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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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随后迅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说这可能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思潮。还有一点，俄国的国情与我国颇为相似。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浪淘沙的比较过程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

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总是善于从历史活动的实践中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了28年时间，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随后迅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中。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创建新中国，初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我们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一阵风一样就刮过来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尝试了很多域外的思想理论，如宪政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民主主义、进化论、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平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曾在中国得以宣扬提倡，并不同程度地付诸实践。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了一个年会，大家一起讨论，究竟什么样的思潮能够救中国。毛泽东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说当时能够救中国或者影响中国的西方思潮，大概有五种最有代表性。

第一种是改良主义。毛泽东分析说，这个改良主义，我们今天看来是走不通的。1898年的戊戌维新，就是当时一些改良派，试图在不触动皇权的基础上来改良，但是最后被保守的清政府残酷血腥地镇压了。那么后面我们整个的革命过程，已经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改良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毛泽东讲改良无非就是搞一点小补小漏，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第二个比较有影响的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毛泽东说好像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在议会框架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在议会框架内走社会主义，那么首先议会要立法。综观西方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律框架内，要来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岂不是痴人说梦。

第三种思潮是无政府主义。其实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那个时候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公社等。

毛泽东一开始为什么接受无政府主义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太腐败、太无能了，特别是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毛泽东说这样的政府要他何用，还不如让人民来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后来进一步研究后，毛泽东发现这也是一个空想。无政府主义本质上不要权力，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行的，没有权力的社会至少我们今天还做不到。

第四种思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叫罗素主义，是英国大思想家罗素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和空想社会主义如出一辙的思潮。

通过比较，最后毛泽东谈到，大概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叫激进的社会主义）是有办法的，因为它要发动劳苦大众来推翻反动统治。毛泽东说这可能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思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逼着谁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无数的西方思潮之一而已。但是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学习比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在五四以后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信的人越来越多，是有它的道理的。

中国学习英国 “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失败了，学习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道路也失败了，又兼之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暴露出深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于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义无反顾地学习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且，社会主义方向也很符合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登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马克思学说，题目就是《大同学》，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大同学》顾名思义就是 “大同”之学。李提摩太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关于世界大同的学说，因此叫《大同学》。中国儒家所设计的 “大同”社会已经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接近。“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它的形态基模来自于原始社会的原始共同体。

1933年7月，上海的《申报月刊》曾经刊出过一个 “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特辑由事先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组成，共有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如陶孟和、金仲华等人。《月刊》事先交代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第二，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哪一条道路，是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还是由外国资本所促成的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刊载情况表明：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只有1篇；而主张社会主义方式的则有5篇；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这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至少不再被多数人认可。知识界尚且如此，更何况工农大众乎？

而在这个过程中，十月革命的爆发确确实实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

首先，中国人有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前边中国人学了那么些思潮，但是在世界上找不出一个榜样来。你说哪个国家是靠社会达尔文主义建立的，哪个国家是靠无政府主义建设的很好的，没有。但是俄国革命成功了，俄国革命靠马克思主义，人民当家做主了，这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耪样。

还有一点，俄国的国情与我国颇为相似。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浪淘沙的比较过程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时中国的四个革命阶级，就会看到：农民阶级力量最大，但总是找不到正确方向，所以不能领导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缺乏革命彻底性，也不能担当领导责任；小资产阶级没有经济基础，形不成独立政党，拉不起武装，更当不了领导者。工人阶级不但能够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能够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所以，只有他们能提出科学和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这样，领导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工人阶级身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近代中国经过80年发育起来的先进生产力、先进阶级和先进理论实现了交融结合，中国共产党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革命发展前景”。[2]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我们每年在7月1日纪念党的成立，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不是7月1日，而是7月23日。那么7月23日成立日为什么在7月1日来纪念呢？1938年，中央决定对党的一大的召开也就是对党的成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具体日期忘记了，从各种资料中也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参加一大的董必武和毛泽东都忘记是哪一天了，只记得是7月份，天很热。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定在了7月1日。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确定了党的成立日是7月23日。这缘起于台湾一个学者来访，在跟大陆学者交谈之中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大意是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成立50多年了，连哪一天成立的都不清楚，有点嘲讽的意味。由此大陆学者下决心考证党的具体成立日。查阅各种材料后发现，陈公博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大会要转到浙江南湖的那一天凌晨，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女子被枪杀，由此造成他没有去参加南湖的会议。虽然陈公博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哪一天，但是这个凶杀案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都有报道，凶杀案是发生在8月31日凌晨。根据相关记载，陈公博是在八天之前来到上海的，由此可知是7月23日。单单这一点还不能确证就是这一天，因为我们在历史研究上讲究孤证不立。这个学者又查阅了其他相关材料，比如在一大期间曾经闯进一个人进行搜查，那一天有记载，再一个苏联的文件中有记载，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苏俄代表对此有明确的记载。种种材料显示，7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 “一大”的召开日，可以说铁证如山。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一直沿用7月1日这个纪念日，又出来一个7月23日怎么办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最后确定一方面要尊重事实，另一方面又要沿用传统的习惯，每年7月1日纪念就不再变了，这个就是党的成立日。

中共 “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地区，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大家发言进行讨论。

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在会议召开期间，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刚才这个贸然进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他建议会议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果然，在代表们分散后大概10分钟左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了，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但一无所获。

在原定的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在大家讨论新的会议地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为了不引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些像麻将一类的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于是，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历史沧桑，烟雨茫茫，谁能想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会诞生于一只小船上。

党的 “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基于当时全党党员的数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经大会代表讨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秘密举行的，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吃亏吃在什么上？就是缺乏组织。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国老是挨打，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中国积贫积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一盘散沙。贫和弱，这是客观事实，因为在近代落伍了，所以很贫穷，很弱小，这是客观的。但是积呢？就是主观的，其实贫和弱还并不可怕，但是让它积累了。那么为什么会积累呢？因为没有组织。所以我们就叫作一盘散沙。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武装成立的。中国革命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焕然一新。

我们党首批53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工人出身的党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叫郑凯卿，他还不是产业工人，是武汉文化书院的一个工友。这些人的家庭背景都很好，都比较富裕，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追求理想，追求进步。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除了毛泽东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出身地主家庭，这个不奇怪，那时候家里没有几个钱就很难外出读书，更别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了。

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他们家的佃户就超过了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经当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可是却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甚至直接带人来分自家的地，这块给你了，那块给他了，把家里人给气坏了，农民称他为 “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 “韦拔群”，他家是当地的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他们家的牛群之多，到了有的牛因为拥挤踩踏致死，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的程度，可是他也开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给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 “拔哥”。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没有一批这样的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党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它所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建军22年，就能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它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它的信仰，来源于一批这样的人的献身。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广大党员干部与革命群众对主义的真诚信仰。

2007年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讲演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关注天空，才能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理想和信念；只有关注天空，才能抛弃个人一些狭隘的思想和利益；只有关注天空，才会有全局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的呢？

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但英勇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屠杀政策所吓倒。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

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 “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得最深刻：“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 “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的旗帜，用暴动政策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

但是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八七会议虽然确立武装斗争方针，但是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刚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也不清楚。只好照搬了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模式，因为这是当时我们唯一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1917年十月革命，都是走的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所谓城市中心论就是首先在城市中进行长期的、不流血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占领城市后，然后将革命推向农村。

大革命后举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占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必须寻找其他的道路。而这条新道路的开辟，靠搬苏联建军的经验不行，靠搬北伐战争的经验也不行，出路只有一条，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从不断总结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去探索。

（一）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得最快，也转得最好。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发动的。秋收起义有多少人？一共是5000人，4个团的兵力。它的目标是攻打长沙。长沙是湖南军阀唐生智盘踞地方。他的军队在长沙有30000人。工农革命军起义部队要用5000人的力量去攻打有3万军阀的省会长沙，根本不可能。这支起义军只打了一个星期，就失败了，5000人就剩下了1500人。当原定的打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时，毛泽东先是果断地命令停止进攻长沙的计划，集中到了湖南浏阳文家市这个地方。浏阳文家市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城市，而是农村的一个集市，一个小镇。文家市有一个小学叫礼仁学校，毛泽东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召开了一个前敌委员会会议。前敌委员会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就讨论我们的起义还打不打，争论非常激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叫余洒度，他坚持要继续按照湖南省委的命令，攻占长沙。毛泽东反对，他说，我们要继续攻打长沙，那就是以卵击石，这么小的部队，怎么去攻打长沙？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的结果是赞成了毛泽东的提议，把攻占长沙的计划停下来。

攻占长沙的计划停下来之后，这1500多人往哪里去？毛泽东心里也没有数，他首先考虑的是先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大家都知道，部队一旦失败，可想而知，有的人就逃了，没信心了。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看到很多人也逃了，所以他把部队集合起来，他说大家先别跑，听我讲话以后，你们要走也不要偷偷地溜，我让你走，每个人还发两块官洋，给一个路费。那么毛泽东是怎么讲的？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预见，他说现在蒋介石的力量大，好像是一个大水缸，我们现在是力量小，但是我们是一块小石头，所以毛泽东就把敌我双方比喻成小石头和大水缸的关系。我们是小石头，不要紧，我们抱团，我们小石头也很有力量的，用我们这个小石头去砸大水缸，也能够砸出一个洞。我们今天砸一个洞，明天砸一个洞，天长日久就把这个大水缸砸得千疮百孔，我们就胜利了。大家想一想，这个讲话等于就说明了我们中国革命的一个规律，我们是由小到大的，革命要经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但是最终胜利是归我们。

往哪里去呢？最早考虑往湖南南部去，用当时的说法叫取道湘南，就是去湖南的南部。起义军开始向湖南南部转移。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湖南和江西边界有一个罗霄山脉，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两支江西的绿林武装，一支叫袁文才，一支叫王佐。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掎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这两支绿林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毛泽东得到消息说，在那个地方，这两支绿林武装打土豪分田地，江西的军阀曾经想剿灭这两支武装，剿灭不了。这件事情给正在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湖南南部转移的毛泽东很大的启发。毛泽东早年就读过《水浒》，对于农民建立自己的武装、成为 “山大王”这件事情有所了解。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启发，他就派人跟袁、王这两支部队联系。

袁文才和王佐很担心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占领他们的地盘，把他们给吞并掉。因为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毕竟有1500人啊，他又不了解毛泽东这支部队。当然部队里也有人说，干脆把这两支绿林武装灭了算了，反正他们加起来也就300来人，我们有1500人，灭了他们以后，我们来占山为王。毛泽东不同意，说我们还得做他们的说服工作。

毛泽东很聪明，给他们留了一百条枪。袁文才最需要的、最希望的就是枪，因为农民武装啊，武器都很落后，步枪很少，300来人大概只有二三十条步枪，其他都是什么鸟铳、梭镖。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有点当时比较好的步枪。因为秋收起义部队有一部分是从武汉来的，武汉有个汉阳兵工厂造步枪。毛泽东非常大方，送给了袁文才一百条 “汉阳造”。袁文才非常高兴。然后毛泽东说，我把这个后方医院留在你这个地方，我先不上山。袁文才觉得后方医院留在这儿，对他没有什么威胁，就同意了。

接着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围着井冈山打圈圈，干什么？一边打土豪，一边整顿队伍，一边让袁文才和王佐进一步了解秋收起义的部队。因为毛泽东还派了三个教员去帮助袁、王的部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一个月，袁、王慢慢就跟毛泽东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也了解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并不是要上山把他们给吃掉，然后占山为王，而是想跟他们联合起来。所以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才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跟袁、王的部队合在一起，在井冈山这个地方，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农村根据地的武装。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也到了井冈山，跟毛泽东和袁、王的部队会师。他们大概也有2000来人，加上毛泽东和袁、王的部队，一共有了5000人的部队。到了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50万这么一个规模。成功地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由城市到农村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以后，在建立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探索，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1.解决了小块农村红色政权怎样存在的问题

井冈山这个地方，地势非常好，易守难攻。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以后，完全可以像过去的农民占山为王那样，在这个地方扎下自己的地盘。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 “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

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不能说农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必须得有一个组织来管理来协调。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

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必须要用武装来保卫。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这个地方，实行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这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农民参加工农革命军，搞得红红火火。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毛泽东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没有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来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2.论证了中国小块农村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了 “红旗到底打的多久”的疑问。有人提出质疑是正常的，因为先建立政权，再夺取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新生事物，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连毛泽东都称之为 “奇事”。

毛泽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4]

毛泽东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 “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第二个条件，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主要是在那些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

第三个条件，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各种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将不断向前发展。

以上三个条件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具备了红色政权产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但仅仅如此还不够，中国红色政权要想长期存在和发展，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二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毛泽东列出了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最根本的一条、最关键的一条。其他四条理由，都是根据这一条的延伸。当时建立的红色政权都是建在白色政权的结合部，都是各省交界的地方，各省之间三不管的地方。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闽皖、闽粤赣等。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质。为什么德国、日本爆发不了革命，因为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高度统一，是铁板一块。所以毛泽东讲：只要白色政权间的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发展、存在和继续发展就是无疑的了。

3.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

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东江、琼崖、左右江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已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革命根据地已经有力地显示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这些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以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检验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红色政权理论是符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真理。同时，各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大好形势，也使毛泽东提高了对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促使他把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政权的胜利联系起来。毛泽东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

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中，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 “星星之火”，距 “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其起初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教育林彪一个人，而是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较长时期内存在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所以，毛泽东的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达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广大干部战士。毛泽东批评了 “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 “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5]

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

毛泽东的复信向全军发表出乎林彪的意料，也成了他的一块长久心病。1947年秋天，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这封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同时表示：“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

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做出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由此可见一斑。因此，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入这封信。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其事，这封信再次入选。不过，为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将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凡是批评林彪的地方也做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

1969年9月，红极一时的林彪在重游井冈山时专门写了首词《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返京后曾将此词呈毛泽东阅。毛泽东微微一笑，在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下用红笔画了两条粗杠： “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三、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今天，我们很多同志忽视理论，看不起理论，认为理论是虚的。理论固然是虚的，但理论来源于实践，一旦成熟的理论形成了，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程，以遵义会议为界，前后各14年，前14年即1921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有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还有后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达4年之久。而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再没有出现全局性的错误，革命事业发展的非常顺利。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呢，有人讲，是因为我们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我们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是不是有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就一定会顺利，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失败呢。恐怕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假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陈独秀就给毛泽东讲：泽东同志呀，你年轻，善于搞实际工作。我呢，只是个老夫子，只喜欢写理论文章，实际工作能力不行，你来当党的总书记吧。于是毛泽东就当了党的总书记。那么，陈独秀等人犯过的错误，毛泽东就一定能够避免吗？恐怕很难避免。因为这个革命谁也没有搞过。否则的话，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么厉害，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它就老犯错误。按道理说，他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呀，理论水平越高呀？

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因为社会主义怎么搞，毛泽东也没有搞过，它是第一个带领我们党进行探索的人，既然没有搞过，就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假设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对小平讲，我56岁了，年纪有点大了。小平同志，你还不到50岁，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你来当党的主席。于是毛主席就休息去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晚年所犯过的错误，小平同志能够完全避免吗？恐怕也难。谁都没有搞过的事情，怎么可能不犯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认识了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中央的任何一位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在开始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遵义会议前，我们党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没有搞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步骤、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形成切合中国实际的系统的成熟的革命理论。为什么没有搞清楚，不是他们不想搞清楚，而是一系列的条件限制了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理论问题之所以没有搞清楚，是因为我们的实践还很短，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我们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

为什么遵义会议后，我们能成熟起来？

一是我们党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客观条件。从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党有了24年的斗争历史，并且经历了从北伐战争的胜利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这就为我们党认识这些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两次胜利和失败的对比中走向成熟的。

二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地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开始独立自主地决定党内事务。遵义会议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之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们每次开会，共产国际都要派人参加，而且还要作指示。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其指示往往偏离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共产党还必须执行，这样就容易出问题。遵义会议时，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由于在长征途中，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丢失了，双方中断了电讯联系，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军事上犯了错误，无法发号施令。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此后不久，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今后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组织条件。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不仅提出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而且还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由于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有一段时期，甚至造成毛泽东很孤立。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成了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了党的政策，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后，任弼时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此基础上，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真正巩固下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为他综观全局，站在更高的层次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风气，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后，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又开辟和形成了许多大块的根据地，为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系统总结党内斗争经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创立了一大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机构和刊物，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条件。

五是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后期又组织高级干部开展了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运动。延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心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武装全党，使全党在世界观和作风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通过整风，使全党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和能力。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不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要有理论创造。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靠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1957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不晓得他们写了多少，他说大概我国翻译过来的还不到一半。毛泽东当时可能也没有看到统计，他可能是猜的，但是他真猜对了。据1957年中央编译局统计，到1957年的时候，中国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只翻译了48％，真不到一半。毛泽东说，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但是毛泽东说，重要是要研究方法，就是你读马列、学马列，最重要的是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学马列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根据本地、本市、本部门的情况，来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了《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 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 “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 “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 “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延安的窑洞仿佛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生产车间。那些伟大的思想，就像生产土豆和小米一样，奇迹般地生产出来。主席住过的窑洞不下十个。现在每个窑洞前，都有一个说明牌，说明是哪年、哪月、哪天毛泽东住到了这个窑洞，什么时间离开的，在这个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特别是说明牌最后注明毛泽东在这个窑洞写了哪本重要著作，写了哪几篇重要文章。《矛盾论》、《实践论》都是在窑洞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共四卷，共收入159篇文章。其中112篇是在延安时期写的。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在敌人封锁、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却稳稳地坐在延安的窑洞里缜密的思考，静静的写作，酿造他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理论。有的窑洞毛泽东只住过几天、十几天，仍然有文章写出。

1938年5月，为了写《论持久战》，毛泽东九个昼夜没有出窑洞。蒋介石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一连看了好多遍，把它定为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的军事指导纲领。白崇禧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日本人也搞到了《论持久战》，赶快翻译过去送给天皇，天皇一看发出一种感叹，大日本民族这么强盛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著作？日本战败后，它不服气，最后归结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把它打败了。

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这个革命既不是以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苏联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不是俄罗斯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讲的话，中国要发展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直接消灭资本主义。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建立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们当时的革命来讲，还是未来的事情。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那是什么呢？毛泽东讲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叫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应该怎样搞的问题。你读老祖宗的著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也讲不出新民主主义，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老祖宗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人家和我们的国情不同，所以它考虑问题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这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发展。

所谓理论上的成熟，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了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1943年7月，王稼祥为纪念党的22周年生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被全党所普遍接受。在此基础上，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并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四、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三大武器

三大武器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1939年底，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 “十八年来，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一）统一战线

在总结历史成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靠什么赢得人心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靠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的制订与实施。正如在1947年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所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6]

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7]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群众工作将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汇聚起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民心和民力。

1.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认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战争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战争。可以说谁能得到农民支持，谁就有力量，谁就能胜利，谁就能得天下。对于农民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的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8]

很长时间我们存在这样一种误解，因为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自己革命（执政）的阶级基础，便以为工人和农民是天生的革命派。其实根据胡绳晚年的分析，即使是工人和农民，也只是 “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他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9]因此，实际上也存在争取的需要。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针对农民阶级讲究实际的特点，来制定政策和策略。

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到1949年上半年，东北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华北、西北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的老区、半老区，除一些零星地区外，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约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大约有1亿农民分得3.75亿亩土地。”[10]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11]

1947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的结论中明确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12]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使上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美国人韩丁评价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经过翻身运动，获得了土地的千百万农民，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同解放战争的胜负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参军的热情特别高涨。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党十万干部战士出关，三年以后变成了百万大军入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适时开展了土地改革，在 “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光东北解放区就有160万人穿上了军装。三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先后组建了9个纵队和1个军。

美国评论员罗伯特评价说：当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这可激怒了翻身农民，千百万刚刚分到土地的庄稼汉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涌进了解放军，拿起了武器，和蒋家军拼命。所以，这支军队的战斗力特别强，结果是哲学家的毛泽东打败了军事家的蒋介石！

翻了身的农民还积极支援前线。翻身农民响亮地提出：“我们今天翻身做主人，一心支援前线，不完成支前任务决不回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山东战役的时候，陈毅同志连夜赶赴前线指挥作战。在沂蒙山区的小路上，他看到了这样一幅非常可歌可泣的动人场景。一个沂蒙山区的老农民，他的3个儿子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为了让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能够吃饱饭，老人和他的3个寡妇儿媳妇推着独轮车，上面装着小米，给前线的解放军战士送军粮。当时粮食少且非常珍贵，这个老人和儿媳妇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最后老人饿昏在沂蒙山区崎岖泥泞的小路上。正好陈毅同志和警卫人员经过这里，把老人呼唤醒了之后，陈毅同志单膝跪下，给老人叩了一个头。陈毅说：老人家，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能够报答你的话，那就是我们将给你打出一个自由、幸福、富裕的新中国。

淮海战役时间长达两个月，作战地域涉及数万平方公里，参战部队多达60余万人，每日消耗的补给和军品数量惊人。为此，党的各级组织动员了华东、中原、华北区的543万民工（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临时民工391万人），21万副担架，88万辆大小车，35万副挑子， 77万头牲畜，8500余艘民船，共计运送粮食96000万斤，并将前线11万名伤员转运后方。60万解放军，543万民工，平均每名战士背后就有9个民工。这也打破了一个战争上的极限。因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认为，战争要人民来负担，不能够超过人口总数的12％。也就是说最高可以8个人当中抽1个民工，再抽就抽不动了。可是淮海战役动员的能力占总人口的16％。也就是说，每6个人当中抽出了1个民工，所以这是打破了一个极限。淮海战役筹运了粮食十亿斤。这是很惊人的数字，不说如何筹来的十亿斤粮食，就是怎么运就成问题。当时是三人一车，五车一队，每队必有一位中共党员或党的积极分子，保证小车推进方向。不光如此，我们还运用了现代化的手段，各县民工先用小车将粮食运到泰安火车站，再由火车运到兖州，然后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走水陆到韩庄，再用小车分送各部队，这种水陆联运的系统运输对我们党的组织能力来说是极大的考验，说明我们党的领导力空前成熟。最终的结果就两个字——胜利。

如果说分地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的话，那么，废除苛捐杂税则是包括富裕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迫切愿望。旧中国农民贫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苛捐杂税太多。旧中国的田赋分正赋和附加两部分，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源泉。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用，就在正赋之外随意地增加附加税，而且附加税名目繁多，重复征收，甚至预先征收。寅吃卯粮，将几年后的税都征了。再加上临时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军费及物资，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甚至没法生活下去。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全面地废除了苛捐杂税，只征正税。

在解决土地问题、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并成立农会等各种组织，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翻身后的广大农民为了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积极的参军、参战，从而使人民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军队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支前的民工，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真正形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广泛的人民战争。

由于国民党丢掉了农民，也就丢掉了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军队中的农民子弟，也心无斗志，成为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重要原因。冯玉祥在1947年5月26日就曾尖锐地指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抗战）胜利以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怎么过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还有什么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还有能不失败的吗？”[13]

中国共产党依靠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和重视，依靠土地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成功实践，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认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讲的“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4]

2.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行独裁专制，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1947年，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传单中讲，印钞机无休止地周转下，我们学生及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了畜生的生活水准，现在这个畜生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增加新的骨骼。那教授的生活总会好些吧？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主持召开了一次教授会，来了一百多位教授，大家谈的、想的不是搞学问，都是研究怎么解决吃饭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1947年写了一篇文章，非常的精辟，他讲：“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想到他为什么饿，只要他这么一想他立刻就会想出反内战之口号。”[15]

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团结起来，为争生存而斗争外，别无出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上，因而就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做你死我活的斗争，并将这个斗争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之外，再无出路。”[16]

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坚持农村武装斗争为主、城市工作为辅的方针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统区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为了加强国统区的工作，根据当时的有利形势，调派大批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深入到学生和市民群众中，领导和推动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中，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等斗争形式来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易为群众接受的口号和主张，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并逐步将运动引向深入。比如党提出了 “为生存而斗争”的策略方针，在组织学生市民斗争时，要尽量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另一方面党中央还提出了领导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斗争，要灵活地将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要尽量使非法斗争以合法面目出现，要提出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并以群众面目出现，以发动群众，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在斗争中，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斗争要有理由，要适合群众要求，要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就是通过斗争，解决群众提出的部分问题，或得到一些经济上利益，而且能在组织上巩固扩大和提高群众觉悟；有节就是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要灵活机动，适可而止，不僵持，以争取时间，休整组织，总结经验，以准备新的更大更残酷的斗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能够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人们，争取了一切应该争取的同盟者，形成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反帝反蒋爱国运动，最大限度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国统区的人民群众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规模日益扩大，参加人员涉及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等社会各个阶层，逐步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崛起，对于打击和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推动中国革命迅速走向新的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17]

3.取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动摇的，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比是中间势力，但是这个中间势力影响很大，他倒向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利，他倒向共产党就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团结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更加准确地把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人数虽然很少，也没有武装，但他们在社会上政治影响较大，这些人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没有出路；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和动摇的阶级，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所谓联合是指坚定地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领导，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力求用我党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革命精神去影响他们，并帮助、教育他们逐步接受新民主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是通过利益驱动去争取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跟我们走有好处。那么给资产阶级的好处是什么呢？民族资产阶级希望革命后能够获得发展，早在延安时期，党的政策就明确提出了在革命之后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发展便利。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专门约见了重庆的民族资本家，明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后又提出了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交流、内外兼顾”的16字方针。再次是用政治协商的方式正确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双方诚恳地、坦白地就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磋商，平等地经常地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互通信息，力求协同。同时又尊重他们的利益，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权利，照顾他们的习惯，必要时对其作适当的让步，以此吸引和联合各民主党派，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

所谓斗争是指在政治上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帮助。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一方面和中国共产党一起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原有的思想基础的局限，有些人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站在第三者立场上。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幻想在中国通过第三条道路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所决定的政治倾向。对此中国共产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批评和教育的方法来对待同盟者。一方面通过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们逐步提高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错误决不无原则迁就，而是采取善意的批评。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影响下，1946－1947年在全国许多城市进行了对中间路线的讨论和批判。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蒋介石公开对民主党派迫害，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民主党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逐步放弃了第三者立场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前途。那个时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讲，到底跟着谁有点举棋不定。虽然他们对蒋介石比较失望，但是对毛泽东也不是太了解，甚至有人把毛泽东描述成一个草莽英雄、一个农民领袖。但是1945年，毛泽东写于1936年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在重庆公开发表后，至少对争取当时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文才武略，千古少有，由此改变了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看法。所以后来有人评价：润之先生一首词，胜过蒋公百万兵。

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很多代表人物与国民党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倾向我们党。虽然当时蒋介石也曾经胁迫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把厂子的资金卷走，但是绝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把厂房和资金都留到了内地。在北平解放以前，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知名知识分子都在北平地区，蒋介石通过胡适派一架飞机来接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到南京去，然后跟他去台湾，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搭他的飞机去，80％的顶尖知识分子留了下来。对于国共两党的态度，季羡林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18]正因为这样，绝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和共产党站到一起来。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73％）都选择留在大陆。[19]这很生动地反映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对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认同。

当时中国人口的80％是农民，农民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认同了共产党，可以说整个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社会精英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有很大政治影响力，他们也认同、支持共产党。所以从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心向背来讲，是背弃国民党认同和支持共产党的，这就是人心向背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命运和前途。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在起义通电中说：“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20]

（二）武装斗争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情况，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条件。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敌人是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武装到了牙齿，这样只能是武装对武装。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我们绝不仅仅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讲到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军队。军事斗争主要包括力量的建设和力量的运用两个方面。纵观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著述，通常放在第一位的是力量的运用而不是力量的建设。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革命真谛，从领导武装斗争伊始，就把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放在首位。

一是人民军队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这篇著作中精辟地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宗旨：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毛泽东还深刻阐述了这个宗旨对于军队建设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深刻意义。他指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就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在这个宗旨下，这个军队就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在这个宗旨下，这个军队就形成了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因此，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人民军队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

二是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这一点很关键。在毛泽东看来，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意志的武装集团，除此之外军队没有自己的利益，这样就避免了军队的军阀性。我们可以与国民党作一个对比，国民党的权力序列是军政党，在国民党中最有权的就是军事首长，比如各地的军事负责人，其次是政府，然后是党，最没有权力的就是党部，只有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只有建议权。我们共产党不一样，各地的党的书记是最高的领导者，当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三个人的党的委员会，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军事的，但是以负责党务的为书记，其他两个都要听从第一把手的。

三是人民军队要担负三项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有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及生产的任务，以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人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虽发生过一些具有人民战争性质或特征的战争，一些开明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曾意识到群众在战争实践中的作用，但受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充其量只把群众作为实现战争目的的工具，而没有认识到战争乃是人民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将 “民”与“兵”置于同等地位看待，更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及其理论的创造，才开创了真正的全面人民战争的先河，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人民战争理论。毛泽东基于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认识，提出并实践了充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了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问题。

中共中央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没有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抗战。毛泽东进而提出了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口号。面对日寇的大举进犯，毛泽东指出，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可以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进行战争的意义和目的，进行全民总动员，从而调动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其次，进行人民战争需要实行以主力兵团为骨干，与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不仅使各种武装力量形成一个整体，而且任务各有侧重，以不同形式开展军事斗争，从而更加充分发挥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形成对敌斗争的总体威力。同时，还要实行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的相结合，把广大人民群众分别组织在工会、农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中。

再次，武装斗争还要必须同其他各条战线斗争相结合。战争不仅是武装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较量。因此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如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形式相配合，形成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多条战线的、各个方面的波澜壮阔的对敌斗争局面，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所进行的革命战争的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确的战争指导原则。这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发展和胜利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面对强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现有武器装备，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实践中，充分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军民结合，主力兵团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式，创造出了一整套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包括：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战略上以弱击强，战术上以强击弱；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的密切配合与转化；慎重初战，首战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等。毛泽东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四句话加以高度的概括，叫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

（三）党的建设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雄厚广大，而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壮大发展自己的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不能不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特别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转到了农村，在农村的环境中建党，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很大比重。但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里边来，不仅造成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多数，而且也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绪带到党内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

1928年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会失去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二是担心红军长驻一地，会像大肚子女人一样，把老百姓最后一只老母鸡吃光，势必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和工人阶级连在一起的。共产党跑到农村去，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党就会变质。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党要重点抓工运，靠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来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应当承认共产国际领导人看到了中国革命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的确，大革命失败刚刚一年，党的成分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五大时的工人占53.8％、农民占18.7％，变为农民占76.6％、工人只占10.9％。由以工人为主变成了以农民为主，的确有变质的危险。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共产党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关键是怎样解决。所以有人讲，共产国际不是高明的医生，他们病看对了，但药却抓错了。按世界上一般国家共产党建设的模式，靠大量吸收工人党员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解决不了中国党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担心，毛泽东指出，大量农民加入到党内来，必然会带来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要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建党，只有从思想上入党，才能明确革命的信仰问题，即为谁革命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我们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农村中即使是先进分子，也不算工人阶级，你怎么就叫工人阶级政党呢？我们就发明了用思想上建党的方式，让思想上入党，不但要行动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把马克思主义灌输进去。

其次要从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建设，以把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古田会议》规定的 “入党新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样的 “新分子入党条件”，简单朴素又实在，把 “先进分子”的标准规定得非常清楚，非常具体。即使是没有文化的工农大众，也一听就明白，一听就知道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系统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实际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这样就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建设提高到 “伟大的工程”的战略地位。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毛泽东说这是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一点无可否认。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6]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页。

[7]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8]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9] 《胡绳论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0] 李新、陈铁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最后的决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85页。

[11] 常毅：《土地革命：开国前的风暴》，现代快报，2009年9月27日。

[12]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