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周易·彖传》），强调人要认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也就是要向大自然学习，不断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范围天地之”（《周易·文言》），强调人必须有节制，适度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儒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合而为一，讲究天人合一，但儒家在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则注重将社会和人文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缺乏理性精神，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探究。

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希腊人看待自然时，不同于神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是以幻想和想象的方式，而是以理性认识的方式看待自然。他们试图以自然的东西说明自然，这就形成了希腊哲学的早期形态，即本原和生成演变过程。这种理性精神容易使古希腊思想家对自然与人的探索采用不同的方式，所以，在其人文主义精神中充满理性和激情，理性是认知世界、发明技术、探索宇宙自然奥秘的力量；激情是追求浪漫、寻找快乐、欣赏美感的动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在对自然的研究中讲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方法，体现了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了解未知的人文精神。但理性至上，甚至将知识凌驾于道德之上，这种片面性被后世继承，便产生了“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忽视自然规律、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哲学，使西方的工业革命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掠夺和破坏上。

四、人与社会关系的比较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强调“社会”的人。儒家思想认为每一个人应该担当好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理应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提倡人伦价值。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地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父慈子孝”，这些都从根本上确立了每个个体当好自己的角色的必要。在这里本没有因为等级而产生的对立，反而排除了地位优势对弱者的侵害，规定了个体的理性次序。

客观存在的等级在孔子看来是具有相应的特有的内涵要求的，是一种相应的道德规范，而并没有相互间的对立和诋毁，所以孔子的等级观念是理性的，这就要求处于各种等级的人要有相应的道德标准，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越权，不能以自己的优势去干坏事，否则，就要被批评、被骂。如孔子批评卫灵公“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骂鲁国大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抨击殉葬制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这些都是对于位高权重的人缺德、越权、不尽本分、利用自身优势感去损害公利的行为的无情鞭挞。

所以，在等级的规定下，不同人的社会分工和角色分配更严格了，从而就有了社会的次序，这就是孔子倡导的“礼”，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规矩、法制，所以孔子的等级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孔子指出了等级的客观存在，是对社会现实的尊重，他针对相应的等级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具有可操作性，孔子在当时就有“弟子三千，贤七十二”，师生之间平等讨论，相互协商，关系亲如父子，成为后世师生之间关系的典范。这里我们感觉不到因为有等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对立，而是一片和谐，此皆因“在其位而谋其政”。

因此，孔子倡导的各安本分、各司其职的等级秩序，对于维护农业国家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倡导的等级秩序被后人曲解利用，也成为专制主义的滥觞。

古希腊思想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则特别强调“个体”的人，强调人的平等。智者学派中的激进派反对城邦中存在的明显的阶级区分和不平等现象，要求在城邦内实现教育、财产、种族方面的人人平等。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他们的言论思辨往往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否定权威，敢于创新。斯多亚学派则认为人人生来都具有理性、人人生而平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西方人文主义核心理论，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启示与意义

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整体重于个人等内容都具有合理性，重新阐释这些内容必然会对当今人类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西方人本思想中的尊重科学、理性和个人权利等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对东方文化有借鉴意义。

同时，两种文化又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因此在借鉴学习时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儒家人本思想过分注重整体的稳定，忽视个人的合理欲望要求，这一缺点被后世继承并扩大，由此造成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长期徘徊在封建农耕经济下的低水平，民生质量低水平发展，最终造成近代以来落后的历史现实。与此相对，西方人本思想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造成今天环境危机、能源枯竭，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过分强调人的各种欲望和要求，造成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本性泛滥，使社会混乱，道德下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安和惶恐。

综上所述，东西方两种文化各有利弊，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正如李约瑟在他的论文《中国人对科学人文主义的贡献》中谈到中西文明的融合时说：“想来没有比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的。依我的感觉，我们愈是研究它们的两方面，愈觉得它们家由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作的两张不同的交响乐，其主调本是一样的。”

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是东西两大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价值观，都对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尤其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发展成为一种态势，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东方文化对于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升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发展之需和化解全球化时代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既应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中具有现代性的人权、理性、平等精神，又要发扬儒学之精华，并使之提升到现代化的高度，成为适应现代社会、促进民族精神凝聚力和民族文化竞争力的先进文化。

【注释】

[1]［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苗力田：《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