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并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此前，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哲学基本问题也作出了解释。黑格尔曾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周围兜圈子”。[2]他们认为哲学基本问题是构成哲学起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贯穿整个哲学史。
针对以上看法，现代西方哲学有不同理解，他们不去否定哲学基本问题，而是认为它不能贯穿整个哲学史，认为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哲学都有它关注的重心，古代哲学以本体论为研究主题，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研究主题，现代哲学以语言为研究主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和近代哲学是知识哲学，现代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否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在何种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指任何哲学学说都无法回避且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在哲学史中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是在首先解决和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后才去解决其他哲学问题。除恩格斯外，也没有多少哲学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过直接的论述或说明，所谓“无法回避”和“共同关注”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哲学史上看，无论是具体哲学家的哲学主题，还是不同时代的哲学研究的主题，都各不相同。
然而，一切哲学具有不同的主题这一事实并未否认作为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哲学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人会否认泰勒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是哲学家，没有人会否认德漠克里特的原子论、笛卡尔的怀疑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论述的是哲学。使这些思想家成为哲学家，使这些理论成为哲学的条件或根据，就是使某一问题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条件或根据。
所以，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基本关系，是其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作为一个哲学家，没有什么问题是他非回答不可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当他考虑哲学问题的共同特征，考虑哲学领域诸问题的统一性，考虑使整个哲学发展具有连续性的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会发现哲学基本问题可以不回答，但同时也是不能够逾越的底线。
哲学基本问题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研究中，现代西方哲学对此则采取不认同、不探讨和不研究的态度。他们讲的哲学问题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海德格尔认为，对哲学是什么的追问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有进入哲学的思考道路之上，才能使这个问题获得哲学的解释。那么如何进人并走在哲学的路途之中呢？海德格尔提示我们，只有追溯哲学的开端，在哲学的历史学规定获得解构之后，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一道历史性地思考他们思考过的问题，亦即面向存在者的存在，倾听存在向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哲学就是响应存在者之存在，但只有并且仅当这种响应已经真正实现，并因此在自行展开，并且扩建着这种展开时，哲学才是这种响应”。这样，对哲学就不能轻率地做出一种规定或陈述。究其本质，哲学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必须与存在者之存在所发出的声音合拍。这种合拍，也即响应必定暗合于或服从于某种节律，海德格尔将这种节律称为调音。在古希腊人那里，这种调音是惊讶，在近代哲学的起源之处的笛卡尔那里，这种调音则是怀疑。哲学家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聆听或响应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的方式被不同哲学时代的调音所规定着。虽然调音在变化，然而，只要是在从事哲学的运思，人们面向存在者之存在则始终如一，它是基于存在者之存在是哲学获得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基础。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进形态
1．古代哲学基本问题的“本体论”形态
本体论即研究世界本源的哲学理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意识。最早在古希腊就分为两派，这种区分也构成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最早形态。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阿那克西米尼认为“空气”是万物的始基。当时，哲学家力图从世界自身去寻找解释世界统一性的原因，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所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认识能力的原因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最终没有结果。从柏拉图开始，哲学由研究客体逐渐转向研究主体。把哲学研究变成了对知识的一种纯粹追求。这之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和亚里士多德为主线的知识论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拥有支配性的影响。
知识论哲学就是把哲学理解为单纯的求知活动，自亚里士多德建立起第一个哲学体系之后，哲学开始有了自己明确的对象和任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也就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自知其无知者为了摆脱无知就追求知识，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知识阶层不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脑力劳动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哲学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定位可以看出，在西方哲学发生的开端处，亚里士多德已把哲学理解为以单纯的求知活动为宗旨的知识论哲学，而在知识论哲学家看来，理性思维和概念在人们的求知活动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是，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真理是思维和存在相符合。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古代哲学还没有自觉意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强调哲学以研究本质的存在和因果系列的“起始”或“终结”为对象，但他们实际是在通过围绕主客体，即存在与思维来研究世界本源问题的。
西方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本质上也是知识论哲学，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求知活动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展开的。众所周知，在经院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问的争论。实际上，这一争论的实质就是思维（概念或共相）与存在（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名字，唯有个别事物才是存在的；而唯实论者则认为，共相并不只是名字，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实论者从上帝这一概念的完美性推出了上帝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所有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不是通过思维或存在自身的运动展示出来的，而仅仅是理智的一种强行的假定。因此，黑格尔批评道：在经院哲学里，思维和存在的本性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它们的性质只是被假定罢了。
2．近代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论”形态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可以归结为认识论哲学。在此期间，西方近代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所谓“认识论转向”，从根本上说就是近代哲学开始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种“认识论转向”中，近代哲学以探寻思想的客观性为重点，不仅研究了外在世界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深入考察了人的观念内部的多种关系，诸如“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在认识论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
总之，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形态是以探寻思想的客观性为核心，通过研究外在世界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对人的观念内部的诸种关系深入地考察之后，由此去把握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内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起来批判康德的物自体理论，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知识论哲学的前提，黑格尔写道：“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作为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自己哲学的最高目标看作是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并反复强调，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使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得到和解。然而，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和解是神秘的、颠倒的，因为他把思维看作是主体，把存在仅仅看作是客体，费尔巴哈针锋相对地写道：“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客体，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一种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费尔巴哈还试图从自己的人本主义哲学出发，对知识论哲学进行改造，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然而，由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归根到底是抽象的，所以他对黑格尔知识论哲学的批判始终是缺乏力度的。
3．现代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语言学”形态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符号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都以语言为哲学研究的手段或对象。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些主要的哲学家提出，哲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语言问题，哲学留下来的唯一任务就是语言分析，语言已经成为主要论题，成为当代哲学的核心。他们认为，由于人类必须用语言去理解和表达自己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并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理解，故而语言作为“历史文化的水库”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结构性因素。人从属于历史，也就是人从属于语言，人需要通过对语言的理解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出发点。具体说来，哲学基本问题的“语言学”形态就是表现为对“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的“中介环节”的寻求中把握对“思维”、“语言”、“存在”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它以语言为中介去展现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更为深层的矛盾关系，将哲学对人之存在的意义的追问诉诸对语言的理解与解释。如果说在探讨哲学基本问题过程中，近代哲学是从古代哲学对“世界”的直接断言而“倒退”到对人类“认识”的反省，那么现代哲学则进一步从近代哲学对“认识”的反省，倒退到考察思维与存在的中介——“语言”。就哲学不断推进自我意识发展，实现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文化层面上统一的意义上，哲学基本问题的“语言学”形态的出现，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4．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形态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现代哲学，除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实践转向”，由此形成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形态。
针对近代哲学离开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想的客观性，因而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回答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直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在以“感性活动”基础上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因为，人的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是真正现实世界产生的基础、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其基本问题已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转变为实践问题。
首先，我们发现，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是与哲学家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态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西方知识论哲学源于古希腊，在近代欧洲才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样的，这一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才获得典型的表现形式。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号称思维与存在具体同一性的黑格尔哲学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蔽的二元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就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征做过反复的论述。
其次，随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深入认识发现，马克思哲学并不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而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其他流派的共同点是扬弃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态度，从而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基点就是实践马克思哲学。某些解释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误解在于，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哲学，特别是把适合于近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套用到马克思哲学上去，把它理解为一种热心于谈论存在与思维或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的知识论哲学。总之，实践不仅是马克思认识论的基础，而且是理解为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石。
再次，避免了哲学史研究中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即使他们在自然观上正确地认识客观自然界也即是存在，但由于他们思考的存在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因而他们在历史领域里的根本倾向必然表现为唯心主义。也就是说，一进入历史领域，传统哲学中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总之，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形态，就是在现实的人的实践基础上透视和把握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生成的而不是预设的、能动的而不是简单直观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生动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终结近代哲学在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争执，就哲学对人类实践的深层关照来看，语言学转向与实践转向应当有一致性。这是因为，哲学对语言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词、句法、逻辑或文本本身，它是把语言作为人们显现世界的手段，其关注的落脚点是“是”、“在”，而语言只是人把握世界之“是”、“在”的中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中介来理解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以人的行为、生存、“做”、“在”等为中介来展示人与世界关系的现实过程及其图景的。况且，语言本身还是实践和行为的结果，是人在实践中的创造和发明，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语言回归到实践，语言才真正具有意义。
我们还应该清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下，很难否认，“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陷入可有可无的境地，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开端，它在用实践的哲学拒斥传统形上哲学的同时，把哲学基本问题一道彻底地消解了，转向了关注人类自身及其实践生成客观世界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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