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主要和平理论

由于和平问题的基础性特点，西方世界涉及和平的理论流派与理论观点相当繁杂，本文未能对所有西方和平理论一一进行分析。下文分析的六种西方主要和平理论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致涵盖了西方学术界对当代世界和平研究的主要方面。

（一）“积极和平”论

积极和平论是当今世界和平学领域最流行的理论。概括而言，这个理论的要义正如这个理论的倡导者、西方“和平学之父”加尔通的书名所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即积极和平论希望和平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而不是以暴力、强制、战争等方式实现。与积极和平论相对的，是消极和平论。消极和平论是指和平虽然可以实现，但实现后的和平并没有消除威胁和平的根源，因此这样的和平不是持久的。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区别在于：“消极和平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目标，它试图将事物保持为它们的原样（如果战争事实上没有发生）；而积极和平更为积极和大胆，意味着某些普遍不存在事物的创建。”^[14]

为了与积极和平、消极和平相对，加尔通将暴力分为人为暴力（或者说是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或者说是间接暴力）。与人为暴力相对应的和平是一种消极和平，即人们平时常说的无战争状态；与结构暴力相对应的和平就是积极和平。“消极和平倾向于治疗性的疗法或补救措施，积极和平倾向于预防性的疗法或补救措施。”^[15]加尔通认为，要实现持久和平，必须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兼顾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为此，加尔通拟制了一套“21世纪的和平策略”，加尔通也将之称为和平的八重路径：

【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积极和平论具有相当大的理想主义成分，并且涉及面广泛，其根本目的是在世界普及和平文化，使这种和平文化深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暴力与战争。

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与积极和平论最主要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主张从根本上铲除威胁和平的因素，推动世界向持久和平发展。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积极和平论的目标更加宽泛，甚至包括致力于减少性别暴力、父权压力等。因此，二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是国家主导的，主要针对战争、冲突、安全、发展等宏观层面的和平。而积极和平论是按照和平最宏观的概念范畴进行理论推演的，国家非但不是积极和平的根本决定因素之一，反而被积极和平论认为是结构暴力因素，由国家缔造的和平只能是消极和平，要实现积极和平，必须对现在的主权国家进行彻底改造。这一点，是与中国的和平理论相背离的。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政之后，几次三番宣称要施行“积极和平主义”，但他要施行的“积极和平主义”与西方和平学中的“积极和平”论可谓南辕北辙，完全相反。因为西方的“积极和平”论推崇的是实行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由暴力向和平的结构性转变，而安倍晋三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却是基于右倾的修正主义历史观，妄图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日本的和平宪法，更加“积极”地介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以便争取“政治大国”的国际认同感，更加“积极”地策应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实际上，安倍晋三妄称的“积极和平主义”必将威胁亚洲整体和平局面。

（二）非暴力思想

积极和平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源泉是非暴力思想。非暴力思想是从佛教、印度教、基督教里的一些思想演化而来的，主要是要告诫人们不应以暴易暴，如甘地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世界就没有眼、没有牙了。非暴力思想最重要的四个代表人物是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国父曼德拉。通过这四位代表人物的理论与实践，非暴力思想在全世界形成巨大影响，并被广泛遵从。其中，圣雄甘地是非暴力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开辟了非暴力不抵抗的行动方式。甘地强调：“有许多事业可以让我愿意为它们献身，但是没有一个事业可以让我为它杀人。”^[16] 200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每年10月2日即圣雄甘地的诞生日定为“国际非暴力日”，以重申“非暴力原则的普遍重要意义”以及“巩固和平、宽容、谅解和非暴力文化”。^[17]

但对于和平而言，非暴力思想存在显著的局限，即，非暴力不抵抗的方式往往只对国内冲突、抗议、骚乱、抵抗活动有效，而对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则缺乏干预力度。挪威和平学者加尔通列举了9次非暴力行动起作用的例子：1.甘地为争取印度独立从1920年开始发起的自治运动；2.1943年2月柏林被捕犹太人的解救；3.马丁·路德·金从1956年起在美国南方发起的民权运动；4.在越南国内和国外的反越战运动；5.布依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母亲”的反军事独裁运动；6.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7.从1986年开始的南非的“儿童力量”运动；8.从1987年开始的被占领巴勒斯坦的“就地起义”运动；9.结束冷战的波兰团结工会和民主德国运动， ^[18]几乎都是该国国内事务。^[19]一旦非暴力思想用于国际冲突，往往效果欠佳。圣雄甘地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战地医疗队为英军服务，就曾引起争议。

我国的和平理论以及传统哲学中也含有大量非暴力思想，如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有被写入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孔子哲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20]但一直以来，中国对非暴力思想持一定的批评态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批评态度主要针对于非暴力思想不够“革命”，认为对资产阶级搞非暴力，而不是暴力革命，不可能推动帝国主义总灭亡，是软弱的表示，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近年来，非暴力思想又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一个工具。在2011年10月2日的联合国非暴力日的致辞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阿拉伯之春的推动力“正是追求民主与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虽然潘基文谈到了联合国后来同意在利比亚使用强制措施，但强调“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平民，而且只是在面对暴力时使用的最后手段”。^[21]但利比亚事件发展的结果证明，这场以非暴力的“美好愿望”为开端的政治风波最终演变成了暴力的滥用。对此，中国也保持审慎的警惕态度。

总之，非暴力思想是纯粹而彻底的、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和平思想。无论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非暴力思想都影响巨大。但在实践中，非暴力思想的局限性又非常明显，一是其效果主要见于国内的非暴力抵抗；二是易被用于意识形态输出与干涉，成为强制暴力的借口。中国的和平思想中也包含了深刻的非暴力因素，但对非暴力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抱有审慎的警惕态度。

（三）均势理论

严格地说，均势理论并非和平理论，而是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外交理论，而且实践色彩与个案方式更加突出。但在实践中，均势理论的目的是缔造和平，一旦均势被破坏，结果也往往是和平无存，因此，均势理论也是涉及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冲突的重要理论。

均势理论起源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规定了签约各方通过力量平衡、制衡的方式对和平状态予以维持。此后，在均势理论中，力量的平衡、制衡是影响和平与否的核心因素。一般情况下，均势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受外来力量干扰的均衡，如19世纪初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对拿破仑之后欧洲秩序的设计，19世纪后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德国统一之后欧洲秩序的设计；还有一种是受到外来力量影响的均衡，如近代以来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政策，英国希望欧洲大陆维持均势，避免出现可能挑战英国全球地位及欧洲利益的霸权国家。总体而言，近代以来，在欧洲，这两种均势是相互交织的。

均势理论至今仍然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和平的保证。这是因为均势理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即不论均势各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明类型、经济活动等有多大不同，只要他们的力量均衡，即综合国力均衡，尤其体现为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均衡，均势的格局就有可能得到保证，和平就能得到维持。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出现了“恐怖平衡”（丘吉尔语），即核武器的破坏力不但会把世界人口消灭一次，还会消灭好多次，这种极端状态中的均势理论的变种，仍然维持了世界的总体和平。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均势只是一项意在阻止一国兴起为世界统治者的规则。它只是化装成了貌似和平规则。”^[22]

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并不使用均势这一概念，并且对均势理论的欧洲起源及长期为帝国主义者所用的历史持批判态度。但因为均势理论的上述客观性，以及均势理论与和平的关联性，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并不否认均势的存在及客观上的合理性。中国的世界多极化战略构想就包含着多极化导致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的内容。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不是彻底改造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均衡态势向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倾斜，以便改善当前的世界均势格局。

（四）霸权稳定论

“均势—霸权”的和平是近代以来主要和平方式。均势理论与霸权稳定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重大不同，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一般而言，均势中必然含有霸权稳定的成分；霸权稳定时期必然包含某种程度的均势。与均势理论相同，霸权稳定论也是影响当今世界和平的重大理论问题。

霸权稳定论最早渊源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即从公元前27年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180年古罗马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奥勒留皇帝去世为止，前后差不多整整200年的繁盛稳定时期。近代以来又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今天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等。不同的霸权体系通过“力量转移”实现转换。近代以来就发生了西班牙（1516年—1580年）、荷兰（1580年—1688年）、英国（1688年—1914年），及美国（1914年之后，包括1945年—1989年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并非美国独霸）的转换。历史上看，“力量转移”往往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的，因此，如果说霸权稳定意味着和平的话，那么，力量转移往往就意味着战争。今天提到霸权稳定，一般就是指“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即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出现的相对和平。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者、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总统自封为“全球领袖”是一个没有具体日期的历史性时刻，它发生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联想起拿破仑从罗马教皇手中抢来皇冠戴在自己头上的自我加冕。^[23]

前面的论述中提到，对于霸权，中西方语境里并不相同^[24]。中方倾向于霸权的贬义，而西方更多地认为霸权是个中性的词汇。但具体到霸权稳定论，西方却有不少溢美之词。如西方有的学者认为，霸权与帝国不同，“霸权”是“通过达成共识来间接实施领导”，而“帝国”是指“通过强制来直接征服”；“当被统治的臣民和国家都没有感觉到这种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统治合情合理的时候，这种统治就是霸权。”^[25]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单极的国际体系不但可以保持和平，还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目前的单极格局不会加剧大国之间的竞争，因此也不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美国与其潜在对手差距太大，所以挑战美国的至尊地位毫无意义，但美国必须“不要四处插手、蛮横无理、真想称王称霸”，因为那样会导致单极世界的终结。^[26]这样的溢美之词当然值得商榷。

那么，霸权究竟能否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扎卡里亚在《后美国的世界》中讲述了一个故事：2002年，摩洛哥与西班牙因为直布罗陀海峡中的一个小岛发生争执，调停的任务没有落到联合国，或者欧盟，或者任何一个与这两个国家都友好的欧洲国家身上，而是落到了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身上。经过一通热火朝天的电话外交，鲍威尔决定在自己孙子辈回家游泳前结束这场争端，于是他就在自家计算机上是拟了一份协议，很快促使争议双方达成谅解，并同意继续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后来，两国政府都发表声明感谢美国，而鲍威尔也得以与孙辈一起游泳了。^[27]

这是一个关于霸权稳定论的近乎神话的故事。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的有利条件下，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都没有承认霸权能够带来稳定。即使是在西方中性的语境下，中国也没有承认一国占据明显优势的国际秩序是有利于和平的。中国倡导的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希望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于中美关系，中国认为：“中美分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仅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将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宝贵贡献。”因此，中国希望“打破大国必然冲突对抗的所谓‘历史宿命’”，与美国共同“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28]。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明确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29]

因此，即使在中性意义上，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也不包含霸权稳定论的有关内容。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同时，中国也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国际责任的践行者、国际规则的遵守者”。^[30]对此，美国人的解读是：1.中国视美国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不允许中美关系出现大幅逆转；2.中国鼓励权力中心的多极化发展，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谨慎避免因此而被打上公开反美的印记。^[31]上述观点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中国对霸权的态度。

（五）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与戴维·辛格（J.David Singer） 1976年发表于《耶路撒冷国际关系》杂志上的文章《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865年》中提出。民主和平论的核心理论是“民主国家无（很少）战争”。民主和平论的精髓也是这句话，并由此派生出“非民主国家”是战争的根源，扩大民主是维护和平的必然要求等观点。民主和平论通过以下方法推断而出：1.通过逻辑推绎：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政治行为是自下而上的，政治人物必须考虑选民的好恶，决策过程也存在权力制衡的情况，因此很难做出战争决策；同时，民主国家习惯于通过磋商解决争端，在国内即为民主，在国际间即减少了战争；2.通过历史考察： （1）有外国学者认为，一战中，民主国家联合反对德国；二战中，民主国家联合反对轴心国；二战后，民主国家联合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北约国家中，只有最不民主的希腊和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发生过战争；^[32] （2）还有国外学者研究了过去150年里的战争，得到结论：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33] （3）更有甚者，有国外学者研究了从古希腊直到1994年的漫长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之间虽然发生过对抗，动用过军队，但最终并没有走向战争，因此“完善的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爆发过战争”。^[34]

值得注意的是，赞同民主和平论的大都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战略领域的学者，而和平学者则普遍认为，民主与和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挪威和平学者加尔通指出：“没有必要再用国家内部的和平会自动转化为国家之间和平的假设（最好是不证自明，最差则是赤裸裸的谬误）来证明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的话，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就不会同样也奴役他人、充满殖民气息以及普遍都极度好战了。”^[35]加尔通还列出了民主与好战之间9条关系法则：1.文化越发个体化并越有竞争性，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是民主国家；这个国家有了能力后就越有可能好战；2.一个国家有越多的给其他国家造成伤痛的历史，这个国家就越民主，也就越好战；3.在世界各国的经济金字塔中，所处的地位越高，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是民主的、好战的；4.国内结构与国际社会结构之间越是类质同形，而且国家越民主，这个国家就越好战；5.国家越民主，就越是共同参与决策；越是共同参与决策，这个国家就越不好战；6.国家越民主，就越注重人权；越注重人权，就越要承担人的责任；7.国家越民主，内部的权力竞争就越激烈；内部的权力竞争越激烈，通过对外侵略获得支持的诱惑就越大；8.国家越民主，内部就越有和平盈余，也就越适合对外行动，不管是好战的还是不好战的；9.国家越民主，领袖和人民就越自以为是；领袖和人民越自以为是，这个国家就越好战。^[36]从上述9法则可以看出，只有第5条和第6条，民主与和平正相关；第8条，民主是中性的，既可能引向好战，也可能引向和平；其余六条中，民主与和平全部负相关，越民主越意味着越好战。至于民主国家之间为什么不发生战争，则是因为这些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积累了大量和平盈余，在面对冲突的时候行有余裕。加尔通的理论从历史、政治、经济，包括人性等角度对和平民主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种分析显然更加科学合理。

中国也从来不承认民主制度与和平存在必然联系。中国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当然也不能打着民主的旗号加以干涉；同时，在国际上，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各国应在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加强磋商和对话，要合作不要对抗。

（六）贸易和平论

贸易和平论探索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国际贸易对和平的影响问题。早在近代经济学兴起之际，就有学者根据战争的经济属性认为，如果贸易能够带来与战争相同的收益，那么跨国贸易会使不同国家互相依赖并实现和平。启蒙主义者孟德斯鸠、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哲学家康德都曾论述过商业精神与和平的关系。19世纪5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科布顿正式提出贸易和平论，认为“自由贸易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的外交手段，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能够让人类和平相处”^[37]。科布顿认为， 自由贸易可以把不同国家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使其相互依赖，相互理解，共同实现繁荣和幸福；这样，人们由于相互隔阂而引发战争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国家也会放弃通过战争谋取利益，因而可以实现永久的和平。科布顿的观点是早期贸易和平论的代表。到了20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诺尔曼·安吉尔于1910年发表的《大梦幻》中提出，“金融与贸易和工业的联系以及国际金融的互为依赖，已达到如此紧密的程度，使任何军事和政治强国实际上已无力加以左右”， ^[38]因此，军事征服已经毫无意义。安吉尔的论点又被称为“国际金融相互依赖论”。1986年，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在《贸易国家的兴起》中指出，二战以后，人们发现，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国家可以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同时可以使自己通过贸易增长获利；而且，贸易会使国家内部产生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罗斯克兰斯因此成为当代“贸易和平论”的代表。

总体看来，无论是早期的贸易和平论，还是当代的贸易和平论，宣扬的都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观点，认为自由贸易是救治国际关系病症的良药，能够使世界趋向和平。贸易和平论明确排斥通过战争谋利的手段，也不主张利用战争干涉贸易自由，通过军事手段设置贸易壁垒，因此有其进步与合理之处。但贸易和平论的前提和基础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以及通过贸易获得的利益不受影响，是一种通过贸易维持和扩大霸权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对这种观点进行过批判。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是把问题说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方法，应当用资本代替大炮。”^[39]时至今日，马克思批判的贸易和平论的固有缺陷依然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优势加快进行资源占有、金融转移，加剧了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局面，扩大了南北差距。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贸易和平中获利，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国内矛盾不断演化，从总体上仍然对世界和平不利。

对于贸易和平论，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既看到了这种理论将和平与发展联系起来的合理性，又对其以贸易手段加大世界经济失衡的可能抱以警惕。实际上，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极端不合理的全球殖民贸易体系。因此，中国既强调通过发展维护和平、通过和平促进发展，建设兼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同时也倡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强调要将谋求本国发展与促进共同发展结合起来，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