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与西方和平理论的差异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中国与世界在维护和平方面存在良性的同构关系，但中国的和平理论与西方的和平理论还有许多不同之处。世界的和平架构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其中的差异之处仍然需要我们审慎应对。这些差异之处包括：

（一）历史观的差异

在关于和平的历史观方面，中国与西方世界最突出的差异在于：中国是用历史发展的视野看待和平问题的，认为随着制约战争的力量不断增长，和平越来越有保障，持久和平终将实现；而西方世界常常用静态的观点看待和平问题，重在分析各种危害和平的因素，并通过管控这些危害因素维护和平。这种差异导致中国的和平观总体上趋于乐观，更加注重和平的宏观发展趋势，倾向于从大战略的角度掌握和平变动的规律，推动和平更加持久、更能造福于中国与世界。而西方的和平观在宏观上“罗马和平—不列颠和平—美利坚和平”的循环论与“民主和平”的“历史终结论”背景下，更加注重微观的操作性，更加注重技术层面，如常用安全的观念处理和平问题；联合国的建设和平任务往往指具体的战乱地区的和平重建；和平学中的和平教育观念主要指在学校及社区推行和平教育。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为时尚短，且发展速度很快，因此乐观地着眼于未来。西方世界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和平更加巩固， 自身受到的和平威胁也较小，关注点往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恐怖主义、气候、金融安全等，虽然比中国更加习惯于谈论威胁，但往往并不是着眼于宏观上的和平，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进行修补。

（二）和平性质的差异

前面提到，人类和平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征服—同化”形成的和平；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由和平力量推动的持久和平。其中，“征服—同化”形成的和平已经荡然无存，目前世界上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由和平力量推动的持久和平并存。总体上，由于和平力量的壮大，世界持久和平越来越有保证。中国就是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的和平力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都也是，欧洲国家许多也是。但是，不能否认，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依然存在，许多第一、第二世界国家的和平力量增长的同时，还保持着“均势—霸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推动“均势—霸权”式和平建立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和平力量，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其历史上的战争力量、征服力量、相互制衡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性质与和平力量的性质是不同的。而相对于和平力量而言，这种力量更加强大，更加根深蒂固，掌握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拥有更强的国际行动能力。这种和平性质的差异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对和平追求方面的根本差异，即中国属于和平力量，而在当前世界上占据优势的则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的霸权（从中性的角度说）力量。

（三）历史传统差异

中国在历史上酷爱和平，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文化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行为方式上。中国不好战，中国不称霸，中国不扩张。近代以来的屈辱史，更使中国痛恨好战、称霸、扩张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行径。因此，中国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当代中国坚守国家核心利益与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以和平、正义的方式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会采用战争的方式推动世界和平，也不支持使用战争的方式推动世界和平。

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里，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还有很大市场，西方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相信西方的宗教观与价值观是唯一的真理；相信西方文明是普世的，有必要向全世界推广；西方人希望整个世界都由他们的历史文化统御。而这种推广方式又倾向于战争，因为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里，西方人都是这样做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如果你要赢得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这样的西方谚语生动表明了西方的历史传统。不可否认，这样的历史传统，在当今世界的总格局下是占据优势的。

这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和平的历史传统上的差异之处。

（四）文明方式差异

“西方是非此即彼之乡，东方兼而有之之乡”^[40]，挪威和平学者加尔通对东西方文明的这句概括，实际上也反映了东西方文明在处理和平问题上的差异。西方人强调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通过民主竞争担当领袖，并进而占据优势地位。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民主是具有普世性的。但实际上，西方式的民主并不完全符合东方的文明传统。西方人批评东方有专制集权的传统。这种批评往往是贬义的，正如霸权在东方的语境里是贬义的一样。但如果从中性角度理解专制集权，则东方的文明方式是集体主义的。在中国，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集体主义。而这种集体主义又是和平的。这也是西方文明传统难以理解的。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民主=和平，同时，专制主义=集权=好战或者有侵略倾向。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同样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待战争方面。与中国战争观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最高境界不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作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表述：“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东方一贯注重战争目的的有限性，“止戈为武”。传统上，中国保持军力的目的几乎都是防御，防止内部骚乱同时防止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掠夺。即便如此，中国也一贯主张先礼后兵，尽力避免诉之兵戈。而在西方文明中，战争与荣誉是崇高的追求，近代以来的西方扩张除了掠夺资源与殖民地的目的外，很大程度上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传播基督教的天启哲学，使世界跪倒在十字架前。因此，在处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关系方面，中国虽然自认为是天子，其他是藩国，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格局”，中国不强迫藩国接受中国的文明，但相信藩国会自然向化；而西方人则自认为是核心，其他是边缘，核心有必要扩张到边缘，实现文明的扩张。为了扩张，西方人不惜一手持剑，一手持十字架。

这种文明方式的差异导致今天中国首先维护自身和平，在此基础上促进世界和平，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而西方人将和平作为一种手段，与人权、外交等手段相似，用于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和平相对而言是防御性的，比较被动，但中国更讲和平；西方的“和平”相对而言比较主动，因而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套用西方和平学的观点，中国和平是一种积极和平，而在西方，由国家主导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和平。

总之，当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在和平架构与和平理论方面的相同与差异，使中国与世界在维护和平方面处于利弊并存的状态。从有利的方面看，中国的和平符合时代潮流与历史发展趋势；中国是一支坚定的和平力量，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和平问题上拥有广泛共识，随着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国将与世界上一切主张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国尊重联合国的权威性，支持联合国按照其宗旨及要求推动世界和平，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维护和平、建设和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中国通过加强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了有利的和平环境，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中国所在的亚洲，特别是东亚，中国将自身的和平与自身的发展协调统一，发挥了良好的和平稳定作用；中国坚持积极有所作为，积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所能及地帮助世界、帮助别国摆脱经济、安全困境，在世界上树立了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正面形象。

从不利的方面看，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在多方面居于弱势地位，包括和平问题；中国国土辽阔，拥有世界上最多陆地邻国和多达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少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的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中国国内宗教、民族问题与国际上的宗教、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影响着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作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意识形态方面受到西方世界的敌视，行动上受到西方世界的猜疑；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引起世界关于中国崛起、国强必霸的猜忌；中国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引起世界关于中国经济崩溃、内部陷入混乱的猜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利弊关系处于相互交织状态，甚至某些方面既有有利之处，又有不利之处。如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坚定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了世界和平；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面临着国内恐怖主义的危害，而中国国内的恐怖主义又与国际恐怖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上述利弊关系相互交织的情况更加严重，使中国的和平局势更趋复杂，更需要中国加强和平理论建设，认真应对中国和平理论面临的挑战，为保持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作出理论思考。

【注释】

[1]见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preamble.shtml

[2]参见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cfpd.org.cn/Article_List2.aspx？columnID=184

[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 《SIPRI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4]肖前主编，黄楠森、陈晏清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合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5]外交部官网：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zwbd6_11281/ t526065.shtml

[6]《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第15版。

[7]《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新华社北京2013年2月25日电。

[8]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201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第2版。

[9]201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第1～2版长篇评论《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0]【法】夏尔-菲利普·戴维著：《安全与战略》，王忠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11]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王缉思总主编、秦亚青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国际秩序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本段关于霸权的中西方差异的辨析，均摘引自王缉思此文。另外，类似的观点，在《美国新霸权主义》（周柏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等）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战略书籍中也有很多论述。

[1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1页。

[13]杨晖：《反恐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4]【美】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著：《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刘成等译，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5]【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6]引自圣雄甘地《我的真理实践经历》（国内翻译为《我体验真理的故事》或《甘地自传》），见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zh/events/nonviolenceday/

[17]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zh/events/nonviolenceday/

[18]【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9]其中，第4条美国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主要是美国国内反战活动，而不涉及跨国行动；第8条巴勒斯坦起义运动，主要是指以色列占领地区的“起义”行动，因此也不是严格的国际冲突。

[20]骆承烈：《“万邦师表”孔夫子》，转引自王杰主编《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国道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225页。

[21]潘基文2011年国际非暴力日致辞，见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chinese/ sg/2011/nonviolence.shtml

[22]【澳】杰弗里·布莱内著：《战争的原因》， 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1页。

[23]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p.1～2

[24]有关内容见本章第一节。

[25]【法】夏尔-菲利普·戴维著：《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王忠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6]【法】夏尔-菲利普·戴维著：《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第72～73页。

[27]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p.239～240。

[28]《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京开幕》，2012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1版。

[29]习近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30]《杨洁篪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第21版。

[31]摘自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年9月发布的大型对华战略研究报告《中国登场：面向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China' 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d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第162页。“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创始人米歇尔·弗鲁努瓦与库尔特·坎贝尔当时分别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详见该机构网站：www.cnas.org。

[3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3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34]前引书，第346～347页。

[35]【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36]【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5～85页。

[37]王兰芳：《马克思恩格斯对早期贸易和平论的批判》，《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第166～170页。

[38]张慧君：《美刊文章认为经济全球化不能避免世界冲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3期，第2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2页。

[40]【挪】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陈仲丹审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