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主要缺点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必然有其优秀传统。从16、17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没有能够自己创造出近代实证科学。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缺点。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后有其经济、政治的原因，也必然有其思想根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其主要缺点何在？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是柔静的文化。应该指出，这是从表面看问题。道家宣扬柔静，老子“贵柔”，周敦颐提倡“主静”，固然都有一定影响，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仅仅推崇“柔静”，是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业绩的。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孔子重视“刚”，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同上），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态度。孔子的这些思想，《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象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易传》提出“自强不息”的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易传》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现在多数哲学史工作者都认为《易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在历史上，从两汉以至近代，多数学者认为《易传》是孔子撰写的著作，所以“刚健”学说是以孔子的名义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

儒家的刚健思想与道家的柔静思想并行对峙，但刚健思想占有主导地位。王弼注《易》，以老解孔，释《复卦》“复其见天地的心乎”说：“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把寂静看作绝对的。程颐注《易》，矫正王弼的观点，他说：“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程氏传》）这肯定了动的重要性。

墨家的生活态度比儒家更积极，“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墨家的苦行主义难以普遍推广，汉代以后，墨学中绝了。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主导的还是孔学。到了近代，孔学也过时了。

（二）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

孔子学说还有一个精湛的观点，即“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论语》又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事人”、“知生”是道德修养问题，“事鬼”、“知死”是宗教家的问题。孔子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冷淡态度。孔子以后，孟荀以至宋儒都继承了孔子的这种观点，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三）德力相离的不良倾向

孔子鼓吹道德教育，但不能认识德与力是相辅相成的。墨家强调“竭力从事”（《墨子·天志上》），把“力”看做实行道德的一个条件。在这一问题上，墨家是正确的。墨学中绝，墨家尚力的学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偏重道德的提高，相对忽视力量的培养。事实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成互济的，如果物质力量虚弱不实，精神境界也就难以提高。以力压人，以势凌人，是不文明的现象。没有物质基础的道德说教，也是起不了实际作用的。

（四）继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种学风对于保持历史遗产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引起了因循守旧的不良倾向。墨子主张述而且作，“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这种态度较孔子“述而不作”为进步。但墨子又说：“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攗粟也。”（《墨子·贵义》）主张自己创新却反对别人创新，这就不好了。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对束缚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阻塞了探索未知领域的前进道路。除少数学者之外，多数人都缺乏创新精神。在西方近代初期，不打破神学的统治就难以革新，伟大的先行者培根为此提出“四假象说”；在中国，不打破经学的束缚也难以前进。中国近代学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循守旧的习气窒息了创新的生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创新即发现新情况，揭示新规律，发明新器具，从而开阔发展的新阶段。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但是创新仍应以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康德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开创了伟大的“哥白尼革命”，调和了由来已久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冲突，即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的更美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