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

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从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谈起。为什么要谈复兴，就是因为它过去兴过，就像鲁迅讲的，中国过去曾经阔气过。如果过去就没有兴过，它就不存在一个复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履新的记者见面会上说：“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史，中华文明以其独有魅力，始终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中国的奴隶社会从夏朝开始，约有1600多年的历史；从战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又经过漫长的2300多年；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帝国主义闯入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早自秦汉就进入盛世，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大的盛世有三次：西汉盛世从文帝继位 （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 （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大唐盛世从太宗登基 （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 （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的康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治世。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居于世界前列，无论是在物质层次还是在精神层次，均创造了当时领先世界的文明，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全世界留下了灿烂悠久的文明遗产。

中华民族是唯一薪火相传的文明古国。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从时间上来看，中华文明不是最长的，大概在世界排第三。第一大文明是古埃及的，七八千年了。第二大文明是两河流域巴比伦的文化，比我们长一点。中华文明从夏商周开始，到现在五千多年。但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割断或被湮灭。像古巴比伦原来的空中花园，现在的以色列、伊朗那个地方，严格意义上文明已经断裂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断代了。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这在诸古代文明中堪称绝无仅有。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 《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才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黑格尔以后100年，又一位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发出惊叹，自孔子以来，埃及、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只有中国在持续地进化中生存下来了。中华民族这一独特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农业：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在8000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种子。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摆脱了靠采集、渔猎等完全依赖自然的生活，转入了以定居为依托的农耕、畜牧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汉朝的人口，最多时是5000万。唐朝的人口，最多时是8000万。清初是5000万；康熙二十年 （1681年），清政府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三藩叛乱之后，中原地区100多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迅速增加。到了乾隆六年 （1741年），增加到1亿4千多万，乾隆末年，更增加到3亿。生产的粮食能养活3亿人口，可见清代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手工业：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也是举世闻名的。传世的龙山黑陶、仰韶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汉唐的丝织品、宋元明清的瓷器等等，大都是中国的国宝。我国还是世界上生产丝绸最早的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河北、河南一带从事养蚕和生产丝绸。著名的 “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号称 “丝国”的中国。炼铁技术也以中国为最早，并曾在世界上领先了2000多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他的 《鸟瞰中国千年史》中曾经指出：在北宋，国人已懂得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政府的军工业聘用的工人达8000名，这已是重工业规模。1078年，华北钢铁业年产达125万吨，而英国于1788年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7.6万吨。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 《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国占32％，整个欧洲只占27％。也就是说，英、法、德、俄等国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中国。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 《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了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

1750年，中国占32.8％，欧洲占23.2％，美国占0.1％，日本占3.8％；

1800年，中国占33.3％，欧洲战28.1％，美国占0.8％，日本占3.5％；

1830年，中国占29.8％，欧洲占34.2％，美国占2.4％，日本占2.8％；

1860年，中国占19.7％，欧洲占53.2％，美国占7.2％，日本占2.6％；

1880年，中国占12.5％，欧洲占61.3％，美国占14.7％，日本占2.4％；

1900年，中国占6.2％，欧洲占62.0％，美国占23.6％，日本占2.4％。

这组数据显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逐步衰落，同时也显示了中华经济曾经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科学技术：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为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仰慕中华文化，毕生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都是在中国生长起来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曾经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他称赞中国是 “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并著书介绍了中国的100个 “世界第一”。

据 《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东汉时代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无名氏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都是世界性的创举。马克思曾对这 “四大发明”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 “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讲四大发明是标志资本主义诞生的四大文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把骑士阶级炸碎了，才有资产阶级出现。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解决了文化创新的问题。有了这几大发明，才有了资产阶级的诞生，否则，资本主义不可能产生。“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改变了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程。

2000年，美国的时代周刊邀请了全世界所有门类的顶级专家，评出一千年以来影响人类进程的100件事情。包括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等所有门类。中国一千年以来被西方专家选为影响人类进程的三件事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火药武器的发明使用，也就是热兵器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那是人类第一次使用热兵器。

第二，成吉思汗，这个不言而喻。东方的这支铁骑曾经饮马于多瑙河畔，现在欧洲还有 “黄祸”一词。

第三，长征。从军事规模上讲，长征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记。那么他们为什么选长征，而且认为长征影响了人类进程？我想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精神层面的解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举动折射出了人类的伟大的不屈的精神。

战国时齐人扁鹊采用四诊 （望、闻、问、切）的方法诊断疾病，成为中医传统的诊断方法，至今沿用。同是战国时产生的医学经典 《黄帝内经》，用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阐述科学养生和防病治病的道理，至今不但被中医界专业人士奉为至宝，百读不厌，也被普通百姓当作养生的必修课而身体力行。

中国古代不仅水利灌溉工程、天文学等都要比欧洲人早1000多年，而且郑和下西洋，也比哥伦布早了近100年。中国原是一个大陆国家，但自从秦始皇开发中国东部沿海之后，遂一步一步离开国门走向海洋，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唐末、五代间，由于中国海船上已成熟地采用水密舱壁结构，致使中国海船愈造愈大，海上航行更加安全，于是中国海船始进入阿拉伯海。到了宋代，由于中国海船的结构、性能和操驾技术日趋成熟，12世纪初中国海船进入远洋航行的新时期。到了南宋和元代，政府提倡海上经商，使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更加发达。泉州成了世界第二大港，中国的航海家们开辟了一条西起东非海岸，东达日本海的远洋航线，泉州成为这条国际航线的中点。当时中国曾以泉州为界称南北洋，南为南洋。中国人比欧洲各国走向远洋要早300年。这就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船只能走向远洋是有条件的。李约瑟博士说得好：舵与航海指南针是人类走向远洋的先决条件。中国于公元2～3世纪发明了舵，公元800年左右发明了水密隔舱，公元1100年左右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到了13世纪，以阿拉伯人作媒介，中国的舵和航海指南针才分别传入北海和地中海，14世纪后欧洲两个海域的海船才合流，在欧洲海船上同时使用舵和航海指南针的时间是14世纪以后的事。中华民族率先走向远洋理所当然。

郑和下西洋首先要掌握航海技术，大海茫茫一片，特别在远离海岸时，只能靠航海指南针辨识方向，靠星斗确定远近。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是：“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 （指磁罗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当时航路又称针路，有单 （丹）针和缝针。除了指向仪器，还用特制工具牵星板测量星星在当地的高度，画出过洋牵星图来。

明永乐三年 （1405年）至宣德八年 （1433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27000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30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最大规模走向远洋的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

郑和航海活动比葡萄牙亨利王子早10年，比哥伦布早87年，比达·伽玛早93年，比麦哲伦早114年。正当欧洲刚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在欧洲远洋航行的鼻祖葡萄牙人尚未着手进行大西洋海上探险之前，中国的郑和船队竟以气势恢宏的规模，长时间出没于人迹罕至、浩瀚的印度洋上，凌越万里。这不仅对于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操驾和航海技术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船队在远洋航海时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亦必有过人之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科学实践，无疑将永载世界航海科技发展的史册。许多中外人士对于在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中国竟能派出如此规模的、组织有序的远洋木帆船队长期驰聘于风浪骤变的大洋中，叹为人间奇观。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造船与航海技术举世无双。

长期领先世界的经济：到1796年，中华民族还拥有强大的国力，“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2]。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写了一本专门讲中国经济的书，名字叫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从中国古代讲起，一直预测到2030年。安格斯·麦迪森在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不仅测算了中国各个朝代的GDP，而且还测算了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

据他测算，在汉朝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26.1％，在世界是领先的。到了宋朝占22.7％。所以在古代，从汉朝到宋朝，一直是世界领先水平。他在这本书里用的词叫 “领先经济”，没有说第一。到了明朝中期的1500年，占25％，明朝后期的1600年，上升到29.2％，这两个阶段绝对在世界排第一。到了清朝初期的1700年，因为有明末战争，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从清朝中期的康乾盛世，一直到嘉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32.9％，这已经在世界上排第一位了。

当时，西方国家中最富强的英国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即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广州，其他的4个是伦敦、巴黎、江户 （东京）和伊斯坦布尔。由此可见，康雍乾时期的大清帝国，不仅是经济上最繁荣的国家，在城市发展上也是最快的国家，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他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越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 《马关条约》。中国在清朝后期就开始衰落了，清朝后期GDP在世界的份额下降到17.2％。中华民国的时候降到8.9％。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家底，经济总量仅占到世界4.5％。到1978年，我们经济总量微微有所上升，上升到4.9％，仅仅前进了0.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我们将上升到23.1％。在他的测算当中，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将在全世界排第一。

辽阔的疆域版图：从汉武帝开始，中国的疆域版图就很辽阔了。汉武帝曾将中央政府直辖郡县东北设至朝鲜半岛，有四郡，南方设至越南北部，有三郡。唐朝曾西至咸海，东至萨哈林岛 （库页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北纬18度，盛世疆域版图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

元世祖忽必烈开辟的元帝国，其疆域版图逾越汉唐，即北面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南至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南麓，达到古代中国的最大值，面积约为1500多万平方公里。

清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 （辖钓鱼岛），使古代中国疆域版图的最后定格为：北至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萨哈林岛 （库页岛），共约1300万平方公里。清帝国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管辖权和控制力达到了封建社会顶峰。当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就是以清王朝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疆域版图为基础确定的。

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各个专业、各个门类，都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艺术方面：中华民族的诗歌、散文、词、曲、小说、书法、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成就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中国已有了近4000年的文字史。意蕴深刻的 “四书五经”，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为我们描绘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境界。《诗经》、《离骚》流传几千年仍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现已译成多国文字，流传至海外，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清朝康、雍、乾时期，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有人统计，这一时期的大小文化工程达170余项之多，其特点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康熙时编纂的大型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纂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其他的文化工程，如 《全唐诗》、《明史》、《皇舆全图》、《大清一统志》、《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三希堂法帖》等都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工程。

盛行明清两代的中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及 《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至今仍是中国各个阶层爱不释手的畅销书，并全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被人们称为 “国粹”的京剧，也是在这一时期吸收了昆曲及多种地方戏之长而成的。清代的画家，既有善于继承传统的 “六大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也有大胆创新的 “扬州八怪”——汪士慎、李慎、金农、郑燮、李鱼单、高翔、李方膺、罗聘。

巍峨蜿蜒的万里长城、堪称奇迹的秦兵马俑，向世人展示着中国人的巧夺天工；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是世界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门类一起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圆明园是清代的一座大型皇家园林，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之大成，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法国作家雨果，把中国的圆明园和雅典的巴黛农神庙分别作为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代表，称前者为 “梦幻艺术”，后者为 “理念艺术”。他称赞圆明园 “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像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雨果的评价，圆明园是当之无愧的。

汉唐盛世的大略雄风，向世人标示着中国政治经济文明执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领先地位。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备，一度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在中国的周边，形成了一个 “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等——这些国家曾经以汉字作为自己的正式文字，他们的古代历史都是以汉字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曾经全盘或基本上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长期接受中国为宗主国。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曾经长期被 “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学习和模仿，甚至直接搬用。从汉字到围棋，从 《论语》到 《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哲学、社会学方面：1949年，有一个名叫雅思贝斯的德国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 “轴心时代”。其实不仅仅是他，同时代更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曾经说过，还有很多人都说过这个轴心时代问题。所谓 “轴心时代”就是人们发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或者公元前1000年之内，人类的几个重要的文明似乎是同时觉醒了，好像是一个启蒙，从蒙昧走向觉醒。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出现释迦牟尼，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几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被称为 “轴心”。

之所以称为 “轴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们发现，这些思想不仅在过去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到今天，这些文明还影响着十亿以上的人。孔子、老子的思想不仅支配了中国全部封建时代，而且其中一些言论和思想，在当今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 “司法、自由的护卫者”纪念碑上，刻有三个石像，分别是颁布 《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以系统道德理论治国的孔子。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搞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以至于）今天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就不能不谈论孔子。

老子的 《道德经》在全球被翻译5000多种，流传于世界各地。在德国，《道德经》和西方盛行的 《圣经》一样，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家喻户晓的畅销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 《中国问题》一书中曾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 “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在走向融合，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相信它对世界会产生很多良性的影响。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油灯使用了很多年，但是有了电灯了，油灯就被更新换代了；有了汽车了，马车、牛车就被更新换代了，就被淘汰了。可是当你有了新诗后，书店里面还要卖唐诗，还要卖诗经，汉赋没有代替诗经，唐诗也没有代替汉赋，元曲也没有代替唐诗，它不是一个代替一个，不是更新换代，而是逐渐地积累，同时存在。这是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此中华文化不会被一个新的文化所代替，它会留下来。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华民族历史上有 “军事失败”的记录，但是没有 “文化失败”的记录。中华民族即使军事上一时被征服，但是在一段时间后，又总是能够在文化上同化和征服征服者。正如美国作家蒙特罗所说：征服中国，好像把一把剑投入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以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因由就是：中华文化的创新是继承式创新，即推陈出新。对旧的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文化。

[1] 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