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本质

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既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又代表着世界和平的主流与趋势。究其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独特的本质特征。首先，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是社会主义阶级、政党、国家的和平理论，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因此是追求永久和平的；其次，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符合中国的实际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因此切实可行，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赞誉。

（一）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最重要的本质特点，也就是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性质，是其社会主义属性。这个属性并不是中国与生俱来的，而是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积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虽然许多有关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表述没有冠以社会主义的标签，但并不影响其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根本点、立足点、出发点。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社会主义属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受压迫人民谋求的和平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首先是指无产阶级的领导，其次是要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最后是要实现人的解放。上述几个方面，在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中都有体现。

首先，当代中国的整体和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成为既定事实的。无论新中国的创建，还是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都离不开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这种矛盾引发了阶级对立与冲突，由此成为战争的根源，和平也因此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从阶级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实现发展目标。而当代中国正是把和平与发展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以和平促发展，以发展保和平。在国际上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基调，在国内和对外关系中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传统的和平观念常常与发展相矛盾甚至相冲突。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靠霸权与强权推行自身发展，以邻为壑，零和思维，靠征服实现发展，靠掠夺实现发展，靠压迫实现发展。这种发展，非但没有解决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且加剧了这种矛盾。只有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战略指导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才有可能在长期的历史时期内趋于解决。

最后，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落脚点是要实现人的解放。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新中国的重要初衷，就是要实现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这个朴素愿望的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中国的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的。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剥削人、压迫人的旧世界，实现解放的基础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得了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落脚点不但是要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而且要为全世界被殖民、受压迫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群众创造和平的可能。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在道义上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物质上慷慨无私地援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原因。

2.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理论

带领广大人民反抗压迫、反对剥削，和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展开坚决斗争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当代中国争取和平与维护和平的历程就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决斗争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当中华民族的命运跌入低谷之时，探索中华民族如何从沉疴中复兴、从低谷中崛起就成了有识之士的自觉行为。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改造世界的利器。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提出争取和平的口号。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的抗战与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汇成人类正义解放事业的洪流时，如何争取最后的胜利和人类持久的和平才成为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者念兹在兹的最终目标。这一切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战，又要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者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斗争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既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活动；既团结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号召世界受压迫人民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总根源”。^[1]通过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展开坚决斗争，中国不但捍卫了自身的和平，而且实现了国家的发展；不但巩固了自身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且促进了世界和平。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和平地进行生产与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壮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和平理论当然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3.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将和平的最终目标确定为人类彻底解放、世界永久和平

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章都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份重要文献都明确指出，中国要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作贡献。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与创造世界的永久和平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人类自古就有永久和平的理想，近代影响最大的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认为，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2]。应该说，这一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是有一定联系的。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而康德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联合体的基础是自由国家。因此，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既包含着人的彻底解放的内容，也包含着世界永久和平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创造者和保卫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论述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4]并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同样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毛泽东说：“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5]由此可见，在共产主义者眼中，人的彻底解放与世界的永久和平是统一的。当然，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局限，要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还路途遥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文献中还必须以较现实的“持久和平”代替“永久和平”，但正是人的彻底解放与世界永久和平的统一，深刻反映出了中国和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

（二）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和平理论虽然包含着人类共同理想的内容，虽然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赞同和认可，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以及时代发展潮流的准确概括，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真理进入中国之初，就产生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最早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6]在发表于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面目一新”的巨大作用。^[7]在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当代中国和平理论。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中国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更加强调了和平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和平的论述较少，而中国由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涉及大量与和平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践需要，对和平进行了更加丰富翔实的阐释，使中国的和平问题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充实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内容，丰富与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平理论。

与列宁斯大林相比，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更加体现了对和平的珍视。珍爱和平、誓死捍卫和平、维护好利用好和平环境，这些思想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独具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凡是涉外的军事活动无不具有保卫和平、捍卫权益的正义性质。中国不在外驻军，率先在全世界单方面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单方面裁军百万，这些重要举措，无不体现了中国对和平的珍视。

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还更加重视对和平的维护和运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用对话取代对抗，积极用和平方式运筹大国关系，加强睦邻合作，在联合国主持公道，利用联合国维护和平。这些做法，既体现了时代趋势，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2.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按照刘少奇的说法：“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8]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继续发展和实际运用的产物。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9]而这三个方面在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中都有体现。

关于实事求是，中国既追求持久和平的理想目标，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战略性、策略性调整。1972年，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国打开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就是中国成功运作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为自身营造和平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关于群众路线，中国坚持与第三世界国家为友，与发展中国家为友，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争取和平，同时也依靠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关于独立自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及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或者军事联盟，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正是因为秉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国与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因此，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其本身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

3.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和毛泽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赋予了当代中国和平问题大量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判断和实践指引，使和平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10]在和平问题上，中国也充分做到了“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与国情相结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两条腿走路，既解决了困扰中国的和平问题，又解决了又穷又大的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二者相得益彰；与时代同进步，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中国果断宣布恐怖主义活动的非法性与危害性，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了和平与安宁；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中国不为形势所惧，坚持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创造了快速发展后的和平与繁荣景象。总之，中国在和平问题上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也包含着深刻的有关和平的内容。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中国的和平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包含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内容；全面依法治国，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有了全国人大批准的法律手续；全面从严治党，包含着从严治军的内容，筑牢了强军目标的基座。

另外，当代中国和平理论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中国的历届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的和平问题时常常都会引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格言、观点、分析判断，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着大量有关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精华，在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中得到了继承。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或中世纪时代的日本那样，在海上冒险劫掠，使国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强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11]1971年7月，基辛格假道巴基斯坦悄悄访问中国，开启了中美隔阂20多年后关系缓和的序幕。当时，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国外交人员泰然自若、落落大方的风范让基辛格大吃一惊。在《论中国》中，基辛格说：“这种外交风格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外交风格，而不像我们在跟其他共产党国家谈判时所熟悉的那种教条作风。”基辛格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好客也是一种战略”^[12]。初次接触，基辛格就被周恩来的外交风范深深折服，这也成为中美和解之路的良性开端，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和平问题的有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