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提出的历史背景

梦想，不同于空想或妄想，它和理想一样，是在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又从根本上超越了现实的一种希望和愿望，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阐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一、中国梦的提出过程及展开论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次出现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世纪之交的2000年，江泽民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 “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庆祝活动”中发表的2000年贺词中提出 “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此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后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在阐述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时，曾经三次提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呼之欲出。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深情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思想。从此 “中国梦”就成为全党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思想概念。

2012年12月8日、9日，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刚刚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他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梦，必须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来造福。从原来强调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发展到强调中国梦是人民梦，中国梦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次讲话还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习主席在2013年3月17日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其对于 “中国梦”内涵外延的重新诠释，不同于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的描述。用他的原话就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在2012年11月 “复兴之路”的讲话中，他重点强调的则是 “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从 “强国梦”到 “人民的梦”，从以国家为主体到以人民为梦想的主体，此一跨越，无论从文理逻辑的完善上，还是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层面，都意义重大。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梦是和平发展之梦。中国梦是造福世界之梦。中国梦是推动人类进步之梦。

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梦做了非常系统完整的论述，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思想。一是阐明了中国梦思想的提出依据，即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二是提出了中国梦的三个主体，即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人民的。

2013年5月，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联合媒体书面采访时，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梦的本质，他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2013年6月7日，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美好梦想相通。”

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 “五个意味着”：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验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讲到了个人梦和国家梦的关系，中国梦和世界梦的关系，对中国梦的战略思想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极大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一个新观点：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齐飞的发展过程。中国梦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一定把精神文明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看待。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梦是和平梦，还形容说中国这头狮子醒了，是一头和平的、可亲、文明的狮子。还讲到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世界梦，不仅是国家梦，还是世界梦，是带有世界性的中国梦。

二、中国梦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任何思想、观点都有其提出的背景，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中国梦同样如此。中国梦的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领导人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有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世界依据的。正如习近平在2013年五四青年节所讲的那样：中国梦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

（一）中国梦提出的历史依据

中国梦拥有厚重的历史基础。它是中国人反思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史后的必然诉求，是对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演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奋进前行的灯塔。

梦想的力量从来都是强大的，梦想的力量从来也是无穷的。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如此。梦想反映的是一种追求，体现的是一种抱负。没有梦想的人生注定是碌碌无为、前途渺茫的，没有梦想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也一定是缺乏远见、没有希望和未来的。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根本无法在世界民族的竞争中生存。中国梦承载着中国人的追求，贯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世界历史上，一个梦想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到实现的过程。

16世纪，托马斯·莫尔在 《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19世纪初，盛行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圣西门创立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傅立叶领导了空想社会主义运动，欧文进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他们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了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20世纪初期、中叶，列宁、毛泽东分别在苏俄和中国领导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有梦想就有未来，没有梦想就没有未来，中国人从古代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靠梦想在支撑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梦想的民族，也是一个富有逐梦激情、勇气、人性和智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不缺梦想和未来的民族。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中国梦”这一概念，但我们的祖先对 “梦”的编织和构建却从未停止，提出了很多千年梦和百年梦。

中国古人的梦，有几大家，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影响中国人最大的。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都是在儒家的影响下走过来的。孔子的梦想是什么？孔子的梦想是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不分彼此。孟子的思想，老有所养，互相之间有一种救助思想。墨子也是中国很重要的思想家，墨家的理想什么？人人平等，不分彼此。老子的理想什么呢？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当然也是一种生命的境界。现在讲，在城市里面生活觉得城市里面太嘈杂，一点宁静感都没有，可能还向往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庄子的时候，逍遥复逍遥。这几个都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梦想。

儒家大同理想是古代先贤所设想的最美好的社会愿景，它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想表达。大同理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魏风·硕鼠》篇。“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逝将去女，适彼乐国。……逝将去女，适彼乐郊。”这里的 “乐土”“乐国”“乐郊”就是人们期望中的 “理想国”。对大同理想最为详尽、完整的描述是在 《礼记·礼运》篇中。西汉戴圣编著的 《礼记·礼运》给我们描绘了 “天下大同的小康梦”。它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而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一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起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这段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天下为公，即天下是人民公有的，社会是为大众的而非为个人的，人人都要树立公德意识；二是选贤与能，即社会应把有道德、有才能之人选举出来，把社会治理的重任交给他们，使之为社会服务；三是讲信修睦，即社会讲信用，没有欺诈和偷盗，人与人之间能和睦相处；四是制度良好，讲到未来的社会要实现四有，社会上的老年人能得终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童能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

我们国家历史上就有这个特点，理想、梦想往往是在分裂的时候甚至动荡的时候提出来，然后到太平盛世、治世的时候实现梦想。所以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运的衰败，为了救中国，中国人提出了许多百年梦想。这些百年梦想，有些我们已经实现了，有些还没有实现，还需要继续努力去实现。

第一个百年梦，1902年梁启超写了一本小说叫 《新中国未来记》。他设想到1912年前后建立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50年的时候，即1962年的正月初一要举行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大典，各国大臣向中国表示祝贺，然后要在南京签署 《太平条约》。

第二个百年梦就是奥运梦。1908年天津 《青年杂志》曾经向中国人提了三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一百年以后的2008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

第三个百年梦是世博梦。1910年，晚清的一个医生、小说家陆士谔写了本小说 《新中国》，是以 “梦”为载体，描绘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其中有20多个预言都已变成现实。陆氏梦中关于浦江大铁桥、地铁 （电车隧道）、越江隧道等三大工程及方位，竟与现在的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及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出奇相仿。他还预言1951年中国将在上海浦东举办。后来万国博览会改名为世博会。第一届万国博览会，是1915年在巴拿马举办的。2010年我们在上海浦东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

第四个百年梦是孙中山的富强梦。1919年，孙中山完成了 《实业计划》，此书和 《孙文学说》《民权初步》两书合称 《建国方略》，提出了强国梦想。一是提出 “火车进西藏”的设想，要在中国建设10万英里 （约合16万公里）铁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十二五”期间，铁路新线投产总规模将控制在3万公里，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将增加到12万公里左右。距离孙中山的10万英里目标越来越近。二是提出 “三大港口”构想，设计在广州建立中国的南方大港，在宁波一带建立中国的东方大港，在现在的唐山一带建立中国的北方大港；现在7个大陆港口进入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前10位，上海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三是提出 “三峡建坝”的设想。关于三峡建坝，国民政府曾多有尝试。1932年和1944年都提出过建议和计划，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计划沦为纸上谈兵。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工。2006年5月20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毕，“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访问三峡大坝，感慨孙中山的梦想已实现。

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实现 “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救中国，梁启超提出了 “少年中国”，孙中山喊出了 “振兴中华”，李大钊呼吁为 “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毛泽东提出 “民族复兴，让人民站起来”、周恩来提出 “中华崛起”、邓小平提出 “着力振兴中华民族”、江泽民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表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规划和奋斗。历经上下求索，千辛万苦，中华民族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建立自己国家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二）中国梦提出的现实依据

中国梦的提出，是立足现实的，是一个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换句话说，要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中国梦提出的现实依据。自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中国梦”以来，中国梦日益受到了海内外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认同。中国梦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中国梦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具有如此凝聚人心、深入人心的伟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究其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中国梦是基于中国成就更是基于中国问题提出的，旨在破解中国问题。何谓 “中国问题”？一般而言，中国问题首先是指那些关涉中国社会前途命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总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中国梦所言的中国问题域是非常广泛的，总体上而言，中国问题，既包括宏观问题、中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中国问题不仅包括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 “宏观”问题，即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大问题、总问题，还应该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系列阶段性的 “中观”问题。此外，无论是实现中国梦，还是践行群众路线，都应该及时回应现时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也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实践中的 “微观”问题。

梦想，不同于空想或妄想，它和理想一样，是在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又从根本上超越了现实的一种希望和愿望，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破解 “中国问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当前的中国，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五种压力和挑战。

一是 “后金融危机时代”和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压力。受此影响，西方主要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欧盟也正面临着其带来的四大困扰：

债务困扰。美国的债务规模已达到16.4万亿元，超过了其15万亿的GDP总量；欧盟特别是希腊的债务是其GDP的200％，日本则达到230％。

货币政策困扰。日本、美国纷纷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日元贬值，要命的是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暂时看不到头。

就业困扰。美国学者的失业率达8％，日本为6％。

发展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降下来了，日本为2％、美国为2.2％。

在国际大环境下，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出口、汇率、通货膨胀等困扰。

二是面临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压力。过去，中国在领土、领海等传统安全领域没有什么压力。随着 “十二五”规划中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大海、走向深蓝，与此而来的是一连串问题，诸如东海钓鱼岛问题、南海黄岩岛问题等。此外，如海啸、地震、“非典”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带来巨大压力。

三是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如何避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是世界银行2006年最先提出来的。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特别是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转化，经济增长出现乏力，人均GDP长期甚至几十年在6000美元徘徊，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会出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同低成本国家相比，它的低成本优势消失了；同高收入国家相比，它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于是就出现经济放慢了速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 《中国2030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世界独立经济体 （包括主权国家与独立自治的经济体）有260个左右，而在过去50年间至少有100多个经济体达到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然而却只有13个 “成功”地迈过了 “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这其中包括了滥竽充数的希腊。换句话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高达90％以上。处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既无法在中低端产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经济往往停滞不前，甚至因为衰退而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除了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转型之外，更主要的是社会层面出了问题，即社会资源被越来越多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公平、公正、公义”文明原则渐行渐远，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拉美一些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末，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逾50％，而占人口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这正是它们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就已经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专家认为，尽管目前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但是依然没有真正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失衡程度。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1。我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部分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自然要素市场的人为分割，导致了诸多的寻租机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和2005年我国包含租金在内的全部非正常收入分配规模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比重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水平。

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地位，阻止地方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简洁政府，《决定》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三点：一是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在政府权力认识上的突破，其意义非常重大。过去，由于各级政府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我赋权现象，以至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处不在，导致了大量腐败现象。二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很显然，没有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最大来源，保证司法独立性能够对行政的腐败产生极大的抑制。三是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由于 “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与 “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被放在一起论述，自然而然的一个推论就是，新提任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公开制度将很快推出。所谓的 “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官员“财产阳光制”的推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将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央领导其实前几年已经高度关注到这个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0年就关注到人均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问题，告诉我们这个阶段矛盾增多、爬坡过坎，就是遇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跳出这个陷阱，不能像有些国家几十年在这个陷阱里出不来。习总书记在11月2日接待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的时候明确讲，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习总书记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信心的关键就来自于我们中国可以全面深化改革，很显然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不会掉进去，为什么不会掉进去？就是我们要全面推进改革，正是因为有了全面的深化改革，我们才能不掉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里面去。

四是解决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平稳增长的压力。早在1995年制定 “九五”计划时，中国就提出要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从九五到十二五，时间过去了18年，中国的转型升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的问题仍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进入2010年十二五时期，中国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这是一场非打赢不可的硬仗”。但是转型升级涉及速度问题，转型升级的过程，就像开车变道一样，变道前车辆保持适当的低速有利于看清道路、辨明方向。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慢了下来。2012年第一季度的增速为8.1％，第二季度降为7.6％，第三季度为7.4％，第四季度为7.9％。2014年第一季度为7.4％。

一般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100万＋120万的就业。经济增速放缓，首当其冲的影响是民生之本——就业。一方面要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保证就业，这是一个矛盾体，要保持高超的技术才能既推动转型升级又确保民生之本。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具有以下两个迫切性：一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已经消失，依靠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从资金价格看，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3％，对欧元累计升值超过20％。从工资水平看，2012年7月China 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2250美元／年，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大约是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的2倍，印度的2.3倍，柬埔寨和孟加拉的3倍和缅甸的5.5倍。按照十二五规划，五年间工人的最低工资将翻倍，届时中国劳动力价格将更加昂贵；二是世界即将迎来新一轮产业创新革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使命。历史上，中国曾经绝缘于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以至于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第三次革命时期，我们赶上了信息化浪潮，尽管只是一个追随者，我国凭借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开始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未来新的一轮产业革命中，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不仅需要凭借当前具有的人才、技术、资金和庞大国内市场，更主要的是需要形成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创新的浪潮中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对GDP的贡献率只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这不仅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美国（2011年只相当于美国的1／12）和欧盟，而且明显低于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水平。其原因除了传统文化不太利于创新之外，大体还有以下几点：一是现有的教育科研机构行政化现象明显，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和鼓励真正的创新研究，大量的资源都被行政人员瓜分了，而没有分配给教研一线的教授与研究员；二是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企业创新风险较大，没有相应配套的投融资体系来进行支持和分散风险，即使创新成功了，在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环境下获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比通过政府公关获得利益更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推进教育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使不断增加的教育与科研资源更多地用于真正从事教研工作的人员身上。同时，在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市场之后，企业将越来越难以通过政府公关来获取利益，就必须加强创新以获得和强化市场竞争力。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为创新者享受自己的创新成果保驾护航。

五是如何启动新一轮改革和解决中国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压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已经从 “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还是股份制，都是由基层发起、“自下而上”式的改革。一项改革往往能够找到普遍受益点，存量动不了可以动增量。到今天，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相互交织、盘根错节，改革的增量和存量研究形成联动。

改革，简单讲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的深化改革则是要打破利益格局的制约。改革的难度有多大？李克强总理对中外记者讲：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外，我们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在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如何能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这既为社会进步注入了活力，也带来社会思潮的纷繁杂乱。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人们利益的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化、物质化。社会上一些人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了道德紊乱、人情冷漠、腐败多发等现象。利益是人奋斗的动力，但利益不能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追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很快，很多人有钱了。但见诸媒体报道的资料均能显示：没挣到钱的人心里面感到难受，挣到钱的人心里边也不太高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核心在于我们的奋斗过程中缺少梦想和追求。

管理学上有一个典型案例，同是砌砖，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活计，为砌砖而砌砖的话，那么你会越干越没劲、越干越单调，因为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让人难受。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为一栋宏伟的建筑添砖加瓦，你会越干越有热情，越干越有梦想、越干越能把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出来、融入进去。梦想对我们的奋斗至关重要。

另外在社会转型分化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阶层、群体也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往往各有诉求甚至大相径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空前艰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中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述。”用什么东西来凝聚力量，和目标、任务比较起来，“梦”更有画面感，更能激起人内心的憧憬和行动。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比较抽象化，也比较有一种意识形态味道。就算是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用大家喜闻乐见、听得进去、记得住的话表达出来，好东西也不会被大家接受。现代传播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一定非要用意识形态的方式表达，非意识形态的话语更能起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中国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从书本里、文件中、会议上走了出来，走进群众火热的生活、走向中国蓬勃的实践，以简明的内容、通俗的形式、大众的思维、普及的方式让群众能掌握、会运用。这样的理论创新不仅让中国梦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也让人民群众成为了自己的物质武器。

中国梦的提出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本内容全部涵盖在里面，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能够听得进去、记得住的话语表达出来。中国梦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中国梦”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实质与科学价值的同时，从话语体系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换，给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个既能有憧憬有超越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一个既科学崇高又喜闻乐见的理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亲和、更加清晰、更加具体。通过中国梦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大大小小五彩缤纷的梦想汇聚为一个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愿景，在不同中寻找和呵护共同，在共同中尊重和保护差异，这样就可以把十三亿人的力量汇集于一处。这样，中国梦也拉近了国家、民族与老百姓个体之间的心理距离。政治家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的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既要严肃，又要活泼；既要有权威，又要通俗；既能打动人心，又能有效控制，甚至使用模糊语言。

中国梦这个提法好就好在它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个梦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梦，激发了中华民族 “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是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梦，能够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三）中国梦提出的世界依据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新科技革命进程的加快、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构，是中国梦提出的世界依据。

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看，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转型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或衰退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早期的辉煌就是伴随着渔猎文明转向农业文明而实现的。同样，中国近代以后的衰落，则是由于没有抓住人类文明转型期的重大机遇，伴随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而到来的。如今人类文明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性转型，即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知识文明、生态文明，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中国梦的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来实现民族复兴。

从新科技革命来看，科技革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都是在不同时期得力于新科技革命而使自己强大起来或实现民族复兴的。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多次失去科技革命的机遇。如今人类又迎来了新的科技革命，这对于中国来讲是再好不过的历史机遇了。中国梦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去拥抱新的科技革命。

从国际关系新格局来看，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日益明显，特别是新型市场经济格局的兴起，进一步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在美国人弗里德曼看来，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全球化2.0版”和 “全球化3.0版”。从2000年开始，全球化开始 “升级”到了“3.0版”，其基本特征是 “个人的全球化”，因为科技的变革铲平了各种原有的障碍和壁垒，这一进程正日益将地球由 “小号”缩减成为 “微型”。但是每一个格局和民族在国际关系新格局中究竟占有多大的位置，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它的综合国力。中国梦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求我们要致力于发展，弥补我们的弱项，加快壮大综合国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在 “全球化3.0版”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有人以 “国际班花名册：全球化脸上的中国元素”为题，做出了一个通俗的说明。

美国——职务：班长。家里有钱，人长得也强壮，学习成绩很好但也爱打架，做事蛮横无理，班里同学一般都不敢顶撞他。

俄罗斯——职务：副班长。人长的全班最高大，以前经常顶撞美国并和美国争班长职位。家里出事后做事也有些消沉，不过在班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职务：团支书。幼儿园的时候拿过多次全班第一，小学时身体不好，经常被欺负。进入本学期后，发育迅速，该出手时不含糊，上次班级混战中，和日本打得很激烈。对于日本的思想品德意见很大，估计在其通过补考前，不会同意加入班委会的申请。正义感强烈，曾为了同桌朝鲜和班长打过一架。

英国——职务：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很好，班长的跟屁虫，班长和人打架，他通常都会自告奋勇去帮忙。

法国——职务：文艺委员。英国同桌，学习也很不错，性格比较浪漫，做事有主见，经常看不惯学习委员的所作所为。

德国——职务：劳动委员 （尚未经委员会通过，代任中）。学习比较勤奋又比较吃苦耐劳。成绩也很好。上学期打了两次架。

日本——职务无。以前一直寄居在团支书家生活学习，不过悟性不高，性格偏颇，文学和思想品德课经常不及格，其中思想品德至今补考不及格，并多次偷窃团支书家财务，和其以前的难友德国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还念念不忘团支书家的鱼缸）。不过理科成绩优良，一直要求加入班委会。

朝鲜——职务：无。团支书同桌。学习成绩差，嘴却很硬，经常得罪班长，班长几次扬言要揍他，碍于团支书才没动手。

中国在 “全球化3.0版”中所处的位置说明，我们还不够强大。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说法，中国在世界的存在，广度远远大于深度，还不具备调动和影响世界的国际实力，也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权，而只能算是一个 “半路强权”（partial power）。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利益的大股东，但还不是控盘的庄家。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付诸实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亚太的地缘政治天平 “不再平衡”。美国以现任亚太盟主的身份，以软硬两手再次向盟友们证明了 “美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美国是万万不能的”的信条。在东亚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 “跷跷板”上，美国把自己的力量全压了上去，中国这一端开始失衡松动，平衡眼看就要被打破。于是，“中国梦”中的国际色彩，就不能不被放到桌面上来了。我们还需要争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在首访俄罗斯的讲话中，习近平面对中国昔日的战略盟友，承诺 “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梦，也是中国为世界打造的梦。

美国是个善于提出概念和制定规则的国家，“软实力”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89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一出现，便受到了世界各国政治领袖、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 “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是通过非强制手段获取结果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在没有任何显性军事威胁或经济胁迫的情况下，我自愿追随或顺从你的意愿，这种能力就是软实力。即我们传统俗称的 “胡萝卜”（利诱）和“大棒”（镇压）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简单讲就是“吸引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有三个层面：1.文化吸引力；2.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吸引力；3.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软实力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标志着制高点、主动权以及核心竞争力。

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美国是通过美国梦来提升它的软实力的。当 “美国梦”最初被提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最困难的1931年。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之中，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劳资矛盾频仍、社会冲突异常尖锐，而大西洋彼岸二次大战的阴影正渐渐向美国移来。正是在这一晦暗迷惘的时代背景下，吉姆·亚当斯在 《美国时代》一书中，这样描画了他的 “美国梦”：“这不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在这个社会里，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上天赋予他的全部内在潜能，而同时也被其他人认可这种自我价值，不因其出生环境和地位而改变。”后来，随着二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超强地位的确立，“美国梦”的提法也逐渐被整合到美国发动的全球魅力攻势中，作为在冷战时与苏联争雄的一个 “软”筹码。冷战胜利后，“美国梦”更是所向披靡，高歌猛进，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 “世界梦”。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梦”作为一种主流价值深入美国人心并向全世界推销。在这样的梦境里，可以让一个嗜酒的皮鞋推销员的儿子（里根）和同样嗜酒的汽车推销员的继子（克林顿）当上总统，更不用说史无前例地将一位黑人的儿子（奥巴马）推上总统的宝座。美国梦的重要意义和使命，就是唤起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勇敢地追求个人和国家的进步与富裕，鼓舞起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美国梦可以在两个层次上探讨，一个是狭义的、生活版的美国梦，也就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构建的一种想象乃至信仰，即一个人只要遵守规则，努力工作，不论其出生和背景，最终都可能获得成功。

另一个是广义的、政治版的美国梦，它更多地强调美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包括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版的美国梦也是美国对外输出的一个主要产品。

美国通过美国梦的宣传来传播它的价值理念、理想追求，增强了它的软实力，从而掌握了话语权，这个做法确实是很成功的，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末期，中国的快速发展，迅速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就从未停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宣称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起国际上一些国家担心和疑虑，甚至有些国家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挠我们发展，我们与世界打交道越来越难。过去当你实力不济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威胁，不会把你当回事。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各国对中国的疑虑甚至是焦虑也上升了，伙伴们的合作精神渐渐被防范心态所取代，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用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语言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一方面，听众的成见、偏见太深。历史表明，迄今为止的西方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通过殖民主义、发动战争和霸权主义为基本实现形式。基于这样的历史，西方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复兴多存狐疑，西方的学者总是质疑我们，说过去所有大国都不是和平崛起，为什么中国能够摆脱所有大国崛起的老路，能够和平崛起，能够和平发展呢？从外部看，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实力上升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威胁其优势地位；亚非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会搞经济扩张、资源掠夺，对中国存有“新殖民主义”的担心；部分周边国家担心中国随着实力的上升会向周边地区扩张，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存有疑虑；以西方文化为底色的现有国际制度、规范、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包容和接纳程度还依然有限。从内部看，中国在对外塑造自身形象时仍受西方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等问题困扰，灵活性、创造性、针对性相对缺乏，主动塑造国际形象的能力尚显不足；而国内舆论的多元化趋势投射到对外传播中，导致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良性互动的对外传播模式尚难形成。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等依然存在诸多误读，对中国的印象还难言客观。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则把故事讲述得太死板，太自我，太官样化。换句话说，太不贴近 “西方群众”了。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如何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崛起、复兴的故事，如何让世界放心，中国的复兴不会危及他们的利益，是摆在当代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虽然我们在对外的宣传中，经常宣称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和平发展，但外界对此都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比如为应对国外 “中国威胁论”的指控，我们曾解释，“中国是和平崛起”。“崛起”一词的通用英文翻译 （rise），本身就带有着强迫、强势、突破现有秩序的隐含意义。中国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而且是越描越黑。相比之下，“梦想 （Dream）”则是超越国界和文化、不需要我们刻意解释的世界语言。“Chinese Dream”，感觉好像大国之梦，但是翻译成英语就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它是一个很软的、很人性化的东西。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既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外友人对我们的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首创权是美国的一个未来学家，对我们很友好，叫奈斯比特，他写了一本书叫 《大趋势》，在中国很有影响，他多次访问中国。他曾经讲过两句话，说中国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故事，但是你们没有把它说好。我觉得这两句话人家讲得很客观，所以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果我们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用梦、梦想，而不再是用龙、腾飞、崛起这种西方世界听起来觉得害怕的语言与外界沟通。让世界了解一个个中国人关于 “中国梦”的真实故事，那将会很受欢迎。中国梦向外界表达的是中国的发展就像美国人有美国梦一样。因为人类的梦想总是相通的，让世界了解 “中国梦”，可以减少中国崛起的阻力，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