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

二、席勒：艺术社会学

席勒(1759—1805)的美学观深受康德的影响。然而，他决不是康德美学的简单的诠释者。黑格尔指出：“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54]席勒继承了康德美学的人本主义和人类学的出发点，但摆脱了康德纯从审美心理的抽象方面来考察人的审美意识的局限，而注重从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方面去探讨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如果说，康德的人类学最终失去了自身立足的根据而迷失在“自在之物”的云雾之中，那么席勒则第一次为美学的人类学基础进行了勘察。康德曾将人的感性和肉体需要仅仅作为“现象”而排除于人的本质之外，他对于人的社会性的理解只限于“社交”的兴趣，把艺术看作在社交场上促进情感交往的游戏而置于很次要的地位，而真正的人的本质却被归结为实践理性的抽象的“绝对命令”；反之，席勒却认为，人的本质只能是有限的本质，是“处在特定状态中的人格(Person)”^[55]，这种人格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体。

1.人论和美论

席勒是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角度抽象出人的这种本质规定，并在此之上建立起他对于艺术和美的理解的。他认为，人的纯粹概念本身的二重性使人具有两种内在的“冲动”，即“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或“形式冲动”)。这两者从不同的方面对人实行强制，前者从物质欲望方面，后者从道德命令方面。这样，从这两种来自不同根据的冲动本身孤立地来看，它们都不能代表人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即人的自由；只有这两者的结合与和谐才能体现这一点。在他看来，感性冲动的对象是最广义的生活(即一切由感官和欲望所追求的生命活动)，理性冲动则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冲动，它的对象是一切形式的特征，如形成概念、逻辑推理以及道德原则的规范。这两方面对个人来说都具有某种强制性，因而单独看来都是片面的。作为这两者的统一，游戏冲动的对象则是“活的形象”^[56]，它调和了生命活动和形式(形象)对人的强制性，导致了自由的艺术的产生。而这也就是席勒对美的定义：美是活的形象。他认为，这个定义也指出了，美就是“人性的完满实现”^[57]，而且，“只要理性表明，人性应该存在，那么它同样由此提出这一规律：应该有美存在”，^[58]可见，席勒是把美的本质看作人的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席勒认为，从人的活动对象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这种美，并非如康德所设想的，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而是主客观的统一，它既是一个“对象”，同时也是主体的一种“情况”。因此，席勒打破了康德美学的主观性和抽象性，他特别重视艺术活动在完成人格方面的重要地位。他客观地研究了艺术在社会组织乃至于生产劳动中存在的社会前提，并历史地考察了这一现实条件的演变，以及它在近代所导致的艺术的衰颓和人性的异化。另外，即使在对美作“纯粹理性概念”的追寻，即对于“人的纯粹概念”进行先验的分析^[59]时，席勒也不让自己的研究消失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虚空之中。他紧紧抓住了人的理性所不可脱离的人的感性实在，将这种实在提高到人性的本质环节的地位。他不是把感性和理性看作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而是从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中去寻找两者的中介，将康德用来联结两者的类比、象征和暗示这样一些“反思的判断”，转化为有血有肉、有物质实性作为标志的生命活动，即艺术活动。在这里，理性的能动的、实践的创造力获得了具体的物质材料，感性的丰富材料则获得了自由存在的形式，被康德以割裂的方式封闭、窒息在自己的抽象领域中的人的主体性，在席勒的手中得到了解放。

席勒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古代希腊人是使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这两者协调统一起来的典范，因为他们具有一种使两种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冲动，这就是“游戏冲动”，在其中，人既意识到自己的精神自由，又感觉到自己的感性存在，在无利害的观照中实现和发挥着自己全部本质的丰富性，使自己的各种机能一起作协调而有益的活动，这就是艺术和创作和欣赏。席勒从理想化了的希腊人那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原理：“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60]而正是在对人的这种规定中，他发现了艺术和审美意识的起源，提出了艺术起源问题上的“游戏说”。

2.艺术起源论：游戏说

艺术起源于游戏，这是席勒首次提出的观点。他是从生物学的观点得出这一结论的。在他看来游戏是精力过剩的产物，这种现象在动物那里就有了，动物(如狮子、飞鸟等)在满足了生理上的需要之后，便将过剩的精力用于游戏，这种游戏特别对于幼小的动物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将来的生存技能的形成。所以动物的游戏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但人的游戏却超出了动物的生存需要，它不是为了物质性的生存目的，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宣泄，是撇开物质对象本身而对其外观、形象的一种超功利的静观。那么，人类的这种精神游戏从何而来？按照席勒的看法，这只是人的一种先验的本能，而人的这样一种先验的游戏本能是“大自然的礼物”。这种游戏比动物的游戏更高级的标志在于对“外观”形象的关注：“什么现象标志着野蛮人达到了人性呢？不论我们对历史追溯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即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只要人开始偏爱形象而不偏爱素材，并为了外观(他必须认出是外观)而舍弃实在，他才突破了他的动物的圈子，走上了一条无止境的道路。”^[61]

不过，人类的这种游戏一开始还带有动物性的痕迹，它只以自身想像力的自由幻想的无拘无束为快乐，而没有将“形式”(理性冲动)参与到这种幻想中来，还往往受到实际功利的影响。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从这种游戏出发，想像力在它的追求自由形式的尝试中，终于飞跃到审美的游戏”。^[62]在这里，人不再满足于那些刺激感官的新奇变化，也摆脱了对它们满足需求的功利性的考虑，“他所拥有和创造的事物，不能再只具有用性的痕迹、只具他的目的的过分拘谨的形式，除了有用性以外，它还应该反映那思考它的丰富的知性、制造了它的抚爱的手以及选择和提出了它的爽朗而自由的精神”，这样，“喜悦的无规则跳跃成为舞蹈，无定形的手势成了优美而和谐的手势语言，情感产生的混杂音响发展到服从节奏而编成歌曲”^[63]。这就是所谓纯粹艺术的起源了。

3.艺术与社会

既然艺术起源于自由的游戏，那么它本身就具有自由的本质。正是这一点，使它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成为调和感性冲动和理性限制的一个调和剂。“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制的神圣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愉快的王国。在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并且使他摆脱了一切不论是身体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在审美的国度中，人就只须以形象显现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通过自由而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64]。只有在审美王国，人们才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社会关系。由此席勒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即一个“通过自由而给予自由”的美的社会，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席勒想仅仅通过审美文化和“社交”来达到这一理想社会的目的，马克思却看出只有通过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变革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席勒在这点上还深受康德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仅仅归结为“社交”关系这种偏见的影响。

但是席勒也指出，艺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异化。他认为，古代希腊人那种感性和理性、肉体和精神高度和谐的状况，随着近代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消失了。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分工的奴隶，是社会这部大机器中的一个精密的零件、一个断片，“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65]。人性的两个方面即感性和理性因分工而遭到割裂，一部分人(劳动群众)因片面的感性冲动而变得粗野，另一部分人(上层社会)则由于片面的形式冲动而变得空虚，艺术的和谐与美的理想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失去了根基，只能是畸形、病态和“感伤”的。所以古代(古希腊)的那种“朴素的诗”到了近代便衰落成为了“感伤的诗”。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人性的完满实现。这里，席勒仿佛在向人们解释康德理论中感性与理性之不可避免的分裂的现实根源，他归结到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分工，这种解释是极其深刻的，后来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原理，即是从这里来的。但席勒又认为，近代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是人类进步的标志，这就构成了一个极为尖锐的矛盾。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席勒提出了他的“审美教育论”。

4.审美教育论

席勒的美学在“审美教育”的理论中展示了他的现实的目的：通过“美育”来救治社会弊病、拯救人类。在席勒看来，审美和艺术决不单纯是一个个体心理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和哲学的问题。“只有审美的国度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个体的本性去实现整体的意志。需求使人进入社会，理性在他心中树立起社交的原则，而只有美能赋予他社交的性格。只有审美的趣味能够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把和谐建立在个人心中。”^[66]在这方面他特别发挥了康德美学中“共通感”的主情主义因素，他认为，为了实现人性的完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忠实而又真诚地吸收别人的天性，把别人的环境化为己有，把别人的情感当作我们自己的情感”^[67]。艺术的作用正在于培养这种能力，使每个人自觉自愿地加强自己的社会性，而又不牺牲自己的情感。只有每个人自己内心协调了，才有可能导致一切人都相互协调的自由社会，即“审美王国”。

所以他设想，人们在审美中可以达到每个人的“自救”，通过美和艺术把“感性的人”引向形式和思维，扬弃他的粗野性；又把“理性的人”引回到感性世界，使他具有生命活力。由此就可以弥合整个社会的分裂，实现人类的和谐大同。这当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但与康德把大同世界(他称之为“目的王国”)建立在道德的抽象原则和内心的善良愿望之上比起来，席勒终究向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接近了一步，人类学被社会学所充实，审美心理学走向了艺术社会学。

但席勒的艺术社会学仍然以抽象而先验的人的本质学说为最终依据，这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理论矛盾。他虽然把感性纳入了人的本质中，强调人的感性、生命、现实活动的层面，但这种带有感性层面的人的本质仍然是与生俱来的，抽象的。人的本质中的这种感性方面最终要通过审美而进向理性方面，而抽象的理性、人格或“神性”才是席勒所理解的本质中的本质。另一方面，他的历史主义也仅限于考察抽象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形”，而未能看到人性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因此，人的本质的这种与生俱来性是偶然的，是大自然的恩赐。这只不过是把康德的那个不可知的原因(人的本体)换成了偶然的原因，同样无法解释人从自然向自由的生成。人本主义美学在这样一种脆弱的基础上必然是行之不远的。人的理性和哲学思维一定要到人自身的不可知的或偶然的东西背后去寻找一个可知的和必然的原因，这个原因如果不在人的活动之中，就必然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如果不能由人的活动来解释，就必然由某个与人对立并凌驾于人之上的神来解释。所以，神性在每个人心中，但神性是如何被放入每个人心中的，这仍然是神的事而不是人的事，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康德的美在主观说到席勒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说，标志着由康德创始的人本主义美学在自身的对象化、现实化过程中，包含着异化的萌芽，它在谢林和黑格尔的“艺术哲学”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和发挥，他们两人在新的哲学基础上再次复活了古代的“美在客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