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方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所以在了解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之前，应先对于中国哲学的特色有所探讨。中国哲学的特点，重要的有三点，次要的有三点，共为六点，分别如下：

（一）“合知行”，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

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也就是说，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已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的，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

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的迁善，而务要表见的于生活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所谓“乐之”，即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深研学问的鹄的，在于自得于道，到自得于道的境界，便能有最大的精神自由。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学的目的在于行为的改进，道德的提高。不仅儒家有如此见解，即“散于万物而不厌”的惠施，其理论也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为归结。后儒如周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通书》）研讨真知，必表见为德行事业。更重要的是，理论是生活的解说，生活是理论的表现。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是“为学”的理想境界。在日常行动上表见真理，要做到穿衣吃饭都是“至理之流行”。

中国哲人在方法上更及注重道德的修养，以涵养为致知之道。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所谓真人即是无好恶爱憎的情感，忘生死善恶之区别的人。必有真人的修养，才能有真知。荀子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必有“虚壹而静”的修养，然后才能理解“道”。张子说：“穷神知化，乃养盛所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神化》）崇德乃致知的途径。程伊川说：“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语录》）敬是致知所必需的修养。中国哲人，都以为欲求真知，须有一种特殊的修养。穷究宇宙人生的真际，要先在德行实践上作功夫。因此，中国哲学中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要知，中国哲学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于行，研究的方法亦在于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谓学，是兼合知行的。

（二）“一天人”，中国哲学中有一种根本的观念，即“天人合一”

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地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物我本属一体，内外原无判隔。但为私欲所昏蔽，妄分彼此。应该去此昏蔽，而得到天人一体的自觉。中国大部分哲学家认为天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亦即当然的准衡。而天人之间的联系者，多数哲学家认为即是性，人受性于天，而人的理想即在于尽性；性即本根，亦即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乃出于本根。此种倾向在宋明道学最甚。邵子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程明道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语录》）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

天人既然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的对立消弭，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西方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为外在的而研究的；中国人则不认宇宙为外在的，而认为宇宙本根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亦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

天人相通的观念，是中国哲人尤其宋明道学中的一个极根本的观念。不了解此观念，则许多思想都不能了解，而只觉其可怪而已。

（三）“同真善”，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

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家甚为少有。中国思想家总认为致知与修养乃不可分；宇宙真际的探求，与人生至善的达到，是一事的两面。穷理即是尽性，崇德亦即致知。

西方哲学本旨是爱智，以求真为目的；如谓中国哲学也是爱智，虽不为谬误，却不算十分切当，因中国哲学家未尝专以求知为务。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可以说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亦曰“知道”或“睹道”。道兼赅真善：道是宇宙的基本大法，而亦是人生的至善准则。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真善是不可分的。

（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中国哲人，因思想理论以生活实践为依归，所以特别注重人生实相的探求，生活准则的论究

未尝将我与非我分开，因而我如何能知非我，根本不成问题，亦不怀疑外界的实在，（先秦未有怀疑外界的实在者，北宋思想家大多排斥佛家外界为虚幻的学说；认为外界依附于心者唯有南宋的杨简和明代王阳明），故根本没有认识到知论的必要性。西方以分别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中国哲人则以融合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分别我与非我，故知论特别发达；融合我与非我，则知外物即等于自觉，而实无问题。因而中国哲人虽亦言及知识与致知之方，但未尝专门研究的。

（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

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良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于是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作仔细论证。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片段式的。但中国哲学家并不认为系统的长篇较片段的缀集更为可贵。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是赘疣。

（六）“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

古代人民当然信天地神鬼，但没有正式的宗教。后来方有道教，又从外边输入了佛教。中国思想家虽亦受佛教道教的影响，然在根本态度上都是反对二教的，多以驳斥二教为己任。在先秦时，孔子疑鬼而信天，然亦不肯多言天道。唯墨子最信天鬼，有宗教气息。自老子打破天的尊崇位置后，哲学家中以天帝为主宰者，可谓绝无仅有。宋儒虽言天，然绝非指有意志的主宰。印度哲学是与宗教不分的，西方中世哲学是宗教的奴婢，即在近世哲学中，亦多有以证明上帝存在为一重要课题的。在中国，似彼以证明上帝存在为一重要职任的情形，实完全没有。先秦哲学家中荀子最善破除迷妄，后汉王充，尤专以攻破迷妄为职任。宋儒中如张子、二程子，亦即致力于破斥神鬼，更企图给予鬼神二词以自然的解释。要之，中国哲学中从无以证明神的存在为要务者。中国自古即有科学萌芽，却没有成熟的科学，所以根据科学研究以成立哲学系统的情形，在以前的中国亦是没有。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一般的特色，即中国哲学一般的根本倾向，与西方或印度的哲学不同的。想了解中国哲学，必先对于中国哲学的根本性征有所了解，不然必会对于中国哲学中许多思想感觉莫名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会深悟其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