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疑无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任由别人摆布，更不会在亡国亡种的危险来临之际而无动于衷。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命运，中国人开启了实现民族复兴的艰辛征程。危机面前，各种救国主张如走马灯般在中国登台亮相。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力量，都曾提出并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方案。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认为：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1]

其中，既有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又有新兴资产阶级的改良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既有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与探索，也有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自强求富的努力，甚至也包括了清政府统治阶级中顽固派的自救活动，比如说新政、预备立宪等等。林则徐、魏源展 “海国图志”，李鸿章、曾国藩推 “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施 “戊戌变法”，这些探索、这些努力、这些奋斗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起过相应的推动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成功，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命运，甚至像孙中山这样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都最终失败了，仅留下 “此路不通”的警示。

一、洋务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口号。“夷”之 “长技”者，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就；所谓 “治夷”，也就是要能够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的独立、尊严与领土完整。后来洋务派奋力推行的洋务运动，便是这一口号的具体实施。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搞了自强运动，又叫洋务运动。搞得怎么样呢？应该说还是有成绩的，特别是1860－1890的30年间，学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现代工业，中国民族工业有相当多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甚至于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也是在这时产生的。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他们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这是蒋廷黼先生在 《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开始是想要仿制西方的军事器械，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就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制度还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和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相匹配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东西还是本体。

但是，这种依靠欺压中国的列强以挽救腐朽的封建政府的如意算盘，无异于与虎谋皮。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随着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以洋务求富强的黄粱梦也就做到了头。

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这个分界是怎么分的？1894年之前，具有维新思想的第一批人，他们的基本主张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但是1894年以后，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看法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技术，可能还有文化、制度这样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从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西学东渐，就是西方的许多思想、思潮纷沓而至了。

二、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又过了10年，1904年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很轻松打败了俄国。日本胜利、俄国失败这一点对中国人影响非常大，当时中国人普遍在想，日本只有6000万人，不到1亿人，中国有4亿人，俄国也是1亿多人，人家几千万人可以在十年的时间内打败亚洲第一大国，打败欧洲第一大国，日本为什么有这个本事？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想，因为日本是一个立宪的国家。日本的宪政是君主立宪，中国可能也应该通过君主立宪解决问题。那么什么叫君主立宪？简单讲有点像今天讲的现代企业的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首先应该确认清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清朝，这一点不可能去动摇，不能说谁想当皇帝就当皇帝。这样要解决清朝的产权所有，产权归爱新觉罗家族，但是按宪政的原则要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经营团队的专业化。第一条，要有一个专业的经营团队，要成立一个责任政府，替皇帝去处理国家的具体事务。第二条，有一个议论和监督的机构。说到底就是成立两个机构，一个是责任内阁，责任政府；一个是议会。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学习英国、日本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1895年春天，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联合千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共同发起 “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对于变法的迫切性，康有为认为，甲午海战之后的中国已处在 “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四万万民众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如何才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呢？维新派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清政府颁布 “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就此开始。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学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

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作为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维新将禁锢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打开了缺口。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变法措施中被保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在此后的多次进步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几个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书生，加上一个无权无势的皇上，怎么可能改天换地呢？仅仅103天，戊戌维新就在慈禧太后政变的刀光血影中黯然收场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最终落得一个被晚清统治者赶尽杀绝的下场。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我们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呢？因为中日两国国情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不打倒天皇，反而以天皇为旗帜，去号召一切反对幕府的政治势力，共同推翻幕府封建统治。为什么天皇会成为旗帜呢？因为日本的天皇并不亲自临朝听政，而是以最高权威的身份 “委任”幕府大将军 “代为统治”。这样一来，革命派就可以借天皇之力去打击幕府，声称幕府已失去天皇信任，天皇已决定由革命派代替幕府，建立新政权。而在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的皇帝握有实权，是实实在在的封建制度总代表，要在帝制的框架内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这等于是让皇帝下令打倒自己，这样的维新是不可能成功的。康有为等人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试图依靠旧政权实现政治变革。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一针见血指出的：“1898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 ‘传统范围内的变革’。”[2]

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改革机会却被书生型的政治家所获得，为什么是由他们来主导这次改革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两难性的问题。正是由于中国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的精英有序地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主义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得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染、干预。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外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三、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反动政府，以资本主义取代腐朽的封建帝制。1898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拉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出硕果——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但是在武昌发动起义，从来就不在孙中山和黄兴的设想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意外的。孙中山组织起义大都在广东沿海、广西沿海和云南。当时孙中山为什么一直坚持在两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起义呢？

孙中山主要从南洋的华侨手中募集款项，然后从海外买回弹药，再通过船运送到广东、广西沿海，这样就比较容易取得武器弹药，对于革命显然是有利的。而在内地起义，这些武器弹药就不方便运进来，所以他没有办法。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的丹佛，到丹佛前，他就收到了黄兴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就写到武昌要发生起义，但那个时候都是密码电报，不便于破译，所以孙中山在丹佛住下来后，把密码本拿出来翻译黄兴的电报，才知道武昌要起义。

他当时认为武昌不能起义，就想立即给黄兴发去电报，告诉他要阻拦武昌的起义。可是当时他刚到宾馆，有些疲倦，需要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头脑清醒后再给黄兴发电报。但是第二天起来看报纸时，武昌起义的新闻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很多方面。比如辛亥革命的最重大意义就是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它不再是用一个新王朝取代一个旧王朝，而是用一个新的制度体制去取代一个旧的制度体制。中国历史上推翻皇帝宝座的例子很多，但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登上那个宝座。辛亥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废除任何皇帝。皇帝宝座被彻底废除，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建立了共和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早已习惯的对皇帝的顶礼膜拜。自辛亥革命以后，广泛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遭到失败和唾弃，便是天下共击之的结果。

辛亥革命还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的解放。在1911年以前，思想禁锢很厉害。当时的那些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观点，都是海外留学生在他们所主办的刊物上讲的，回国以后就不敢讲了。思想界的那些重大争论在1911年以前也是不可能展开的。只有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皇帝不存在了，思想解放的运动打开了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各种思想才能呈现，各种利益团体才能出现，各种现代政党才能建立。在1912年以前，在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下是不能有政党的。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就是对皇帝的不忠；“党人”往往是攻击政敌的有力话柄；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只有1912年推翻了皇帝以后，中国才产生了大量的政党。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都是皇帝没有了才可能出现的。思想解放还反映在一些很简单的礼仪层面的东西上。比如，过去是下级官员见到高级的官员都要跪下来磕头，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就把这个制度给废除了，它规定不能下跪，不能磕头，见了面握个手。后来我们的政治活动的礼仪就是握手。这虽然是一个形式方面的东西，但这个形式却蕴涵着思想的解放。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来的。孙中山把这个词拿过来，在1903年以后反复宣讲，直至后来提出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的思想。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 “五族共和”的主张，它表明在中国生活的各个民族平等、共同地组成了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民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这个称呼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真正大大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是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要多讲中华民族，多讲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这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国家社会的稳定都有好处。

辛亥革命推翻了极端腐朽、反动的晚清朝廷，但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孙中山所设想的那样，效仿美国，顺利走上以三权分立、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从理论上分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带有很大的反清的色彩，或者反满的色彩，但当时反清主要是为了反对外国的侵略。孙中山在1912年1月3日发表了一个对外宣言，宣言中说道：清朝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有效，所有赔款、所有义务，列强在华享有的特权，南京政府都要承认。孙中山希望用这个办法让西方各国承认南京政府，但事实上西方各国始终都没有承认他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要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政权，给人民以参政权，具体的设计模式就是要通过议会制度来实现人民的参政。当时是向美国学习西方民主的体制，比如国会制、内阁制、三权分离等等，但这样的体制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失败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也就是西方最发达的民主政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人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强烈的认同，强烈的共识，就是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民主政治就像一件雨衣一样，穿在你身上可以避雨，穿在我身上同样可以避雨，很方便。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在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会议上的演说里：“中国推翻专制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开明专制化呢，还是民主政治？这就好比现在铁路造好了要用火车头，到底是用人家发明的老火车头呢，还是用人家发明的新火车头？当然是新火车头。新火车头发明要好几年，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既然要流血就干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了。”这就是孙中山的观点，当时的政治精英基本上也是这种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伏尔泰当年说的一句名言：“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个省要想聚合起来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这样中国就自然走上了一条民主共和的道路。结果一下子形成了多党制，形成了300多个政党，政党多如牛毛，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党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有一个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开国会时，各省的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就在那里像摆测字摊一样，想把人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住，给他好处，那种拉客的状态就像上海妓女拉客人一样。那些人先到共和党招待所得到好处，然后再到别的招待所住又得到好处，再到第三家、第四家招待所……最后投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态。当然这就失败了。

在一个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安放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者之间无法达到整合。西方议会民主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演变而来的。比如说多党制需要游戏规则的遵守意识，但是游戏规则必须要有法制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又需要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的议会政治根本没有这些环节的支持。

严复举了个例子，说中国人是一头牛，看到马跑得快，就把马蹄装到自己的牛腿上来，然后发现马蹄装在牛腿上还是跑不快，于是发现马蹄是需要马的骨骼的支撑，然后又把马的骨骼装到牛身上，但还是跑不快，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神经系统支撑，后来人们发现除非是一头牛全部同时变成一匹马，否则它不可能像马一样跑得快。

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单方面移植某一个系统都不能存活，它缺乏其他方面有机的支持。全面移植也不可能，全面移植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在当时，伴随 “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各样的现代政治框架也都被大量移植至中国。例如：短短十余年间，宪法就先后有过四个不同的版本 （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流产了的安福宪法以及1923年的曹锟宪法）；国会时存时亡、政党则多至300以上；具体政治制度更是复杂多变，诸如总统制、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过的，中国也都试验过……但是，恰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分析的，“政治上的改革，形式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做法和内容却仍然是保守的中国式的”。因此，即使在民国之后，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统治下，无论早期的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各路军阀以及蒋介石政权，都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形式下的延伸。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但由于孙中山所依靠的革命党或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力量过于薄弱，而且政治上也不够坚强，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科学革命理论作为指导，结果害得孙中山将到手的总统职位，转眼又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只存在三个月便夭折了，使革命成了半截子工程。孙中山把政权给了袁世凯，但问题是袁世凯既是晚清旧政权的代表性人物，同时思想深处也完全是封建主义的。袁世凯当政之后，首先想到的还是怎么样把这样的权力保持在个人手中，或者传给他的下一代，所以以后他有实行帝制这样一个变化。孙中山的理想主义遇到袁世凯的现实主义，他的理想主义就碰壁了。尽管孙中山发动了 “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但是都没能挽回局面。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三座大山对人民的压迫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民族资产阶级中再没人达到过他那样的高度。革命的成果也为袁世凯所攫取。

此前此后，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近代中国人还做过各种各样的梦。比如军事强国之梦，实业救国之梦。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早期改良派人士提出 “商战固本”的思想，竭力呼喊振兴工商业。“中华民国”建立后，许多工商业者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连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也投身到铁路交通建设和银行业发展的行列，希望通过发展实业使中国强大起来。此外，还有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美育救国等等的主张，甚至还有强身健体的体育救国思想。这些梦并非无病呻吟，都是针对落后挨打的民族耻辱、四分五裂的国家状况、贫穷低下的经济水平和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有感而生，而且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近代中国梦也确实需要军事强大、经济发达、教育文化发展。然而，所有这些美好的梦在国家陷于领土不完整、主权不独立、外患深重、内战频繁的情况下都不能实现。“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3]这就是说，振兴军事、实业、科学、教育的呼喊和努力，虽然具有唤醒民族觉醒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但要想以此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则难以梦想成真。结果中国还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继续贫弱下去，离富强的目标渐行渐远。

这证明旧式的农民战争、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自强运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4]

一次次探索，又一次次失败，原因究竟在哪里？不用细细思考，就可以列出很多：统治阶级腐朽而顽固，殖民主义势力异常强大，各次探索的领导力量还比较弱小，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充分发动，等等。应该说，这些因素确实都很重要，不过以 “后来者”的眼光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探索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了三个因素，即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在不具备这些因素的条件下，遭受挫折和失败是难免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看这个时期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主要涉及两个省的人。一个是广东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另一个是湖南省的，如魏源、曾国藩、左中棠、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什么明代以来，中国大思想家都出在广东？明代以后，王阳明的儒学在广东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的儒学中心。广东儒学继承的是浙江儒学的脉，其特点是：理在心中。认为大同社会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每个人去修炼，都能成为圣人。六亿人民尽舜尧，大同世界就实现了。所以广东出思想家，出新思想。但是这些人的实际能力不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湖南，湖南儒学以王船山为代表，讲理在势中，理在外部世界。不是我们不行，而是外部世界不行，所以要起来改变外部世界，不能只坐而论道，要起来改造世界，大同理想才会实现。所以湖南儒生第一懂军事，第二懂政治，既会打仗，又懂地理。所以，近代以来，就是靠广东人出思想，湖南人出力，推翻了清王朝。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2]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