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献综述

虽然关于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全面性研究成果不多，但因为和平对于中国的重大现实、理论意义，与和平相关的文献材料却异常丰富。

（一）基本情况

1.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文献是研究当代中国和平问题最丰富、最全面、最权威的文献资料。这类文献资料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以下三类：

（1）中国领导人的经典论述。此类文献主要包括中国领导人的文集、文选、专题性文摘、年谱、重要讲话等。其中，有关毛泽东和平理论的有关文献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毛泽东文集》（八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卷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 》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 《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三卷本）等；有关邓小平和平理论的有关文献可见于《邓小平文选》（三卷本）《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邓小平年谱》等；有关江泽民和平理论的有关文献可见于《江泽民文选》（三卷本）《江泽民思想年编》等；有关胡锦涛、习近平和平理论的有关文献可见于一些重要讲话单行本，以及《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的相关专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同时，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一些领导人的言论也可以归入此列，可见于《周恩来选集》（二卷本）《周恩来外交文选》《叶剑英选集》《叶剑英军事文选》等。中国领导人的和平理论主要见于其有关外交与军事领域的言论。这些言论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主要思想、基本判断、通盘考虑、整体框架，理论性强，高屋建瓴，言简意深，常常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是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常常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2）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其他文件。此类文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报告、中国政府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以及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等。从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共同纲领》，到历次宪法，中国都表明了和平建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一些涉及中外关系、国家统一、领土主权权益的法律，也都在申明我国权益的同时坚持中国的和平主张。在中国重要会议的报告中，均有涉及和平的理论判断，一般集中于对形势的整体判断、外交工作、军队与国防建设、祖国统一等问题的表述中。由于这些会议定期召开，规律性强，报告内容精炼准确，通过对这些会议报告有关内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和平理论发展的脉络和重点，掌握权威、规范的理论表述。

白皮书是官方机构正式发表的重要报告与文件，因封面只以白色装饰而简称“白皮书”。我国自1991年首次发布白皮书以来，许多白皮书均与和平相关，如《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1993年）、《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 （1995年）、《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2003年）等。1998年， 中国首次发布《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此后每两年发布一次，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国防的防御性与和平目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2013年4月，中国发布《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以专题形式发布国防白皮书。特别是2005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和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均在标题中点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与方向，内涵丰富，涉及面广泛而全面，是开展和平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权威文献。另外， 自198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每年编辑出版一本《中国外交》，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看法均有比较准确的阐述，对前一年中国外交的状态也有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虽无白皮书之名，但实际作用与白皮书相类。

（3）重要官员的言论，包括中国的重要官员对一些重要事件的表态、重要外事会见活动的表态、新闻发布会的应对、权威性的理论文章等。此类文献主要与中国涉外事务有关，有时也与港、澳、台、西藏、新疆事务有关。此类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但并不以正式的文件的方式发表，而是通过谈话、会见、回答记者提问，以及发表理论文章等方式。此类文献大都针对具体事件，特别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更是以具体事件为主，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处理和平问题的具体情况。国家领导人在外事会见时的讲话一般不会刊载于文集中，尤其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外事言论，主要见于新闻消息，但却反映出中国以和平和对话的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些文献大都以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方式发表，但在一些官方网站如外交部的网站还有更详细、全面的内容。针对一些重要政策性问题，一些重要官员还会选择发表理论性文章的方式阐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立场。此类文章见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系统、全面、理论性强的中方观点。如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通过十二五规划后，戴秉国发表的理论文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4]，就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关注。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还专门辟出一个小节予以转述、分析^[15]。

2.理论热点

学术界、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和平问题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根据当代中国和平问题研究可能涉及的有关问题，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刊载的理论文章主题词的方式，可以对当代和平问题的理论“热”度做以下简单统计^[16]：

上述统计结果大致可以反映出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和平问题的关注程度：

（1）和平发展问题，与之相关的是和平崛起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将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此外，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提出的关于世界和平的理想图景；和平共处、和平外交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理念，体现出中国对自身和平与世界和平的观念。上述问题也与和平发展问题相关，是理论界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

（2）时代主题问题，更完整的表述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我国对全球性战略趋势的判断，奠定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础，理论界对此多有关注。

（3）国家因素，这是影响和平问题的根本要素之一，这与国家领导人对和平的观点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中国的和平理论离不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和平问题的阐述，也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4）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向来被认为是硬币的两面，研究战争问题必然要涉及和平，研究和平问题必然要涉及战争。由于战争问题对和平具有重大的决定性影响，所以理论界常常将战争与和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往往表现为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和平问题也开始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和平与冲突的关系、安全环境、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等也往往成为理论界从相反的方向研究和平问题的切入点。

（5）和平问题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状态问题，这属于宏观的国际关系的范畴。由于和平问题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色彩，因此，理论界对和平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理论界的持续关注。

（6）如果说和平与战争、安全与冲突是从相对立的角度切入和平问题的话，那么，和平与正义、和平与民主、和平与自由、和平与和解则是从相近与相关的角度对和平问题的切入。这些问题的理论色彩比实践色彩更加强烈，往往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理论观点，然后传入中国，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关注。如“民主和平论”即由美国学者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与戴维·辛格（J.David Singer）在1976年提出，后来成为影响很大的理论^[17]。

霸权问题与和平问题相关度很高，但理论界对霸权的作用却存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霸权损害了和平，是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消极因素；另一种观点则提出了“霸权稳定论”，指出世界的和平状况需要有一个超强的国家力量维护和保护，失去霸权的操控，世界将陷入冲突与混乱。禀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拉美一些国家、中东一些国家。我国学者大都支持这一观点，俄罗斯学者也比较认同这一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多极化比霸权更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美国及其盟国的学者一般比较认同后一种观点，并将其追溯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认为存在着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到“荷兰统治下的和平”“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历史脉络^[18]。

上述6个方面的学术文献基本上可以从宏观的“历史—现在”“世界—中国”的轴线上涵盖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在考察相关文献时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与和平密切相关的问题：

——和平统一问题。理论界对和平统一问题的研究很多。我国的和平统一问题主要指对台的方针政策，这是中国自身的和平问题，虽然与国际因素有关，但总体上属于中国国内事务范畴。和平统一问题当然可以归属于当代中国的和平问题，但只应作为其中相对完整的一个局部问题。和平统一问题体现了我国在统一问题上的和平立场，与我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上的和平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裁军、军控、防扩散问题。在国际上，裁军、军控、防扩散问题属于重要的和平问题范畴。这些问题起源于欧洲列强的军备竞争，迄今已超过百年，直到今天仍然备受瞩目。如伊核问题、朝核问题等都随时牵动着国际战略的敏感神经。但正因为上述问题的重要性与国际影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有专门的机构从事相关研究，或者进行实务磋商，如国际上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国内有外交部的军控司、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等。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还每年编写《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介绍这一领域的最新情况。所以这个方面的研究已经进入专业化、技术化的阶段。在研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时，除了从大的国际背景或者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涉及上述问题外，将不涉及这个方面具体的技术、政策与国际条约法规。

——和平演变与和平过渡问题。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而采取的长期政策，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苏东剧变一直被认为是和平演变政策的成功范例。我国也始终处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前沿。和平演变主要指利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采取资本主义政策，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结束共产党的执政与领导。这与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研究涉及的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冲突等问题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中均有较大区隔。因此，本文除了在第五章第一节有关中国和平的威胁因素中论及和平演变问题外，将基本上不涉及这一问题。

与和平演变相对应的是和平过渡。和平过渡与和平变革、议会和平斗争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均有关注。^[19]中国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集中探讨暴力革命，此后转而集中探讨和平过渡问题。^[20]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变革”思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互动，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发生变化，“知识型”工人阶级成为新的“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股份制公司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使“和平变革”成为可能。^[21]但也有许多学者不认为存在上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学者张飞岸认为，恩格斯晚年只是把议会斗争作为一种暂时的斗争策略，并没有否定革命，那些提倡议会斗争的改良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局限于经济利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2]学者奚兆永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的论断完全违背了恩格斯有关论述的精神，在恩格斯看来，希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但事实上，要“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23]。无论如何，和平过渡也基本上不属于当代中国和平问题的考察范畴。

——和平运动、和平理论、和平学问题。理论界对和平运动、和平理论、和平学的研究较少，主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学科。但放眼全球，和平运动与和平学、和平理论却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相互响应，影响很大，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国际思潮。事实上，中国也曾经是和平运动的积极参与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积极参加第一届、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是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24]到今天，中国仍然宣称中国是坚定的和平力量。将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放到世界和平学的大框架之中进行研究，无论从文献还是从学理的角度看，都是合理的、适当的。

3.争议较多的两个理论问题

有关和平理论的争议问题存在着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等角度的区分。如和平统一问题就包含着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统一与不放弃武力手段的辩证关系，但在整个和平问题框架内，这些问题总体上属于微观范畴；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问题，无论在第一共产国际、第二共产国际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新中国建设初期，都属于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但到了今天已经与现实的政治与战略环境相距甚远了。总体而言，从宏观的、现实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方面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争议问题： （1）和平与发展是“时代”还是“时代主题”问题； （2）和平崛起问题。

（1）和平与发展是“时代”还是“时代主题”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5]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判断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26]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共识。

但有的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与“我们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具有同等意义。这方面的学者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何方为代表。何方说，他于1986年首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在国内以至世界上都可算得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7]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相关文献的认同，在相关文献中没有“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通行的只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2000年前后，科索沃战争以及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何方又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即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28]何方认为，“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那自然就说明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因为不可能存在背离自己主题和基本特征的时代”。^[29]

与何方等学者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时代与时代主题并不等同。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时代和时代主题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时代主题是子系统，时代是母系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30]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关键区别在于该如何看待对“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因素上。虽然二者都认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但强调“时代”与“时代主题”等同的一方认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即使和平与发展受到了挫折，但总的方向不会改变，不需要言过其实，矫枉过正；而强调“时代”与“时代主题”不能等同的另一方认为，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对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因素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可能破坏我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大局，因此必须居安思危，提高警惕。

总体看，二者的分歧突出表现在世纪之交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安全威胁上，虽然二者的观点都强调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但前者强调了对时代特征的坚持，而后者在强调坚持这一时代特征的同时提出了应对威胁的考量，因而更加具有辩证色彩。

（2）和平崛起问题

和平崛起的提法始于21世纪初， 目前一般认为这一提法由著名理论家郑必坚首先提出。2002年12月，郑必坚率团访问美国时，在同美国人士的接触当中，针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国外有一定市场的情况，开始认为有必要开展关于中国崛起道路的研究。^[31]到2003年，国内已经出现一些关于和平崛起的论述。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是以“和平”回答外界的“中国威胁论”，以“崛起”回答外界的“中国崩溃论”，具有很强的对外宣示的色彩。2003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坚持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32]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系统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点要义。^[33]

虽然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初衷是打消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的顾虑，但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却很快引起不少非议，主要原因是“和平崛起”英译“peaceful rise”中的“rise”，在英语中有挑战现有秩序、导致权力失衡的含义，使西方常常联想到20世纪前期崛起的德国对英国的挑战、冷战时期崛起的苏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新闻周报》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指出：“（中国）高级外交官们对全球大谈中国崛起的想法感到畏惧。他们尤其担心那些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的美国批评者。”^[34]由于这个原因，不久之后，虽然中国学者仍然继续使用“和平崛起”一词，但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和平崛起”开始被“和平发展”取代。郑必坚在接受扎卡里亚采访时谈到“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异同：“概念是相同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35]英国《金融时报》也说： “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以‘和平发展’来描述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战略。”^[36]

对于中央慎提“和平崛起”而代之以“和平发展”，李肇星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崛起’似乎暗含带有突然性，而且还会损害别人利益、损人利己。而中国的发展是利己又利人的。这里也可能有一个翻译问题：英文的‘rise’有‘上升’、‘兴起’等意思，不一定非译成‘崛起’不可。”^[37]

总之，“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因应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客观现实，但提出后却没有想到在国际上引起了与初衷相反的揣测与臆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不再使用这个概念的决定，更加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在和平问题上尽可能避免歧义的苦心。

（二）对文献状况的综合分析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和平理论问题研究有关文献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是：

1.现状

（1）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全面。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左右人类发展进程的最重大问题之一。近代以来，人类逐渐探索出缔造和平的方式和手段。特别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和平关乎人类的生存与福祉。中国既是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又是受益者。为了有力地维护和巩固和平，中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都留下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全面的大量文献资料，成为开展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研究的极大便利之处。国外也有学者认为：“战争变为和平本质上是和平变为战争的反转。导致国家不再彼此交战的原因在解释国家为何开始彼此交战方面必定是适切的。和平的发生大抵遭到那些研究战争原因的人忽视；然而，它较少受到扭曲性的宣传和激情的影响，因而较容易予以分析。”^[38]

（2）内涵明确，权威度高。无论哪个领域的和平问题，一旦人们将关注的视野聚焦于此，一般都会得到比较明确的界定，产生权威度高的论述。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问题，虽然存在争议，但学界一般都会从马列原著特别是列宁的论述中展开对“时代”的论述，进而通过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探寻时代主题的发展轨迹，继而推导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结论。同样，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都必须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印度关于国与国之间基本关系准则的探讨，以及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面向全世界的宣扬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则是缺一不可、完整全面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3）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始终处于时代前沿。和平既是人类的美好憧憬与崇高理想，又有赖于人类孜孜以求、并肩携手地创造与维护。在古代，和平常常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之后形成的人类状况；但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和平局面的形成无不是人类从理论到实践不懈探索、顽强努力的结果；而且，和平问题始终处于时代前沿，时刻与人类生死存亡面临的最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在因应最前沿的时代挑战方面，当代中国在和平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的文献资料。

2.存在的问题

（1）基础理论相对薄弱。虽然有关和平的文献数量庞大，官方色彩浓厚，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但在和平的基础理论方面却空泛不实，比较薄弱，也缺乏非常权威的论述。鲜明的例子是，虽然与和平有关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但直接冠以“和平理论”“和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与之相关的文献大都设定了“和平”的界定范围，如与“和平”相近的“发展”“安全”等，与“和平”相对的“冲突”“战争”等，以“和平”来界定的“和平统一”“和平共处”等。产生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和平”的概念本身比较空泛。虽然国外的和平学是一门显学，但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参与者稀少。“和平”本身的论述往往要通过其他问题的论述来完成。基础理论相对薄弱虽然是其不利之处，但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空白点。

（2）学科门类归属复杂。与基础理论相对薄弱相关的，是与“和平”有关的理论问题被众多学科门类跑马圈地，不但留下的研究空间有限，而且彼此存在学科隔阂。如“和平统一”问题属于国内问题，涉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而一般所言的“和平”却指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和解问题，二者泾渭分明。那么，研究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究竟要不要涉及“和平统一”问题呢？几经纠结，还是决定必须涉及，而且要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因为：①和平统一问题虽然是国内问题，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是不折不扣的和平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不应将之排斥在外；②从和平学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的和平理论已经超越国与国之间的藩篱，以研究“用和平手段实现和平”为主旨，而“和平统一”当然也反映了我国以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所以纳入中国和平理论的范畴也是合适的。但因为有关和平统一的权威论述已经非常充分，所以在研究中只能从和平统一在中国和平理论整体框架中的地位，以及和平统一对世界和平理论的积极影响等方面寻求突破了。

（3）理论创新面临困难。如上所述，和平统一问题的理论创新存在困难。不但如此，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等问题的理论创新都面临困难。在和平研究中，要想做到言前人所未言几乎已无可能。而且，由于和平问题往往事关国与国之间战与和的大局，官方文献的论述既充分又周全，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界定，只有详尽研究原始文献，才能把握其内涵与真谛。如果望文生义，为了创新而创新，很可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一点，尤其需要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小心探索，小心求证。

（4）与国际上有关理论的对话交流存在短板。和平问题，无论从国际视野，还是从战略角度，还是从军事斗争的立场看，归根结底，都应该属于政治范畴。凡是与政治有关的，都无可避免地与政治的倾向性有关。和平理论也是如此。西方世界倡导的和平理论并不能完全被中国接受，同样的道理，中国倡导的和平理论也常常受到西方的质疑。而且，与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新兴国家的状况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和平理论在世界上仍然缺乏话语权，仍然被质疑，同时世界又非常渴望了解中国的和平主张，这就呼唤着中国的和平理论尽快与国际上的有关理论交流对话。既要坚持中国立场，又要让世界理解中国立场，这方面的和平理论仍然比较欠缺。

三、开展研究的总体设想

（一）切入点

1.探索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客观实在性。当代中国的建设发展活动中是否存在和平理论？如果存在的话，这个理论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包含哪些内容？这是开展这项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和平人人皆知，人人都盼，但从理论角度对和平研究的历史并不长，直到1959年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挪威奥斯陆成立，才标志着和平学正式形成。而在中国，迄今没有以中国的建设发展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和平理论。虽然如此，中国丰富的和平实践，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理论支撑的，而且这些理论还有进一步发展进一步系统化的可能，因此，探索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客观实在性，是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个切入点。

2.研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平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状态，当代中国的和平局面必然是世界整体和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还必须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总体理论框架内，即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具有追求和平的本质。国外学者也认为：“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战争？其关键在于帝国主义，这是很明确的。因此，谋求和平的人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也必须打破资本主义势力。这是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和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革命主义者得出的结论。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简单的方程式：资本主义=战争；社会主义=和平。”^[39]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本质特征既要符合世界和平演变的基本规律，又要具备自身独特性。这样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开展这项研究的切入点。

3.统合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于中国已经进行了丰富的和平实践活动，所以开展这项研究不应刻意就和平理论问题创造新的概念、新的理论体系。如果刻意求新，反而可能弄巧成拙，丧失理论的解释能力。对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进行研究应以我们耳熟能详的理论问题为基础，如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发展道路、和平统一政策等，通过框架式的理论设计，统合这些和平理论，力求搭建一个新的、具有统合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4.对比中外和平理论的异同。和平从来都不是某个国家单独的问题，和平从来都具有国际性。因此，应努力通过中外和平理论的对比，寻找中国和平发展的定位。在对比中，应致力于发掘中国和平理论的独特性及优越性，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和平理论，在探索中国和平的独特之处的基础上研究解释范围更加广泛的和平理论，以便阐述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对世界和平的意义所在。

总体而言，应从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和平的研究。其中，持续的和平是一种静态，新中国成立迄今相对和平的状态就是这种静态。但从战争与动乱进入和平状态的过程则是一种动态，新中国成立迄今相对和平的静态就是之前战争与革命的结果，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每一次局部的冲突与争斗，都充满着动态与静态的变量。因此，本文将以静态为立足点，研究动态的过程，包括从战争与冲突发展到和平的动态过程，以及从和平是否会发展到战争与冲突这一动态过程的可能性。

（二）着重点

1.阐明中国的和平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和平，其重大实践意义首先在于国内，中国的和平使中国人民能够有效应对战争危险和安全冲突，走上自由独立、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在实践中，中国和平对于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却往往少有人提，甚至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理论抹黑。实际上，中国的和平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首先是使殖民地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改变；其次是中国和平本身起到了抑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中国的和平作出的这些贡献均需要通过和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阐明。

2.明确和平问题对于中国的使命任务。和平问题对于中国的使命任务需要从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把握，还需要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因此头绪复杂，关系众多，既涉及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又涉及具体的军事、外交、外经贸、国家对外形象等问题。当前，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飞跃发展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树立并实践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发展道路，这都需要我们明确中国和平的使命和任务。

3.廓清中国和平问题面临的主要困扰。后发国家的劣势、世界性大国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使中国的和平问题从来都面临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既来自国际，也来自国内，如一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正在引起关注的中国责任论，还有“台独”的威胁，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等等，都是困扰中国和平发展的因素。通过和平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廓清中国和平问题面临的主要困扰及其深层原因，把握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4.明晰中国和平道路的基本路径。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又是由中国国情、国家性质、历史传统决定的必然道路。如何走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和平理论的支撑。这些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又能很好地为实践服务。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和平理论，有些可以为我批判地接受，有些又必须坚决摒弃。同时，中国的和平道路要获得世界的理解和认可，也需要加强理论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和平道路基本确定，细节尚待明晰。一个总体性的和平理论也将对明晰中国和平道路的基本路径有所裨益。

（三）难点及其解决方法

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困难是：

首先是学理上的难题。和平理论的学科归属并不明晰，国内尚无和平学的学科门类，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外交、国际政治、国际战略等学科门类均与和平理论有关，但又没有专门的分支，和平是宽泛而基础性的概念，要科学、准确地界定和平的学理，有一定难度。

其次是深入研究存在难度。正因为和平概念十分宽泛，所以泛泛而谈易，深入研究难。特别是许多关于和平的概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等，均有明确学科归属，长期以来是学者深入研究的重点，要把这些概念统合起来，并有一定创新，也十分不易。

第三，难以贯穿中西。研究和平，决不能自说自唱，满足于自圆其说，要贯穿中西，就要既有包容性，又能使用易于被西方理解的表述方式。要想在这一点上尝试成功，也存在难度。

面对上述难题，解决的办法和措施是：

对于第一个难题，争取高屋建瓴，研究探索类似于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具有一定普遍性色彩的和平概念，既用于解释现有和平理论，又可以现有和平理论做支撑。

对于第二个难题，应将计就计，在“宽”上做足文章，利用和平概念内涵宽泛的特点，广收博取，多方面吸纳各种和平概念，以“宽”作深，在信息量积累的基础上，比较、归纳、总结、推演，使整个论证达到一定深度。

对于第三个难题，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和平学的范畴和材料，在此基础上，以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有关概念为砖瓦，搭建兼顾中西方理论要求的框架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中寻找普遍规律。

（四）研究方法

1.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手段对和平问题展开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和平的理论与观点，也包括列宁、斯大林对于和平的理论与观点。

2.历史比较的方法。把和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历史的演进中把握和平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和平问题出现、发展、演变的历程，从中寻找规律性的理论观点。

3.东西方比较的方法。将东西方进行比较，一方面明确了东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正视了西方的话语强势。通过东西方的比较，明确自身特色，找准自身定位，并进一步确立中国的价值和地位。

（五）力求做到的创新之处

第一，概念新。和平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但正因为人人皆知，所以常常被人们熟视无睹，无论是以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为题的专著，还是相关论文，都数量寥寥，这使整个论证过程可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第二，基础性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段历史时期，都需要面对和平问题。和平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同时，长期以来，这个基础性问题只宽泛地存在着，理论研究的开掘深度很不够。加强这个重要的基础性研究，也是这项研究的创新点之一。

第三，范围广。正如前面提到的，和平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外交、国际政治、国际战略等多种学科门类，从时间的纵线上看，历史、现实、未来都要关照，从地域的广度上看，国内国际、东方西方、第一第二第三世界都不能忽视，牵扯的范围非常广泛。这既是这项研究的特色所在，又是创新难点。

第四，“宽”“深”相济。基础性强、范围广的特色，增加了对这项研究解释面“宽度”、解释力“深度”的要求。要做到“宽”“深”相济，就要创造性地利用现有材料和研究成果，在论点提出、论证角度探索、论证过程推进等方面力求创新。

【注释】

[1]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第2版。

[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社北京2012年11月29日电。

[3]《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334～336页。

[4]《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卷第536页。

[5]【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7]刘成：《和平学》，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8]刘成：《和平学》，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9]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0]《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01页。

[1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页。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13]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社2012年7月7日电。

[14]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选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90页。

[15]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USA: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508～513。

[16]检索数据截至2013年1月13日。

[17]详见第四章第二节等有关章节。

[18]详见第四章第二节等有关章节。

[19]如法国学者雅克·泰克西埃在其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姜志辉译）附录中专门列举了有关和平过渡的文献目录。

[20]居阅时： 《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关于和平过渡理论的形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第95～99页。

[21]王盛辉：《“和平变革”思想的经济学解读》，《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79～84页。

[22]张飞岸：《恩格斯晚年的合法斗争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7期，第84～88页。

[23]奚兆永：《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了吗？》，《红旗文稿》2007年第10期，第4～6页。

[24]事实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具有很强的冷战背景，中国的参与与苏联有密切关系，也带有很强的冷战时期的色彩。详见资中筠《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第24～33页。

[25]罗文东主编，吴波、代金平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27]何方：《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十讲（之一）》，《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第125页。

[28]何方：《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政治与经济》2000年第4期，第56页。

[29]何方：《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十讲（之一）》，第131页。

[30]李慎明：《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31]见2004年4月22日郑必坚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4-04-22/2013353260.shtml。

[32]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03年12月26日电，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267174.html。

[33]温家宝阐释的和平崛起五点要义包括：“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见《2004年两会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新华社2004年3月14日电，http://news.workercn.cn/contentfile/2010/03/ 02/085917244561009.html。

[34]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p.119。

[35]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p.119。

[36]Kathrin Hille，“Return of warlike rhetoric from China， ”Financial Times，Jan 22， 2013。

[37]黄卓坚、党建军、毛玉西：《多想想自己的事情，慎提“中国崛起”：专访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2013年1月1日《广州日报》A4版，http://gzdaily.dayoo.com/html/ 2013-01/01/content2097770.htm。

[38]【澳】杰弗里·布莱内著：《战争的原因》，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

[39]【日】入江昭著：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李静阁、颜子龙、周永生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