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路线。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要“保障本国独立、 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政策和战争政策”[2]。应当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工作，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标。这既是因为中国顺应了世界汹涌浩荡的和平大潮，也是因为中国在美苏争霸的极为恶劣的冷战国际环境中以我为主、纵横捭阖、折冲尊俎，在成功维护中国和平局面的同时，完成了当前中国和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性构架工作。
影响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和平问题的最主要的时代背景是席卷全世界的汹涌浩荡的和平潮流。一般而言，人们谈论20世纪下半叶国际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冷战。但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热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势不可挡的世界和平潮流。作为二战胜利果实之一的联合国，其宪章第一句话就是“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第一款阐述的联合国宗旨也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3]。虽然联合国成立之初一度被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把持，但它反映出的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仍然有力地起到了抑制战争的作用。与和平大势相呼应的，是被压迫民族、地区、国家谋求独立、 自由、解放的浪潮。新中国的成立就是这一浪潮的一个高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批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就获得了独立，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从那时起，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经过20世纪40年代后期、50～60年代、70年代几次高潮，绝大多数殖民地赢得了独立，而且其中大都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营造了数百年的全球殖民体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走向瓦解。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上伸张正义、反对霸权，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这是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根本原因。
与世界和平大势相比，美苏冷战则是对中国和平问题产生制约的最主要因素。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冷战的铁幕就已经降落。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解放成果，但不可避免地被冷战的氛围所笼罩。根据美苏的敌友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异同，新中国确立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抗美援朝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5]，打掉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百年耻辱，打出了新中国及其军队在全世界的国威军威，也打出了中美几十年间的整体和平，但同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打出了中国在冷战中的生存空间。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苏联秉持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中国逐渐从倒向苏联发展到与苏联关系破裂，双方在各自边境陈兵百万。仅从1964年10月开始，苏军在中苏边界挑起纠纷多达4189起[6]，直到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之战。在巨大军事压力之下，为了寻求中国和平新的突破，从1969年2月开始，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开展了国际问题研究，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结论， [7]成为中美打开和谈大门的先声。与此同时，中国确立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在当时，这一战略有其必要性，增强了全党全国的危机意识。但也反映出中国把战争的威胁判断过重的战略偏差，不必要地加大了国内压力。
一方面是世界和平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是一触即发的全球冷战危局。面对这种矛盾局面，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高屋建瓴，因势而动，以和平为指针，初步为新中国搭建了一套有利于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架构。在国内统一问题上，经过不懈斗争，取得了除台湾、香港、澳门外的中国绝大多数国土和人民的解放；在外交上，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要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交往；在军事上，中国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且于1964年10月首次成功爆炸原子弹、1968年将可以携带百万吨级核弹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6”装备部队、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在我国东北、西北部署了50枚中程导弹[8]，基本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在国际上，坚持一条线、“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结交了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这一系列的成就，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顺利走出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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