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美学的文化土壤

第一节　中世纪美学的文化土壤

基督教的道德性质是早期基督教在罗马世界得到最广泛普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3]古希腊意识形态中所缺乏的“道德为本”的意识，在上升为罗马“国教”的基督教中得到了强调，而希腊科学精神和希腊艺术一起被当作道德的对立面而抛弃了。罗马帝国巨大的官僚军事统治在其濒临死亡的时候，关心的仅仅是如何用一切欺骗方式维持它的亿万臣民的意识形态的稳定，而早期基督教中有关诚实、睦邻、博爱、贞洁、慷慨等道德信条，在经过上层人士(如保罗)加以改造，加强了温柔、忍让、谦卑和来世报应的因素后，便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缓和阶级冲突、规范群众思想的一个有用工具了。

然而，众所周知，基督教教义与希腊思想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布·鲍威尔早就指出，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是基督教的“叔父”，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者、犹太神学家斐洛则是基督教“真正的父亲”。的确，我们可以在希腊精神和晚期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之间看到千万条鸿沟，还可以把整个中世纪都看作对古代的遗忘，但在历史的表象底下，始终隐藏着积淀在起点上的希腊文化土壤。希腊精神不是被抛弃了，而是腐败了，它渗进这个土壤的深层，被新生长起来的新型文化群落所覆盖、所吸收。如果说，基督教和中世纪群体意识(道德意识)其实只不过是个体意识的异化形态的话，那么这种个体意识及其对象化和异化倾向都是古代世界的产物。但是，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公民们随时都可以通过频繁的政治活动、演讲和表决、经验知识的传递以及艺术的情感交流而溶解掉自身的异化物，复归到个体意识的独立性，而庞大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教会与王权却只有靠有意识地加强异化、剥夺个体意识的一切内容，才能维持自身的统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一切克服异化的手段，如政治、科学、艺术，都被压抑而衰落了，群体道德得到了抽象的强调，这种道德远离尘世生活，成为了彼岸世界和僧侣们的专利品。于是，个体意识虽然已被强烈地意识到了，但却孤独、软弱而不能自立，它只有向着彼岸漫漫长途作艰苦的跋涉，舍弃自己的一切，才有可能为天国接受，才有希望成为永恒的实在——与上帝合一。

毫不奇怪，中世纪的美学只能是在本来意义上的“反美学的美学”，它不是人的美学，而是神的美学。不过，从“神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中世纪有一种“美学”。基督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强调人与神的相对立、相分离；但它高出其他宗教(也许除佛教以外)的地方，却正是承认每个人和神在本质上的同一性，虽然它把这种同一性理解为：不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神，而是神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因此，这个时期的美学已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客观美学”了，它一方面抛弃物质世界而退回到人的主观心灵，从这点上说它应属于“主观美学”；但另一方面，它又从人的心灵出发走向客观的上帝，从这点上说它又是客观的。当然，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美学也有类似的结构，但他们总是要在从主观转向客观的交接点上，诉之于一种内心的情绪状态，即一种忘掉自身主体性的出神状态，因而还是归结为客观美学；基督教则已经排除了柏拉图式的或普罗提诺式的心灵的“迷狂”、“狂喜”、“心醉神迷”，而变得沉静和沉思，它不再受到感性的或情绪性的因素的干扰，即使是信仰，也是主体的一种冷静的选择。基督教由此而超升于一般带有物我不分倾向的自然宗教，而成为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宗教。因此，我们宁可用一个更加明确的概括，把这一时期的美学称之为“神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