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主导思想的差异与儒学的关系

王　义

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是形式上的，那是政治斗争的必然选择。其实，国民党与共产党虽然都是现代化的政党，但其拥有的理念和领袖的作风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从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继承两方面来看，国共两党的政治哲学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一、国民党的政治哲学与儒学的关系

国民党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三民主义以及戴季陶、胡汉民、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分别形成了戴季陶的“民生三民主义”、胡汉民的“连环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较其他主义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前，“力行哲学”的影响是最大的。本文只以“力行哲学”为例来说明国民党与儒学的联系。

（一）力行哲学的渊源

力行哲学是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本着“心理建设”的教化而发起的。蒋介石一向认为哲学是宇宙的大经大法，一旦有深刻的哲学，自然可以振奋国民党的精神，整肃统治集团的力量，同时也可以统一全体国民的心。他说：“革命不是随便冲动的事，一定要有革命哲学做基础。革命哲学的基础也不是随便看几本书，研究几天便可以得到的，一定要经过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才可以构成一个中心思想。”^[1]可见蒋介石对哲学的重视。那么，他必须建构一种“慎思、明辨、笃行”的哲学。他在少年时便深有感悟的儒学必然成为其哲学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儒学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外敌入侵时可以树立民族主义的大旗；另一方面，蒋介石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大成就是得益于“阳明心学”。他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中这样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习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传统，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哲学。”^[2]因此，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不论是从范畴引用方面，还是从义理的阐发方面，都是本着传统儒学而来的，尤其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主流是程朱理学，它创始于二程，到朱熹而集大成。“理学”的核心范畴是“理”。“理”具有超越的本体意义，理是制约规范万物的普遍原则。理是宇宙的根源，理也是万物的主宰。理虽然是超越的，但它也要下贯到人伦日用之常。于是就有了“气”的范畴。理纯然至善，但必须有待于“气”方可凝聚生物。人也是禀理合气而生的，所以人有“习气”的一面，又有“义理”的一面。要提升自己到纯然的境界必然要克服“习气”的一面，这里主要是指人的欲望，由此提出“克己”、“持敬”的“工夫论”。蒋介石对穷理一事无多少兴趣，反而认为这种“袖手谈心性”对济世无用。“一般士大夫，不是学儒家解经，就是学宋儒讲性，结果只是空疏迂阔，无补实用。”^[3]蒋介石真正对理学的认同是在“工夫论”方面，虽然理学克制人欲，兢兢战战的内心修养工夫备遭人们批评，却为蒋所心领神会。1934年在庐山训练时，蒋介石讲《中庸》中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时认为：“这是朱子‘存养体察之要’的前半段，所谓存就是存天理之本然，而使之不离须臾，君子之心当存敬畏，就在人所见不闻之处也不敢有丝毫忽略，时时保存本性，时时反省，时时体察。”^[4]蒋介石不光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是按此理来行的。这行的工夫主要是来自宋明理学的另一支，即陆王心学。

蒋介石对王阳明可谓十分欣赏，对“力行哲学”的解释就运用了王阳明的两个基本概念——“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致良知”即是针对朱熹将理外在化而言的，认为“心即理”，人只要发挥心的那一点灵知明觉就可以知“天理”。“知行合一”就是要将了解到的天理施行于现实中，要即知即行，蒋介石曾回忆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十八岁从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使我百读不厌，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我求学做事的根本。”^[5]蒋介石赞许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看到了王阳明的学说“即知即行”的健动品质。他说：“要使总理的‘知难行易’说大行，还是要辅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才能使国人无所畏惧而乐于行。”^[6]蒋介石在吸收宋明理学中的“朱学”和“王学”的同时，还力求将其融合以体现出时代的新意和现实政治的功用。蒋介石调和朱学与王学，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的重新解释上。对“明明德”的解释，蒋介石认为这是讲道德修养的问题，他一方面接纳王学的主体自觉精神，同时又沿袭了朱子的修炼工夫。在解释“格物致知”时，他认为“无论朱王为学，都不外是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不过其教人为学的方法，朱则要教人先研究事物而后归之约，王则要使人发现本心，而使之研究事物，其实这只是在逻辑方法上运用有所不同罢了。换言之，依照今日的一般方法，朱则用归纳法，王则用演绎法。”^[7]由此，足见蒋介石对传统文化的吸收，甚至自称自己是几千年来“道统”的承续者。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不只是在思想资源上充分利用传统，在政治思维模式上也是继传统而起。

（二）“天道—治道—人道”的思维模式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存在一种“天道—治道—人道”的思维模式。治道是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在社会秩序的规范上达到一种相对合理的状态。这也是儒家文化始终关心的地方，似乎可以这样说，不关心政治的儒家就不是真儒家。儒家从其起源到被历代统治者所用，始终是以社会的治乱安危为其首要目标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儒家向上寻求其天道的依据，如汉代董仲舒构建的神学；向下寻找人性的依据，如宋明理学中对人性的深刻分析。而中国传统中本身就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所以“天道—治道—人道”是一个圆融无碍的和谐统一体。这是历代大儒和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否则人民就不会从内心深处服从这一政治秩序，这一政治秩序迟早会崩溃。政治秩序合法的基础实际上就是解决政治权威的来源问题，即人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服从某一政治权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就是天道的建构问题。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也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蒋介石视哲学为“心灵的源泉”、“智慧的锁钥”、“生命的指针”及“人生事业的基础”。^[8]而他认为自己的“力行哲学”就是中华几千年“道统”的延续。“力行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行”。《易经》上讲“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就是指天或宇宙的运行生生不息，刚健而行，人应当效法此德，也要自强不息。蒋介石的“行”也是依据这一思想而来的，赋予“行”以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地位。他说：“我们中国哲学认为天体的运行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理。我更认为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未始不可以看做运行的宇宙论的基本理论。宇宙根本由他自身运行而创造出来的。”^[9]这样“行”就具有了超越的意义，但是现实中的“行”与超越中的“行”如何区别？蒋介石用“动”和“行”的划分予以解答。“行与动是不同的。动并不就是行，而行则包含某种动在内。行是经常的，动是临时的；行是必然的，动是偶然的；行是自发的，动则多半是他发的；行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的，动是偶然突发的，所以就本体而言，行较之动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结果和价值来说，动有善恶，而行则无不善。”^[10]行即具有超越的意义，还是世间一切秩序、意义和目的的根源。“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自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规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连续不缀的。”^[11]确立了“行”的超越性只是要明确“天道”的状态，既然天道是以“行”为准则的，而他提倡“力行哲学”也就是顺乎天的，在现实的治理中就有了合法的依据。蒋介石并非只是要在哲学上有创见，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实现“治道”。治道就是如何将“行”的超越意义落实到现实的社会治理之中。蒋介石对现实范围中的“行”也予以规定，即是一些人类的基本活动。他说：“大家都要当下觉悟，知道行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圣贤豪杰救人救世的义行，只是日用常行的扩大。”^[12]他对现实中“行”的界定，最终要归结到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命运上。“所谓行，也应当是人类生活、群众生命、民族生存、国计民生而行。”对于现实治道中的“行”如何与天道的“行”相贯通，蒋介石提出了“诚”的概念。“诚”是《中庸》里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它起到了沟通天人关系的作用。“诚”既指天道的运行不息，大化流行的坦坦荡荡、一丝不苟；又指人的真实不虚妄。蒋介石说：“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做去，做到成功为止。”为了保证“行”在源头上有规范，必须要做到诚。“有了诚的制约，行就有目的、有方法、有规则；有了诚的指导，人们可以行仁、致良知，可以恢复传统的民族精神，更可以医革命、医国家，找到成功革命复兴国家的不二法门。”可见，蒋介石要实现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秩序。治道的实现还须有人道作为依据，在传统的政治中，人道即指以人性来界定人，有了“人性”的基础，再施之以相应的教化，就能实现治道的太平。孟子认为“人性善”，要求人们自觉扩充自己的善性，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状态；荀子认定人性“恶”，由此他就以“隆礼重法”为教化的方式。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新生活运动”也具有这样的意义。首先，蒋介石对当时的中国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借他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家外国人不当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人，我们自己要反省，受人家这种批评、讥诮，我们是不是因为有这个毛病，应该承认之后，就马上改正！”^[13]“中华民族有三大缺点，即没有纪律，不听党的指挥，不肯守一定的秩序；没有真正的爱国精神，没有持久的力量；只在消极方面去做（提口号、贴标语），而不注重从积极方面去努力。”^[14]基于对中国人人性的认识，为了达到“治道”的要求，国民党和蒋介石就必须以“圣人”或“先知先觉”者的身份对国民进行教化。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四：其一，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15]。其二，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衣”为“拔上鞋跟，扣齐纽扣”；“食”即“食具须净，食物须净”；“住”即“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即“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16]其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目标。其四，以“三化”为追求目标，即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尤以军事化为重。新生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培养了国民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对抗日战争起到积极的效果。

以上分析了国民党政治哲学对儒学思想资源的利用，以及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效法。可见，国民党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也与传统儒学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与儒学的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对儒学资源的吸收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其行动的指导，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是由苏联而来，前期的共产党将苏联成功的革命经验生搬到中国来运用，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幸有毛泽东力挽狂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由此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层面：一是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是与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儒学是中国传统中的主干学说，在过去的历史中起到安邦定国、安身立命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儒学的渊源。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儒学的关系。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支配了其一生的行为、事业、思想、观念和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的条件。李泽厚将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概括为三条：一是“动”、“斗”的宇宙观、人生观。二是“贵我”的道德律。三是“通今”的经验理性。这三条无一不是传统儒家精神的显现。第一，“动”、“斗”的宇宙观来自《易经》，就是认为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之体，生于其中的人须效法天道而健动不息。其动的方式也是以“一阴一阳”的互斗方式展开的。第二，“贵我”的道德律是宋明理学“成圣论”的部分，尤其是陆王心学主张要促进个体生命自觉向“圣人”转换。第三是“通今”的经验理性，这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形成的实用理性，即要求强调当下，反对追思过去和玄想未来。可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后，毛泽东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他在《论新阶段》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于许多传统的概念他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古代学者都强调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修学治事，毛泽东使之提升到新的学风和思想路线的高度，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传统政治中“民贵君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经过毛泽东的改造和吸收发生了变化，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进而升华为人民民主思想。他将传统儒家“反躬自省”的修身精神发展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念论；他将儒家的大同理想融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王阳明哲学中力挺主体精神的发挥。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术语表达为“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抓思想政治教育。这在革命战争和建设年代发挥了无穷的威力。但是，这种“精神”发挥到极端也就造成了极大的悲剧。

（二）共产党政治哲学中的“天道—治道—人道”思维模式

前文已述，“天道”的实质就是寻求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毛泽东虽没有明显地利用传统哲学资源，但“天道—治道—人道”的思维模式依然是其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现辩证唯物主义中依然有一种“天”的哲学。“宇宙的根本是物质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和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即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17]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将其确认为“历史的规律”或“历史的必然选择”。他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分为五个时期，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将中国的历史按此五种形态予以划分，从人类诞生到夏王朝建立属于原始社会，从夏王朝到秦朝则为奴隶社会，从秦朝到清王朝为封建社会。1840年则是近代的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也使中国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同时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毛泽东将近代中国的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无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唯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寻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实施了一整套改造中国的现实方案。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的政权。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共产党肃清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将一切在中国的外国势力予以铲除，这样就保证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和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革命，使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制定了新的秩序，使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治道”的实现也是以“人道”为条件的。毛泽东等人不相信有普遍的人性，而是以阶级来划分人性，即人是有阶级本性的。阶级本性就是指在阶级社会中，因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本性。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现有的社会大致划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本性是最佳的，因为工人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从事劳动，又不具有任何生产工具，而大生产所要求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塑造了工人阶级彻底的革命性、组织性和大公无私的阶级本性。农民阶级也是劳动者，但是和落后的生产工具相结合，处于被剥削的不稳定地位，这就决定了农民阶级一方面具有热爱劳动、勤俭、反抗剥削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和财产私有的观念。至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则唯利是图、崇拜金钱、剥削压迫是其阶级本性。为了实现人性的改造，首先要改变其经济地位；其次，要对落后阶级的思想进行改造。思想改造很艰难、很复杂，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其改造的方式很多，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写检讨”、“写悔过书”，务必使每个被改造者在内心深处都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改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且让改造者感觉到这些改造并不是完全被迫的，而是真心实意的、无比真诚的。这与传统儒家的修身颇为类似，改造就是“内圣”的过程，为了达到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外王”事业，改造是必要的阶段。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从这些方面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主导思想方面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的，可以说，共产党是接着国民党未完成的事业走下来的。

【注释】

[1]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109页。

[2]张其昀：《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版，第578页。转引自白纯：《简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载《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8卷第52期。

[3]蒋介石：《再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0卷）。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朱、王二学》，载《史月学刊》，2002年第12期。

[4]蒋介石：《中庸要旨》，1947年版，第330页。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朱、王二学》，载《史月学刊》，2002年第12期。

[5]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青年的关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8卷），1941年，第269页。转引自茅家琦、徐梁伯：《中国国民党党史》，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

[6]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26卷），1941年，第93页。转引自茅家琦、徐梁伯：《中国国民党党史》，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

[7]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26卷），1941年，第35～36页。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朱、王二学》，载《史月学刊》，2002年第12期。

[8]蒋介石：《军事哲学对一般将领的重要性》，《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25～27页。转引自白纯：《简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载《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8卷第54期。

[9]蒋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49页。

[10]蒋介石：《行的道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0卷），第541页。

[11]蒋介石：《行的道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0卷），第146页。转引自白纯：《简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载《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8卷第53期。

[12]蒋介石：《行的道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6卷），第149页。转引自白纯：《简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载《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8卷第54期。

[13]蒋介石：《人格与革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0卷），第187页。

[14]［苏］弗拉季联·沃龙佐夫：《中国的拿破仑——蒋介石的命运》，彭卓吾等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15]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20卷），第134页。转引自黄怀东：《论新生活运动产生的原因》，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6]李云峰：陈舜卿：《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讲义》，1923年，转引自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