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籍言官与明清政治

程得中

明清时期滇籍言官是指明清时期云南籍贯的监察官员，主要由御史、给事中、巡按御史组成，分属都察院（最高监察机关）、六科及地方提刑按察使司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是明清的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治”为其职责。都察院长官称为左右都御史，各设一人，为正二品；副左右都御史各一人，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为正四品。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六科给事中主要职务为稽察、驳正、言谏六部百司之违误，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并称“科道”，分察内外百官，构成明代监察机关的主干部分。各省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为长官，掌司法与监察，有监司之称。按察使的佐官副使、佥事，分道巡察，与布政使的佐官参政、参议通称道员。除专司负责监察外，明中央政府还派遣御史对地方行政、司法、财政等定期进行巡回按察，即巡按御史制度。

云南地处边徼，远离中原；秦汉时期，云南与中原隔绝；武侯南征，尚事羁縻；晋唐以还，仍然部落；赵宋视同化外；蒙古混一版图，人民犹闭关自守；迄于有明，大军东来，改流屯戍，江南子弟分布三迤，中原文化远飚南天；洪武开疆，滇中子弟研读经书，参加科举；由是人才崛起，蔚为壮观。尤其言官清要之职，朝廷因滇人朴实憨直，社会关系相对简单，故往往多所选任。明清两代500余年间，言官群体在当时的政治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言官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次重大政治活动中都可以看到滇籍言官活跃的身影。500余年间，滇籍言官人才辈出，其籍贯、履历、事迹均可考者总计118人。^[1]118人中，或逆龙鳞捋虎须、犯颜直谏，或弹劾权贵、不畏强暴，或巡按地方、政绩卓异，可谓凛凛风骨、彪炳史册。

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云南历史上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杰出人物，如毛玉、傅宗龙、杨一清、钱沣、尹壮图等无一不是言官出身，这对于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来说的确是一种值得研究和称道的历史现象。

一、滇籍言官与明代政治

明代的科道言官是一股阵容强大、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力量，甚至阁臣乃至皇帝也惧怕这一群体。有明一代，皇帝大多昏庸无道，宦官专权，大学士专横跋扈等现象屡屡发生，但明代却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国祚，保持了长久的政治稳定，这与科道言官作为统治阶层“清洁剂”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清人赵翼如此评价明代言官：“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2]事实证明，明代近300年间，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以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相标榜，忠直敢言，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统治秩序甚至不惜身家性命以死抗争，凛凛风骨，彪炳千秋。

但是，由于监察制度其实是皇权的附庸，因此明代科道言官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时代，其实只能在政治还算相对清明的中前期。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比如万历皇帝20年不理政；加之内有骄横不法，作恶多端的宦官，外有大权独揽，骄横不法的权臣，明代的政治逐渐走向腐败。但是，言官们却不畏强权，不但勇于弹劾宦官权臣，而且敢于向皇帝提出批评，成为污浊的明代官场中的清新剂，滇籍言官便是这股清新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进谏皇帝

谏官的重要职责在于随时向皇帝进谏，对皇帝违背礼制德教的言行规正讽谏，劝说帝王行善去恶，用道德化的教育对皇帝的行为做出一种理性的节制与约束。谏官向皇帝谏诤的内容还包含提出皇帝施政中大政方针的错误，虽冒犯皇帝也在所不惜，所谓忠臣不避斧钺。之所以设置谏官就是为了让谏官来规正君主损害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行，从而有利于整个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刘向在《说苑·臣术》一文中如此解释谏诤：“有能进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为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为之诤。”因此，谏诤建言是言官的主要职责。规谏皇帝的言行，被称为“逆龙鳞，捋虎须”，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这就需要言官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大多骄奢淫逸，不理朝政，但是言官中好多正直之士仍然毫不畏惧，犯颜直谏，这其中就有很多滇籍言官的身影。

1．进谏武宗

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荒淫皇帝。还在做太子时，武宗便沉溺于嬉戏玩乐，不能自拔。即位后，武宗更是起居无常，纵情娱乐，不再读书，也不视朝政，并且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玩乐，不久就觉得不过瘾，又模仿妓院，令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刘瑾又在宫中建立了“豹房”，置众多乐户、美女于其间，供武宗享用。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刘瑾等也靠着武宗的宠幸权倾朝野。刘瑾死后，武宗又宠信佞臣钱宁、江彬等。而武宗已不满足于在京城玩乐，开始出巡，到处寻花问柳、劳民伤财，百姓身上又添一道难以承受的重负。巡游途中，武宗曾遭遇小股蒙古军队，最后以较大的代价却敌，武宗却非常高兴，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并改名朱寿。

武宗不顾朝政、肆意淫乐的率性妄为使群臣深深忧虑，于是群臣纷纷上书劝谏。对于阁臣的进言，武宗虚应了事，而对一般臣下的进言则不理不睬，甚至严加责罚。因此，大臣们的进言根本不起作用，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趁武宗荒于政事，宁王朱宸濠扯旗造反。武宗却又趁机打起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谁知行到半路，御史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武宗为此又导演了一出闹剧，将朱宸濠重新释放，再由自己亲自将其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之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一天，武宗在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病死于豹房，终年31岁。

面对这么一个贪杯、好色、尚兵、无赖的皇帝，云南建水籍言官刘洙不计个人安危，冒死向武宗进谏。当时刘洙就任户科给事中，时遇贵州都匀用兵，刘洙上疏弹劾抚臣曹祥酿祸激变。又上疏《专久任以图治效》、《溥仁恩以救灾荒》，言辞恳切，两疏均为武宗采纳。各省添设兵备，刘洙又上《请给关防》疏，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刘洙升任刑科右给事中后，由于武宗不止一次地“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猎于南海子”，不认真对待事上天、保宗庙的郊礼，刘洙正色直谏说：“郊礼未成，而讵移旌田猎，何以敬天，何以法祖？”又针对武宗喜欢狩猎游乐而荒于朝政，刘洙更是大胆疏谏“绝游乐以终敬天，以防人变”五事，有曰：“今天下多事，宜侧身修行，任贤去邪。何暇过尔优游，忘于儆戒？一旦蒙雾露，生于不测，上惊九庙之主，内贻两宫之忧，外致臣民之变，何以承大业而保大命？”言辞切直激烈，又如此不避忘讳，简直无异于直指皇帝的鼻子进行呵斥，太史唐阜称其“敢谏”。

刘洙升任户科左给事中后，因武宗不断出巡，朝政荒废，百姓怨声载道，便抗颜上疏《回銮舆以慰民望》，又疏《决重囚以章大法》和《杜贪婪抑奔兢以公考察》，言辞恳切，要皇帝好好抓抓刑狱和官吏任用考察等问题，虽仍未被采纳，但直声更著。继而升任刑科都给事中，刘洙愈发尽职尽责，不惧权奸，主持正义。当时，户科给事中李长、席篆，因认为黔国公沐崑弹劾按察使沈恩等人辞多为诬，李长便上书弹劾沐崑，武宗斥责李长诬谤重臣，下令逮李长下狱，席篆也受牵连入狱，刘洙尽力论救，最后得以释放。又有一伶官臧贤，与叛逆的藩王朱宸濠相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刘洙不畏权贵，上疏历数其罪恶，使之终受严惩。又有中府都事杨美璜为权奸诬陷入狱，也因刘洙极力论奏而获救。面对奸臣当道、厂卫横行的黑暗现实，刘洙向武宗皇帝斗胆直谏“明大法，惩大奸，以警人心”、“除逆党以正国法”、“陈例条以禁时弊”，面对当时黑暗的司法制度，又上《闭银场以安民生疏》、《慎刑狱以全民命疏》、《清刑狱以安人心疏》、《分别逆濠党罪疏》等，可惜均不被采纳。

刘洙任谏官十余载，忠于职守，大公无私，努力陈述意见和建议，针砭时弊，敢于直谏，不避忌讳，天下敬之，著有《奏疏》三卷、《参驳》五卷。^[3]

2．进谏世宗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明武宗朱厚燳病死。厚燳无子，依兄终弟及之祖训，其从弟兴献王朱祐杬之子厚熜承袭皇位。世宗即位后的第六天，即下令礼官集议其父兴献王的封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为维持大宗不绝，援引汉定陶王和宋濮王故事，认为厚熜应过继给武宗之父、弘治帝朱祐樘，称皇考，而以生父祐杬为皇叔父。厚熜对此表示不满，要求另议。七月，观政进士张璁（后赐名孚敬）上《正典礼疏》，反驳杨廷和之说，主张继统不继嗣，厚熜应尊崇所生，为兴王立庙京师。厚熜得疏，即召见廷和等，下令尊己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被廷和等拒绝。由此开始了以首辅杨廷和等为一方，以皇帝和张璁、桂萼等为另一方的“大礼议”之争。

经过多次廷争面折，至嘉靖元年（1522年），厚熜勉从廷和等议，尊孝宗帝、后为皇考、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张璁被贬斥出京，官南京刑部主事。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经与同官张璁多次讨论古礼，再次上疏，抨驳杨廷和等人的议礼之失，请正大礼之议。杨廷和也因屡持异议而引起世宗不满，于三年（1524年）二月辞职。此后﹐赞同张璁等人之主张者益多，世宗又决定召张璁及桂萼等人来京议礼。党附杨廷和的阁臣为阻止张、桂等人来京，迫于形势，于夏四月的诏书中，加称世宗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张﹑桂于赴京途中驰疏奏请，力主去“本生”之称。至京后﹐两人又条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之非，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行人、大理诸臣各具疏反对，世宗并留中不下，满朝大哗，群情汹汹。七月十五日会朝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与廷和之子、翰林杨慎集合朝中官员共200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吁请收回成命。世宗大怒，遣锦衣卫逮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8人，杨慎等乃撼门大哭，声震阙廷。世宗愈加气恼，下令逮捕134人下狱，令其余84人姑且待罪。次日，180余人受杖，编修王相等18人被杖死。九月颁诏，定称其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孝宗为“皇伯考”。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此后朝臣多依违顺旨，张璁等人所议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等礼议，多顺利实现。五年（1526年），为朱祐杬建世庙于太庙之右。七年（1528年）六月，颁布《明伦大典》，备述议礼诸臣建议始末，以垂戒后人，并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革职为民，其他论罪不等。十五年（1536年），世宗又认为世庙之名不妥，改称“献皇帝庙”。十七年（1538年）九月，又尊祐杬为睿宗，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之名为显陵，世宗以残酷的手段获得暂时的胜利，但他的行为严重摧残了大明立国以来的凛然士气，亲手为自己的统治挖掘了坟墓。

大礼议之争反应了明代前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凛士气，言官在里面起了主力军的作用。其中滇籍言官毛玉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昆明人毛玉考中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正德五年（1510年），升任南京礼科给事中。此时，武宗信任太监，朝政污浊，盗贼四起。毛玉上疏弹劾华盖殿大学士焦芳、文渊阁大学士刘宇，指出焦、刘二人祸国殃民，“请显戮，以谢万姓”。为了防备战乱，他又建议加强南京防务。不久，焦、刘相继罢官，南京因戒备森严，“盗不敢犯”。此外，他所弹劾的还有40余人，所论皆较客观恰当。

毛玉后来改任吏科给事中，与杨慎同为僚友。1522年，世宗接位，受宠信的内监日益骄横。毛玉再次不畏权势，上疏劝皇帝“戒嗜欲，杜请托，以破侥幸之门，塞蛊惑之隙”。奉命审讯受叛王宸濠牵连的多起冤案时，他详加调查甄别，使许多受牵连者得到解脱。他还建议，禁止地方官员与藩王来往。同年，永昌（保山）恢复设府，毛玉汲取以往武官骄横、贪婪的历史教训，上疏建议加强知府权力，防止监军内监和武官不听约束，以安定边疆。这些建议均被朝廷采纳。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朝中“议大礼”之争已到白热化程度，毛玉属反对皇帝遵生父为“皇考”的一派。七月，一次朝散，毛玉和群臣跪于皇宫左顺门前哭谏，世宗严令“廷杖”，结果，16人被打死，134人被逮人锦衣卫狱。毛玉被打得皮开肉绽，死于狱中。死后穷至无钱装殓的地步。

3．进谏神宗

1572年，穆宗皇帝病死，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史称明神宗。神宗在位前十年，励精图治，重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但张居正死后，神宗逐渐暴露出其人性黑暗的一面，开始沉湎于酒色（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30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以至于朝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

万历皇帝还是一个热衷于敛财的皇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皇帝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宦官担任矿监、税使。这些宦官仗着有皇帝撑腰，采掘黄金、撷取珍珠、强征赋税，并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百姓深受荼毒，怨声载道。

所幸的是，在污浊的万历朝中，毕竟还有一批正直有良心的官员，他们纷纷上疏，反对皇帝的苛政和怠政，滇籍言官包见捷和王元翰便是他们的代表。

户科都给事中建水人包见捷不忍目睹百姓的苦难，屡次上疏万历皇帝，指出滥派矿监税使强征赋税、搜刮民脂，必然会激起民变，请求减轻赋税，并弹劾奸人李本立和税使马堂、鲁保等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的罪行。然而，万历皇帝却不作任何表示。包见捷也不气馁，他与户科的谏官约定，凡皇上采矿增税的诏谕一出，必犯颜力谏。有时，他在一个月之内竟上疏三次之多。包见捷在疏中，或陈述采矿增税的弊病，或论临清税使扰民必致生变，或论辽东危急、矿税为患最烈等。他甚至不顾身家安危冒死直陈：希望陛下惜国体、重民瘼，撤回矿监税使，不然，大明各地都会像辽东一样，布满干柴，形势危急。“世界如此，更无一处得干净；百姓至此，更无一方得安乐。从古及今，有举动如斯，光景如斯，而能平安长治者，未之尝闻？乞亟罢矿店，撤回中宫，俾人心早有一日之安，则祖宗早有一日之福。”如此激烈的直陈惹得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欲下旨逮包见捷入狱治罪，幸好大学士沈一贯和给事中赵完璧竭力说情，才将包见捷从轻发落贬谪为贵州布政司都事，其余谏官也被停俸一年，就连替包见捷说情的沈一贯、赵完璧也被牵连而受停俸处分。一心为国的包见捷眼看无力回天，忧心如焚，不久便托病辞官回归故里。

虽然包见捷的为民请命之举失败了，但他的同乡云南华宁籍言官王元翰却矢志不渝地继承了他的愿望，继续与万历皇帝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丙午，四十一岁的吏科给事中王元翰抗上四疏，第一为《欣逢主德更新，直陈天下受病疏》，凡三改三上，第四次始入。疏言五事，一曰责法令之行，二曰专会推之权，三曰慎名器之童，四曰广赐环之诏，五曰严奏辨之妄。第二为《辅臣支吾求去援引乱真疏》，主要针对宰辅沈一贯上疏求去时不应涉及和臧否过去已经离开朝廷的官吏，其目的是为了开脱罪责，以假乱真，浪淆视听，制造纠纷，既然四次宣谕不出，理应允其休致。第三为《圣躬静摄日久，天下伏机可虑疏》，主要针对万历帝朱翊钧多年“深居不出”，不理朝政所产生的七大弊病：“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补也，榷税任其毒而不即罢也，台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选也，章疏任其置之高阁而不即报答也，废弃任其沦落空谷而不即拔置也，边事任其恣相破滥而不即禁核也，纪法分义、任其颓荡凌乱而不即整顿伤刷也。”而诸臣“焦唇敝齿，不得一报”，王元翰希望万历帝改革弊政，立即视朝，与大僚商议急事，让科道官随朝见面，直陈天下之利弊是非。第四为《时事日弊，天听转高疏》，一曰君臣相隔，从不商议国事；二曰缺官不补，一官数职，越俎代庖，纲纪废驰，得一官如登天，缺一官如丧命；三曰有用之才不起用，不数年，少者壮，壮者老，老者死；四曰疏九边缺粮缺饷而遭冻馁，京师糜费二百余万，十万兵丁多班役市棍负贩之徒，能战者不过数百人而已。元翰针对时弊，因此建言：一曰要采纳谏官意见，要以宋为鉴，要当行则行，当禁则禁；要发蔽破奸，二曰要罢榷税；要停止三大殿工程，以免天怨人怒，蹈宋之覆辙，三曰要祭祀神庙；要坚持朝讲；要疏宦官宫妾，亲贤人君子，选端人正士共起居。

当时最大的祸害是万历皇帝派出的亲信太监，到各地征商、开矿。这些人既压榨平民，又把原归财政收入的税收大半夺取到皇帝的御库中，供封建统治者挥霍。而在地方发生民变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皇帝依然额外加派，大兴“殿工”（营建宫殿）。

在《灾异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内，王元翰沉痛地指出“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没而中州赤地千里，流离满道”，朝廷却继续营建宫殿，向四川、两广、贵州派征大木板林。他说：“国家有矿税以来，天下之财，半入大内，半归群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百姓仅存者，皮骨也，尚可以三殿浩大之工，重累此不堪协济与坐派之民哉。”因此要求皇帝“慨捐内帑数百万金钱以助工”，如果做不到，那么，“三殿之工，虽二十年绝口不言可矣”。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己卯，已转任工科右给事中的王元翰在《滇民不堪苛政疏》中再次向万历皇帝声讨开矿之弊：“臣惟皇上自兴矿税以来，民间之膏血，无日不输之内帑。民间之怨气，亦无日不积之内帑。乱败纷至，杨荣焚，高淮逃，陈增死，梁永几不免。皇上虽宝货丘山，何益哉！”^[4]

王元翰还写过《圣听静摄日久，天下优机可虑疏》，继续强调他已提过但没有得到采纳加以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所谓伏机，指“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补”、“榷税任其毒而不即罢”、“台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选”、“章疏任其置之高皮而不即报答”、“废弃任其沦落而不即拔置”、“边事任其态相破烂而不即禁核”、“纪法分义任其颓荡凌乱而不即整顿伤刷”等七事。王元翰认为只要皇帝“定极思动，乘秋爽视朝，听群臣面陈天下利弊得失，皇上从中决发”，这样就将收到“数年美政，一旦举行数年敝政，一旦改革。如大明当天，幽暗悉耀”的后效。显然，这不过是王元翰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时代局限，他并没有看清万历皇帝原就是个贪鄙、昏馈的君主，根本不可能革弊举美。同时，万历对言官一直怀有厌恶心理，遇有机会，即予打击报复。例如万历年间，因拣选大臣入阁办事，王氏和胡忻分别上疏就有关问题进谏。明神宗偶然看到奏疏，指为“嗽嗽求胜，疑君诬人”，传旨把他们各罚俸半年。正由于王氏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淫，始终把昏庸的皇帝视为“圣君”，认为其只是暂时被奸臣所蒙蔽，对之存有幻想，因而依旧徒费心力地继续上疏言事。王元翰嫉恶如仇，语言犀利，说理透彻，一针见血。《明史》本传说“力持清议……世服其敢言”、“举朝咸畏其口”。最终，王元翰因拒绝加入朋党，遭到诬陷落职而去。

（二）弹劾奸邪

弹劾违法失职行为是御史监察活动的主要内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监察官大都享有此项权利。所谓违法行为，大致包括贪赃枉法、淫暴无度、逾制擅权、玩忽职守、结党营私等。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百官均在其监察之列。明制，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御史一旦提出弹劾，被弹劾的官员必须有所表示，或上疏辩解，或等候皇帝处置。清代因为都察院有整饬风纪的责任，故在法律问题之外，还可以管道德问题。因此，御史对于百官违反法令以及妨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可弹劾。明清时期台谏职权趋于统一，故谏官也同样享有弹劾百官之权。

1．弹劾宦官

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却往往拥有大权，汉唐王朝末期竟然跋扈到统领禁军、废立皇帝的程度。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宫中宦官为耳目。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永乐间，宦官虽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尚未达到专权程度。明英宗时，始形成宦官专权局面。宦官专权主要表现在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5]，势焰在内阁之上；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明代宦官之祸迭起，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6]。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7]，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排斥忠良，使本已污浊的政治更加腐败混乱，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安。

鉴于宦官专权导致的朝政混乱和人民苦难，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不畏强暴，奋起与宦官作斗争，滇籍言官群体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弹劾刘瑾

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擅政，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

邓川籍言官杨南金、建水籍言官王谨、昆明籍言官方钜先后弹劾刘瑾擅权，最终，安宁人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计除刘瑾，为朝廷和百姓除了一大害。

杨一清，云南安宁人，1502年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三边总制。由于不依附刘瑾，遭其陷害，被加以贪污边费的罪名革职入狱，后来在李东阳等的营救下才得以获释。这件事过后，杨一清决定铲除刘瑾。他留心观察，发现宦官张永与刘瑾有矛盾。于是他有意接近张永，这时，安化王朱寘鐇造反，杨一清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制军务，前往平叛，张永担任监军。杨一清对张永说，朱寘鐇不难平定，只是内变不可测，令人忧虑。张永问内变是什么，杨一清在张永手上写了一个“瑾”字。张永为难地说：“刘瑾势力大，耳目众多。”杨一清说：“你也是皇上信赖的人，你可趁向皇上报捷的机会，揭露刘瑾的种种恶性，并说天下人怨恨刘瑾已久，再不铲除恐怕会生不测，皇上一定会听从你的话诛杀刘瑾，刘瑾一除，你就会更加受到重用，且留名后世。”张永问：“万一事情办不成该怎么办？”杨一清说：“你去说一定能行，如果皇上不信，你就跪地请死，并剖心证明你说的不是假话，皇上一定会被你打动，你得到圣旨后就立刻行事，不要拖延。”张永听完杨一清的剖析，终于决心依计行事。张永本来就对刘瑾不满，经杨一清一怂恿，胆子也壮了起来。到了北京，张永按杨一清的计策，当夜即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谋反。武宗命令张永带领禁军捉拿刘瑾。刘瑾正躺在家里睡觉，禁军一到，就把他逮住，关进大牢。明武宗派禁军抄了刘瑾的家，抄出黄金24万锭，银元宝500万锭，珠玉宝器不计其数；还抄出了龙袍玉带，盔甲武器。武宗这才大吃一惊，把刘瑾判处死刑。时人不信刘瑾会被治罪，及至刘瑾伏诛时，欢声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杨一清因功升任吏部尚书，在任期间，重新起用被刘瑾奸党陷害的官吏，朝政为之一新。^[8]

（2）弹劾魏忠贤

明末，魏忠贤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宠爱，操纵东厂，结党营私、擅杀大臣、祸乱朝政，激起了一大批忠臣志士与之抗争。滇籍言官中，也有一位敢与杨琏、左光斗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大臣，此人便是杨栋朝。

杨栋朝，字梦苍，白族，剑川县向湖村人，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明末，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中进士。天启元年（1620年）正月，即帝位三个多月的明熹宗朱由校对自己的乳母客氏大加封赠，与客氏关系密切的太监魏忠贤也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和宠信，被任命为东厂提督。魏忠贤利用皇帝对木工的爱好，逐渐假传圣旨、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诛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奸宦。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琏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明熹宗皇帝本是个麻木不仁的昏君，所以对杨琏弹劾的奏疏不仅不采纳，反而斥责杨琏。工部郎中万燝继而上疏弹劾魏忠贤，竟遭太监殴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任南京礼部给事中大夫的杨栋朝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多次上疏朝廷，参劾魏忠贤。康熙《鹤庆府志·剑川州附》收录了杨栋朝的《首参魏珰疏》一文。

在《首参魏珰疏》中，杨栋朝写道：“奏为逆珰恶贯满盈，朝野积忿有日，惟祈圣明大奋乾断，立加殛遣，以快人心，以清君侧事。”并就杨琏参劾魏忠贤24大罪状说：“如宪臣杨琏所参之魏忠贤者，夫忠贤种种罪状，琏疏胪列甚明，臣不敢再为掇拾，以渎天听。独计忠贤一刑余微贱小人耳，何以仰承皇上之知遇，而故惓惓念及之，又何格宠赉之至如此其极也”。继而杨栋朝又指出了魏忠贤贪污受贿、擅杀大臣、冒领钱粮等罪行，请求皇帝“以杨琏一疏，逐一省览，敕下法司，严加勘问，并查织造各项钱粮，有无冒领克减情由。如果情理未真，则诸臣当伏妄言之罪；如果研究得实，则忠贤或诛或遣自有圣明英断”。这道奏疏是继杨琏指陈魏忠贤后的一道檄文，在杨琏上疏被斥后不久发出的，杨栋朝冒了极大的风险。

尽管有重臣接连上疏指明魏忠贤劣迹，熹宗却不予采纳，因而魏忠贤等人越加猖狂。天启五年（1625年），弹劾过魏忠贤的大臣杨琏、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等被捕入狱，迫害致死。随后，高攀龙、周顺昌等大臣也因与魏忠贤不和，“以忤下狱”。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奸臣潘汝楫为了讨好魏忠贤，请求朝廷准许在全国各地修建魏忠贤生祠，当时北京卢沟桥有隆恩祠、北京宣武门有懋勋祠、苏州有普惠祠、成都有显德祠等魏忠贤生祠，就连杨栋朝家乡的鹤庆府龙华山也修建了魏忠贤生祠。这一年十月，魏忠贤又“晋爵上公，赐庄田千顷”。面对魏忠贤的淫威，杨栋朝威武不屈，朝廷规定大小官员路遇魏忠贤生祠时要进行参拜，康熙《鹤庆府志》载杨栋朝“屡疏抗劾，不避斧钺，每遇忠贤祠不揖”。他多次弹劾魏忠贤，自然不见容于奸臣，终于被免官，“削籍回家”。

2．弹劾权臣

在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言官和阁臣是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在与阁臣的对抗中，言官群体的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自张居正施行新政，完全把持政权，俨然真宰相后，阁臣便开始控制言路，压制言官，而言官不屈服于阁臣的淫威，奋力抗争，言官成为抗衡权臣、保持朝政健康的主要力量，滇籍言官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弹劾焦芳、刘宇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擅政。内阁大学士焦芳、刘宇都是刘瑾的党羽，他们理政完全听命于刘瑾，摧折言路，陷害忠良，使朝政十分污浊。滇籍言官杨南金、毛玉与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使得焦芳、刘宇落职罢官，获得了斗争的胜利。

焦芳、刘宇当政时，邓川籍言官杨南金正担任监察御史之职，他嫉恶如仇，刚直不阿，民间有“三不动”之谣，说他是“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当时刘宇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他秉承刘瑾旨意，肆意凌辱下属，企图控制、堵塞言路。杨南金毫不畏惧他的淫威，义无反顾上疏弹劾刘瑾，刘宇欲责罚杨南金，杨南金反而怒斥刘宇投靠刘瑾，陷害忠良，必将遭到败亡，然后脱下官服、官帽，怒掷于地，说“不做此官便了，岂可屈于权奸乎？”当天弃官从京城步行回乡。

正德五年（1510年），毛玉升任南京礼科给事中。面对焦芳、刘宇控制下的污浊朝政，毛玉毅然上疏弹劾，指出焦、刘二人祸国殃民，“请显戮，以谢万姓”。此外，他还弹劾其党羽40余人，所论客观恰当，最终使得焦、刘相继罢官，污浊的朝政重新恢复了一点活力。^[9]

（2）论劾沈一贯等

万历十年（1582年），权相张居正病死，万历皇帝终于得以亲政，但他刚愎自用，致使朝政混乱，内阁阁臣结党营私，试图控制言路，言官与阁臣展开激烈斗争。

滇籍言官王元翰疏论政事，不畏权贵，不患得失，曾先后上疏弹劾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首辅沈一贯、礼部尚书李廷机、贵州巡抚郭子章、兵部侍郎萧大亨、副都御史詹沂、给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桔、掌厂内官王道等人。廷推阁臣时，他曾上疏阻止黄汝良升吏部侍郎、全天叙升南京礼部侍郎、萧大亨升两京兵部尚书、孙矿升吏部尚书。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皇帝欲以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南京礼部右待郎叶向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又谕朱赓召旧辅王锡爵。这些人以前都投靠过沈一贯，王元翰立即上奏说：“旧辅王锡爵乘起用之机，借旁观之会，密揭暗投，陷害中正，出奇兵以应援辅臣朱赓之急，以禽兽待言官，不知自居何物。一贯家资百万，父子忿争，为同郡唾骂；朱赓窝藏矿税棍恶为逋逃主，天下膏血，半输其家。近闻锡爵见段然疏，叫号谓其家人曰：‘我事已泄，顾不得汝等，定要上京驱逐此辈。’故一腔热血呕向雷霆之下，惟望皇上大奋乾断，严斥锡爵，收转纶命，亟谴赓与廷机早去，则宗社幸甚矣！起孙丕扬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接着，李延机推举其同乡黄汝良为吏部侍郎，朱赓推举其同乡全天叙为南京礼部侍郎。王元翰又上疏透辟地分析了这种推举制度的严重弊病，指出此风滋长蔓延，势必有朋党之患。因其意诚言切，皇上终被说服，黄汝良、全天叙“二人遂不用”。

又有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小人一味邀宠，胡说：“人主当隔绝延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王元翰闻知，怒不可遏，上奏道：“郭子章罪当斩。”

针对当时皇上不顾人民死活，官吏一味追求往上爬的社会现实，王元翰再次上疏，谴责矛头直指皇帝：“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官）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不）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明确指斥“君心之变”是臣子“志期得官，不顾嗤笑”的总祸根。同时沉痛地说，如今挽救蝗旱洪涝之天灾，消饵流寇盗贼之人祸易，而挽救皇上与大小官员的堕落腐败难！万历朝由于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之流允后为首辅日久，他们皆“务承帝意”，不仅没有任何建树，且朝政日败，中外解体，官员们清廉有德者被黜，在位者则追利夺位有才，为政办事无能。对此，王元翰愤怒地批评道：“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

王元翰任言官四年，力持清议，直陈是非，但锋芒过露，谏举苛责，满朝皆畏其口，终遭人诬。御史郑继芳弹劾他盗库银数十万两，接着又有十多人上疏围攻他。尽管也有些人为他保本，却不为皇帝理睬，元翰愤慨之极，尽搬其箱箧置于城门下，任凭官民检看，以证其清白。然后痛哭一场，弃官回乡。天启元年（1621年），皇帝曾下诏复其官职，为吏部尚书王永兴所阻。后流落至南京，寓居十年而终。死时分文不名，蒙其友光禄寺少卿范凤翼和黄正宾等为他料理丧事。著有《凝翠集》，收入《云南丛书》。

（三）巡按地方，巡漕巡盐

明代监察御史在内纠察百官，在外有巡按（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军、提督学校（两京各一人，万历末南京增设一人）、巡盐（两淮一人，两浙一人，长芦一人，河东一人）、茶马（陕西）、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等职，逢有出征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

派御史巡按地方是确保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手段。明代御史的分道巡按，始于洪武十年（1377年），明永乐元年（1403年）后，以一省为一道。派监察御史分赴各道巡视，考察吏治，每年以八月出巡，称巡按御史。此后，巡按御史逐渐成为中央对地方的主要监察力量和都察院在各地的派出机构．巡按御史品级虽低（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但号称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府、州、县行政长官皆为其考察对象，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事权颇重，“一方得一人，则一方倚赖之，一年得一人，则一年倚赖之，不得其人则否”^[10]。言官抚按地方时，事务非常繁剧，若想不辱使命，须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滇籍言官很多担任过巡按御史，对澄清地方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乐时，大理冯大器为御史巡按陕西，一到任便清理滞狱，囹圄为之一空。宣德时昆明张淑以御史巡按辽东，着手整饬兵备，加固了边防。成化时，华宁张西铭以御史巡按辽东、苏松，在辽东整肃边政，在苏松捕盗赈灾。隆庆时，大理李东以御史巡按广西、南京，在任内数绳宗藩，勒令藩邸归还侵夺之民田。万历时期，安宁杨师程以御史巡按河东，加强渔政和盐政的管理，取得了一定政绩。万历年间，华宁赵琦以御史巡按山东，当时山东境内土匪横行，赵琦加强守备，抑制了土匪势力的猖獗。崇祯时，弥勒杨绳武以巡按河东，了解到当地商民较为贫困，便积极主持疏浚盐池，大力扶持国家财政主要支柱之一的盐业生产，使百姓不但解清了历年拖欠的盐课，还获利数万金充裕国库。其间，白莲教聚众起义，杨绳武以“剿抚兼济”手段成功镇压了起义，安定了地方。后又巡按河南，郭三海汇集数万之众起义，绳武率兵讨平。

巡盐御史是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一种，专司盐业专卖的监督和控制。中国古代盐铁专卖，盐是非常重要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巡盐御史的职责是代表中央专门巡检盐道。嘉靖时，大理高崶以御史巡浙江盐务，在任上整顿盐务，严惩贪墨，大得民心。崇祯初年，陕西道御史剑川何可及督巡两浙盐务，时值海啸，浙江盐场尽被水淹，可及敢于据实奏报灾情，两浙得蠲免盐课银20万两，可及还亲临灾患重地，督促修筑海防，惠及沿海80余县，两浙灾民俱受裨益。万历年间，保山王会图以御史巡福建盐政，在任期间不受巡抚私请，被排挤罢官。

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中，有以巡视漕务为专职者，称巡漕御史。嘉靖时，玉溪陈表以御史巡卢凤，在任上清漕运，浚河渠，政绩卓异。建水佴祺，明万历年间担任御史，奉旨巡视南漕，依次执行任务时，挫败了当地不法分子的劫船阴谋，法办首恶，抚散余党，安定了地方。此外，明代监察御史中，还有专管马政的茶马御史，官署在陕西，职责是每年用四川、陕西等地的茶叶换取青海等地的马匹。滇籍言官中成化时昆明人李宗泗，正德时安宁人杨一清做过此职。监军御史也是御史的一种，肩负监视出征的将领、参谋筹划军机的任务，隆庆时期，石屏人杨名学做过此职。

（四）督抚边地，安邦定国

明朝监督地方的最高官吏是总督与巡抚。督抚经常统辖一省或几省的监察和军务，有时还兼管河工和粮草，权力很大。

督抚制度是从都御史出巡制度发展而来的。明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封建统治者不时派遣都御史出巡地方，担任出巡地方的都御史称为巡抚。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景泰五年（1454年）规定，巡抚与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不相统属，定设都御史巡抚，以后凡在地方巡抚，部分由地方官升任，另一部分由都察院派出。

设置巡抚以后，明朝又设置总督，作为监察地方的最高官吏。总督的职责和使命大致与巡抚相同，都领有都御史的职衔，所不同的是，巡抚是在行使监察权的同时，兼管行政，所辖范围不过一省或限定省内某些地方；总督除兼管民政以外还兼管军事，所辖的地区往往超过一省。总督和巡抚以中央最高监察官员身份巡视地方，其权力很大，甚至有“便宜从事”之权，即不报告皇帝自行决定重大问题。起初总督和巡抚都是皇帝临时差遣，后来逐渐成为常驻地方官员。

明朝最初派遣巡抚和总督，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总领一方、成为凌驾于地方三司之上的封疆大吏，而是为了更好地对地方政权进行监察。明代的督抚都带宪衔，《明史·职官志》也把督抚列入都察院系统里，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明朝前期，督抚以监察为主，在后期，则逐步演变为地方军政长官，监察已不是他们的主要职权。但终明之世，总督和巡抚尚不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滇籍言官中，成化朝杨一清、万历年间傅宗龙、崇祯年间杨绳武都是以都御史衔总理边镇军务，为安定社稷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杨一清

杨一清，明成化八年（1472年）考中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头衔出任督理陕西马政。后又三任三边总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50余年，官至内阁首辅，号称“出将入相，文德武功”，时人认为其功业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他的主要功绩便是以都御史衔督理马政、总制三边。

1．督理马政

1502年，刘大夏举荐杨一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西北地区产马，当地的少数民族以马来交换中原地区的茶叶，这就是“茶马贸易”。茶马贸易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回鹘人赶着大批的名马入朝，换回中原的茶叶。宋代设了专门机构——茶马提举司来管理茶马贸易。明代，明太祖制定了严密的制度，下令用四川的茶交换西北的马，以供给军队，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茶叶的供给来控制西北的少数民族。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有些人为了牟利，携带私茶与西北人交易，而西北人有了茶的来源，也就不常赶马来了，马政渐渐废弛，军马供应不足，军队的战斗力也失去了保证。

杨一清就任后，驻扎于平凉、固原。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牧马的草场只有66000多顷，养马军人只有700多名，马也只有2800多匹。杨一清深知军马对于军队作战的重要性，决心恢复明初设立的金牌制，使纳马像交田赋一样，必不可少。于是他施行了五项重要措施，即复金牌之制、专巡检之官、严私贩之禁、均茶园之课、广价茶之积，使茶马贸易的介入者上至巡茶御史，下至黎民百姓的权利和义务都更加合理，茶课、茶运等各个环节都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此外，杨一清又提出要增马种、增加牧马军人。四年后，茶叶已集中于官府，积茶20万公斤，茶叶的运输则招商进行，不必劳烦民夫；西北的马大批赶来，共买得番马9000多匹。在杨一清的整顿下，川陕茶马贸易迎来了黄金时期。他还在改革马政的同时，修筑了固原头营至八营城堡，既是马囿，又是牧军歇息住所，既改善了牧马的环境与条件，又大大加强了边备。杨一清督理马政四年，成绩卓越。

2．总制三边

弘治十七年（1504年），陕西三边总制秦宏佐离任，西北各镇总兵失去统一指挥，边防受到很大影响。大漠以北游牧民族乘机侵入，围灵州，掠固原，扫隆德，直接威胁到关中地区的安全。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以右都御史职衔第一次出任总制陕西三边的职务。杨一清到任后，立即着手充实军伍，部署兵力，布演阵法，提高战士作战能力。为加强防卫力量，在任仅一年时间，就创设宁夏后卫、增立兴武营守御千户所，改灵州守御千户所，直属陕西都司，并修复平虏、红古二城，“以援固原”。他还亲自到延绥、宁夏边防线一带，逐一考察边墙、城堡、墩台等国防设施，发现大多已年久失修，破损不堪，于是当即决定调集九万人修筑定边营至横城三百里边墙（仅完成三十里即停工）。此时，风云突变，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一手遮天，把持朝政。杨一清因不满刘瑾专权，被免职调回。正德四年（1509年），宁夏发生安化王朱寞镭叛乱事件。朝廷再次任命杨一清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大太监张永任监军，率军共同前往宁夏平定叛乱。杨一清在处理宁夏之变善后工作中，采取“只除首恶，不究胁从，有功者录用”的政策，使宁夏社会秩序迅速安宁，人心稳定。他还奏请朝廷免去宁夏一年的赋税，减少民众徭役，缓解人民负担。就在这次宁夏平叛中，他还与张永合谋，设计除杀官民痛恨的宦官刘瑾，成为明史上的一件惊天大事而载入史册。

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北方战火又起，明廷再次任命杨一清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的崇高头衔三任三边总制。但杨一清毕竟老了，而且时局也与弘治年间大不相同，尽管他倾力而为，终究不可与其初为总制时同日而语。于嘉靖五年（1526年）调回京城，论功加太子太师、特进左柱国、华英殿大学士。嘉靖九年（1530年）病逝于家中，追谥“文襄”。

傅宗龙

傅宗龙，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除授四川铜梁知县，后入为户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起义军破河南等境，杨嗣昌病死，北京震动。兵部尚书陈新甲推荐傅宗龙，皇帝任命傅宗龙以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替丁启睿督陕西兵征讨起义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八月初旬，李自成有55万人攻占河洛，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在崇祯皇帝催促下，进兵河南，兵力仅两万余人，当时关中各地遭旱灾蝗灾，粮饷匮乏。九月四日，傅宗龙率川陕兵与保定总督杨文岳部会合。在孟家庄（今平兴境内）为李自成、罗汝才所袭，贺人龙出逃，李国奇溃败，杨文岳亦径行离去。仅剩宗龙孤军力战，被围八日，粮草断绝，十一日杀骡马分食，骡马杀尽，然后取尸体“分啖之”，十八日箭矢俱尽，宗龙计划乘夜突围。十九日，在离项城八里处，宗龙被起义军逮获。起义军想利用宗龙向守城官兵喊话。宗龙大骂：“我大臣也，杀则杀耳，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遂被杀害，死状甚惨。汪乔年得知傅宗龙死讯，大哭道：“傅公死，讨贼无人矣。”追封为太子少保，谥忠壮。遗作收入李根源辑录的《明滇南五名臣遗集》。

杨绳武

杨绳武，云南省弥勒县人，崇祯十年（1631年）登进士榜，殿试翰林庶吉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河东、浚盐池，岁饥设粥济民。适逢白莲教聚众闹事，绳武力捕恶，余党立解。巡按河南，郭三海汇集数万反明，绳武率兵驱散。绳武回京条陈，崇祯平台召对，吐言如流，画地成图。例举农之不耕，粟之不收，饥民遍野，盗寇烽起，“救难急如救水也，如人朝饥不能待晚餐而饱，暮渴不能待明朝而饮”，旋擢升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驻遵化。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大起义遍及全国，已成燎原之势，洪承畴被困松山，崇祯委任绳武为蓟辽总督，赐尚方剑，督师征剿，并赞叹“今之可用者一二人耳，若杨绳武者，真社稷臣矣”。洪承畴困松山，钦赐上方宝剑而令绳武总督辽东宁远诸军，出关救松锦。至丰润时因疝病恶化而卒，时年仅45岁。

二、滇籍言官与清代政治

清代是个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悲哀的朝代。以大一统的观点而言，这个朝代值得骄傲，其疆土之大，国家之统一，以往各代皆望尘莫及。但用戮心换来的“盛世”，代价实在太大。当近代文明携枪炮扑面而来时，清人已无力抵挡。

早在嘉道时期，敏锐的思想家龚自珍就指出，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并以“戮心”来形容其手段之残毒。清朝的这种“创制”，我们姑且以精神凌迟称之。总体而言，清代科道言官的成绩乏善可陈。以往历代谏官劝谏皇帝行为的奏疏在清代少得可怜。清代康乾二帝巡游四海，大兴土木，无人劝谏，对比明武宗南巡，明大臣言官群起阻止，以11人生命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确有天壤之别。

但是，在精神凌迟的时代，所幸还有一批具有清醒头脑的正直之士不惜以身家性命捍卫正义与理想——这便是滇籍言官群体，他们或力促改革，或弹劾权贵，或直言进谏，或力主禁烟，他们用自己的不屈斗争捍卫着士大夫的尊严。

（一）进谏皇帝

清代，由于专制皇权空前加强，特别是雍正时期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言官完全沦为皇帝的耳目，再也不具备明代规谏天子、抗言上疏的权力，因此有清一代，进谏皇帝者寥寥无几，值得自豪的是，在这寥寥几次进谏皇帝的事件中，便有滇籍言官尹壮图的一席之地。

清朝入关从顺治到乾隆中期，经过4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耕地和人口成倍增长，中国历史进入自唐宋以来又一个高峰——康乾盛世。在清初100多年的持续上升和繁荣时期，清朝战胜了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清朝的国力和声威也达到鼎盛。一个空前广阔、统一、繁荣、强盛的大清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皆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根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可贵的是，在从皇帝到大小官员全都沉浸在盛世迷梦中的时候，有一个人却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向沉醉的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他，就是尹壮图。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上书乾隆皇帝，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为朝廷带来的不利。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中有详细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1790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千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奴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

乾隆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悦，下诏书说：“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指出他们所说的事实何在。《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这实际上是对和珅执掌大权十多年以来贪污营私、贪赃枉法、造成全国各省银库亏空的指控，请求皇上派出大臣下去调查清楚。

乾隆看了以后更加气恼，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这让和珅也是愤恨不已。和珅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感到和珅言之有理，又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怎会不想办法暂且充塞过去，如此尹壮图还能查出什么来。不过，和珅对这件事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又加了一层保险，向乾隆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隆也首肯了。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会用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

蒙在鼓里的尹壮图随着庆成从山西到河南、山东再到江浙，事先得到通报的地方官们早将亏空的银子从别处挪来，结果可想而知，尹壮图一圈走下来，什么都没有查到。他满心愤懑，却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辞，实在是捕风捉影了，没有真实凭据，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向乾隆皇帝请求回京后处罚自己。

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乃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清史稿》记载乾隆“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与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在这种情势下，尹壮图只好说：“沿途绝没有见到商人、百姓有什么不满情绪，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了。”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之名关进大狱，判处斩刑。乾隆见尹壮图已经成了死老虎，于是露出虚假的慈悲相，免去了他的死罪，不久尹壮图就称故辞官回乡，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才被嘉庆皇帝重新起用。

（二）弹劾不法

清代，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特别是雍正时军机处的设立，大臣已经成为皇帝的奴仆，明代张居正、严嵩那样的权臣在清代已经近乎绝迹。因此，言官弹劾的对象大多是贪污腐化分子。

乾隆时，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财力的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肌体的健康。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乾隆惩贪三大案，也就是勒尔谨、王檀望的“冒赈折捐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浦霖的贪污案。滇籍言官钱沣在惩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沣（1740—1795），字南园，云南昆明人，比同朝为官的和珅大十岁。他的先祖是应天府江宁县（今南京）人，从军驻守云南，后在昆明定居。他的父亲是一位银匠，家道贫困，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钱沣中了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中三甲第十一名进士，授监察御史。

钱沣入仕20余年，一生与贪赃枉法进行斗争，乾隆年间的三起反贪大案，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甘肃勒尔谨、王檀望“冒赈折捐案”被揭发后，他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首先弹劾陕甘总督毕沅，认为他作为陕甘两省政务的最高领导，对此案负有失察之责，乾隆将毕沅的官阶从一品降为三品。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福建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贪污大案，那就是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福建布政使伊辙布、福建按察使钱受椿的共同贪污案。此案的贪污额巨大，达白银250多万两，涉案的官员达30多人。钱沣不是此案的直接举报者，但他与此案的主犯浦霖有过一段争斗的往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钱沣任湖南学政时，浦霖任湖南巡抚，两人曾在湖南共事三年。浦霖是个贪黩小人，乾隆五十年（1795年），湖南大旱，他却试图以办寿礼为名借机敛财，钱沣对此加以讥讽，浦霖被迫取消寿庆，还受到警告处分。有意思的是，清乾隆六十年，钱沣病故于北京，他的灵柩出京返回云南，途经北京良乡，浦霖因案发被押解到北京处斩，他的囚车也经过良乡，灵车与囚车不期而遇，相对而过，令人发出无限感慨。

钱沣一生最大的亮点是智破山东巡抚国泰的贪污大案，使得和珅庇护国泰的图谋没有得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钱沣直接举报国泰贪纵营私以及其他种种不法行为。国泰是皇亲国戚，权倾一方，为人狠毒，朝中又有和珅撑腰，而钱沣只是一个六品监察御史，力量的对比相当悬殊，但他决心以智慧将国泰扳倒。当时，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道前往山东查办此案，国泰事先得到和珅的通风报信，早早做了准备，他向商人借来许多银子，凑足了库存数量，以掩盖库银严重短缺的真相。谁知这一切没有瞒过钱沣的眼睛，钱沣开封检查库银，发现库银多半是商家的杂色银，与成色十足、色泽明亮的帑银不符，于是，国泰贪赃枉法、造成国库短缺的罪行彻底败露。国泰曾向和珅行过重贿，和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也不敢为他开释。钱沣因此而名声大振，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出任通政司副使。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月，钱沣随乾隆皇帝从热河返京，因过度疲劳而一病不起，一个月后竟溘然长逝。他的儿子钱嘉枣在整理其父诗稿时，在他的枕下发现了一份数千言的弹劾和珅的奏疏草稿，列举了他的20余条罪证，但这份奏稿生前没有送到乾隆手上。这说明钱沣早在秘密收集和珅贪污的证据，准备在合适的时机给和珅以致命的一击，由于天不假年，他的心愿生前没有完成。^[11]

（三）上疏禁烟

清朝嘉庆、道光两代皇帝执政期间，外患加剧，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加紧奴役世界弱小国家的同时大肆将毒品鸦片运送到中国，中国百姓受鸦片毒害苦甚。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把对外贸易的城市限制于广州一口，并对这种贸易严加控制，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公行商人之手。这种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既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引起迫切要求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开拓中国市场，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它们的工业品很难在中国获得广泛的销路。中国出口的茶、丝远远超过英国输入的工业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鸦片贸易是作为平衡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逆差问题的一个幌子，这个方案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民吸食鸦片的需求巨大和清政府无力禁烟，于是西方列强通过走私等罪恶手段大量贩运鸦片到中国。18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到了19世纪，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19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到40000多箱。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由于鸦片输入猛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如不采取制止措施，将要造成国家财源枯竭和军队瓦解。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大力呼吁禁烟，并与反对禁烟的“弛禁派”展开激烈辩论，主禁派除林则徐、黄爵滋外，还有滇籍言官朱嶟。

朱嶟，满族，字仰山，号木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四年（1820年）朱嶟中进士，同年入翰林院任编修，后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鸦片流毒中国时，朱嶟正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在考察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之后，他深深地体察到鸦片之毒害已由沿海蔓延到了京师北京。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的朱嶟就上了一道《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提出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他在奏折中痛陈鸦片输入的危害，强烈呼吁：“中华若不尽早根除鸦片之祸，国人危矣；国人既危，中华更危矣！”

朱嶟在朝中与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为力主禁止鸦片进入中国的“主禁派”。谭宗浚在《览海赋》中写道：“鸦片入中国，清乾隆时期岁仅数百箱，在道光中期则设趸船突增至二万余箱。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清弛禁烟，许照药材纳税。于是，内阁学士朱嶟、鸿胪寺卿黄爵滋，给事中许球、交章力言其有伤政体，请申明厉禁。以荐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朱嶟重名节礼贤士，在朝廷上下都有很高的声望，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烟，朱嶟、黄爵滋皆在朝廷上与其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朱嶟主张禁烟的奏折不仅在时间上早于黄爵滋的禁烟奏折一年半，早于林则徐的禁烟奏折两年，而且见解更为深刻。黄、林两折的共同点，是把烟毒泛滥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吸食者，着眼于从国内严禁吸食来解决问题。而朱折则认识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实现侵略野心的罪恶目的和鸦片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主张标本兼治，严厉打击。

朱嶟奏折中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批驳了弛禁论的错误观点。弛禁派主张放宽国内种植鸦片的禁令，使洋烟因微利而不输入的论调，朱折以云南为例，有力地给予了驳斥；弛禁派主张对走私贩毒集团“令其纳税入关，交付洋行，只准以货易货”，朱嶟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此举根本行不通；弛禁派主张只要禁止员（官员）弁士兵吸食即可，平民贩卖吸食则可听之任之，朱嶟认为这是“掩耳盗铃”，因为“员弁士兵非生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皆平民也！”若允许平民吸食，“则员弁士兵又何得而禁？”第二，从“民为邦本”的观点出发，指出了鸦片最大的危害是对人民身心健康的摧残。朱嶟认为“鸦片流毒，防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富，民弱无可救药”。这种思想与黄爵滋只重视“防财”而忽视“残民”的观点相比较，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朱折认为，如果鸦片严重腐蚀军营，军队将无法训练，从而丧失战斗力，这已经包含了两年后林折中所提到的“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的思想。第三，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实现侵略野心的罪恶目的。朱嶟以荷兰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毒害印尼人民，使其丧失战斗力，国土被侵占的惨痛教训为例，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势”，“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否居心？”所以，他主张加强海防、整军备战，痛击敢于入侵之敌。朱嶟这一反侵略思想，比黄、林两折更深一层。第四，主张加强禁烟法纪，特别是对于那些横行海上的武装走私贩毒集团和首恶分子，必须进行严厉打击。这比单纯重治吸食者的观点无疑又进了一步。

朱嶟作为禁烟运动的思想先驱功不可没，在禁烟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远见卓识，正是清代滇籍言官的杰出代表。

（四）巡抚地方、推进改革

雍正皇帝即位初期面临官吏贪污严重、官场陋规丛生，以及由吏治败坏引发的钱粮亏空严重、国家财政困难、政务懈弛、朋党纠集、阶级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封建统治面临严峻形势。为挽救和巩固封建统治，雍正帝励精图治、锐意创新，对吏治进行大力整顿，第一是清查钱粮、惩治贪污、褒奖廉洁；第二是整顿官风、澄清吏治；第三是打击朋党势力；第四是火耗归公、实施养廉银制度。滇籍言官陈时夏在雍正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四十五年（1796年），元谋陈时夏中进士，考授内阁中书，三迁工部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1723年），陈时夏被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御史衔。力奏河北连年歉收，请发公款治灾，免除钱粮征收，皇上采纳之。二年（1724年）迁湖北按察使，不久以在开归道任时封丘生员罢考，不能弹压被夺官。三年（1725年）授任直隶正定知府。四年（1726年）迁长芦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署江苏巡抚。此期间上疏陈请修苏（州）、松（江）水利，请发公款兴工。命副都统李淑德、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同勘察。议准后，先疏通娄江，后常熟福山塘、昭文白卯河、太仓七浦河、上海嘉定吴凇江、武进孟渎河、德胜新河、丹阳九曲河相继得以疏通治理。

除了疏通河道、兴修水利，陈时夏还在署理江苏巡抚任内大力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雍正四年（1726年），陈时夏上疏言江南钱粮，请示直隶（今河北）、河南正耗统解布政使，督抚以下各给养廉银（官吏于常俸之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月另有银钱，其数额亦有固定）、地方公事用耗银报销，被雍正采纳。

耗羡归公是雍正年间通过定火耗以增加各级地方官薪给的重要措施。清初承明旧制，官至极品俸银不过180两、禄米180斛，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于是有所谓“火耗”。火耗又称“耗羡”、“羡余”，是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雍正二年（1724年）降旨实行耗羡归公，同时各省文职官员于俸银之外，增给养廉银。各省根据本省情况，每两地丁银明加火耗数分至1钱数分银不等。耗羡归公后，作为政府正常税收，统一征课，存留藩库，酌给本省文职官员养廉。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耗羡归公制度的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财权，一向由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转为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二是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耗羡归公后，中央对各省征收火耗银由过去的暗收复为明收，并规定征收率，大大遏制了地方官吏滥征加派之风。同时，中央拨补地方行政开支不足，发放地方官吏养廉银两，促使地方官吏大大减少了腐败作为。三是减轻了百姓负担。耗羡归公后，各省火耗率一般固定在10%～15%左右，百姓负担大减。四是大幅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仅仅十几年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万两。

陈时夏因在雍正改革过程中的突出表现而被朝廷所重。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下旨命云南督抚赠送路费，将陈时夏的老母从元谋护送至苏州，并亲赐人参，足见雍正帝对陈时夏的宠信。^[12]

三、云南人的真精神

滇籍言官群体舍生忘死、忠于职守，是与儒学思想的浸润和云南特殊的地域环境分不开的。

首先是儒家思想的浸润。以天下为己任，这曾是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士大夫们志之所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深入骨髓，尤其是那些浸淫于宋明理学之读书人的精神座标。宋明两朝，大臣在皇帝面前廷争面折的事例史不绝书，虽然皇上常为之不悦，嘴巴上也还是鼓励臣下直言进谏并有所顾忌，即使“龙颜大怒”，处罚也不太重，降职而已，单纯以言获罪而砍头的非常罕见。在这种风气下，士大夫们以此相尚，正直耿介富有理想的官员殊为不少。其次，云南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相对落后，老百姓生活艰辛，与大自然顽强斗争以求生存。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形成了淳朴的民风和坚强耿直的性格，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言官与生俱来带有一种耿直、不畏权贵的凛然正气。正如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在演讲中所提出的“云南人的真精神”：云南人自古便具有“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13]。

【注释】

[1]程得中：《明清时期滇籍言官群体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

[3]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明科道》，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4]解绅等：《明实录》，台湾史语所，1963年版。

[5]张廷玉等：《明史》（卷72），中华书局，1974年版。

[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7），台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7]张廷玉等：《明史》（卷34），中华书局，1974年版。

[8]谭祖安：《杨一清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毛给谏传》，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0]张廷玉等：《明史》（卷188），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朱桂昌：《钱南园研究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94），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李根源：《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录》，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