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偏见

一、天才的偏见

（一）

真理意志注定诱使我们做许多冒险事业，所有哲学家至今都怀着敬意谈论过真理之中那无人不晓的真实性，又有什么问题是它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提出的是些多么叫人觉得奇怪、令人困惑、复杂的问题！说来话长，然而又似乎还没有开始。如果我们变得不再相信、失去耐心、不耐烦地躲开，那又有什么奇怪？不正是这个斯芬克斯最终教会了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吗？究竟是谁在这里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内心的这种“真理意志”究竟是什么？的确，我们曾长久地停下来思考这种意志来自何处，以致最终我们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转而质询这种意志的价值。假定我们需要真理，那为何不需要虚妄，不需要不确定性，甚至无知呢？真理的价值问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抑或是我们自己站到了这一问题面前。在这里，哪一方是俄狄浦斯？哪一方又是斯芬克斯？这似乎是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问号。怎能让人相信，这问题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察觉到了它，瞥见了它，壮着胆子提出了它。因为提出它是有危险的，或许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二）

事物怎能源自其对立面？比如，真理源自谬误，真理意志源自欺骗意志，慷慨源自自私，智者的慧心源自贪婪，这是不可能的，谁这样想谁就是傻瓜，而且是傻瓜中的傻瓜。具有最高价值的事物肯定有其根源——它们的根源不会是在这个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不实、卑鄙龌龊的世界上，不会在妄想与贪婪之中，而是在神的怀抱中，在永恒中，在匿而不露的上帝那里，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源一定在那里，而绝不会是在别处！这种推理方式暴露了一种典型的偏见，借此可识别出所有时代的玄学家，这种评估方式隐藏在逻辑方法背后：依靠这种“信念”，他们尽力探求“知识”，探求某种最终被庄严地冠以“真理”之名的东西。玄学家的根本信念是相信价值的对立，就连他们当中最谨慎的人，也未在一开始就提出疑问。因为，首先值得怀疑的是，究竟是否存在对立；其次值得怀疑的是，玄学家认可的普通评估和价值对立，难道是肤浅的推测和一时的想法？何况还很可能是产生于某一角落，也许产生于地狱，或借用时下画家常用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青蛙透视画法”。尽管可把许许多多价值归于真实、明确和无私，但一般说来，仍可赋予虚伪、欺骗意志、自私和贪婪，予以更高、更基本的生活价值。甚至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其价值所在可能正是暗中与那些邪恶的、显然对立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实质上正与它们别无二致。但哪一个愿意与这种危险的“猜想”沾边？要想考察这种猜想，必须等待出现新型的哲学家，他们将有别样的趣味和志向，与至今流行的那些——一些名副其实地做危险“猜想”的哲学家相反。说实在的，我已目睹这种新型哲学家开始出现了。

（三）

我一直注意着哲学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文字，此刻我暗自思量，大部分自觉的思维肯定属于本能活动，就连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人们需要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对遗传和“天赋”已有新的了解一样。正像生育行为在整个遗传过程中的作用很少被考虑过，“自觉”也很少与真正意义上的本能相媲美。哲学家的大部分自觉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受其本能影响，而被逼入一定的轨道。在其全部条理性和看似自主的活动背后，有评估，有哲学家对维持特定生活方式的需要。比如，确定的事物比不确定的事物有价值，虚幻不如“真实”有价值。这种评估尽管对我们有条件上的重要性，但仍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评估，是特殊种类的无知，而且只是维持像我们自己这样的生物所需要的。总之，个人并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

（四）

我们以为，一种意见的虚假性并不是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也许正是在此处，我们的新鲜话语听起来极其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一种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生存、维护生存、维护人类或养育人类？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虚假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必需且不可少的；不去承认逻辑的虚构，不将现实与纯粹想象的绝对和永恒世界相比较，不经常用数字仿造世界，人就无法生存，放弃虚假的意见就是放弃生存、否定生存。承认不真实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吧，这肯定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危险责难！因而胆敢这样做的哲学家便将自己孤零零地置于善恶的彼岸。

（五）

人们之所以半信半疑、半嘲笑地看待哲学家，并不是因为常常发现他们有多么无知——多么频繁地犯错误，并迷失道路。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哪怕最隐晦地提及真诚问题，他们也都会立即大声义正词严地表示抗议。他们都摆出一副样子，似乎自己的真知灼见是通过冷酷的、纯粹的、绝对不偏不倚的辩证法的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得到的（这与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者形成了对照，他们光明正大而傻里傻气地谈论“神的启示”）；可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思想或“建议”，是带有偏见的，是他们内心欲望的抽象和精炼，他们总是用事后寻求到的论据为其辩护。他们都是鼓吹者，而又不希望别人把他们看成是鼓吹者，也都是自己偏见的狡猾辩护者，并将自己的偏见称做“真理”，而绝无勇气承认这一切的良知，也绝无风度和胆识让朋友或敌人明白这一切，更不用说以欢悦的自信和自嘲态度做到这一点了。上了年纪的康德，穿着笔挺而讲究，把人们诱入了辩证法的小道，沿着这条小道，又把人们引向了（或更正确地说，错误地引向了）他的“绝对命令”。但康德的伪善，只是令我们这些挑剔者付诸一笑，而饶有兴味地觉察出了老道德学家和道德说教者的阴险伎俩。更加可笑的是，披着数学外衣的欺骗手法，如斯宾诺莎就是用数学给自己的哲学穿上铠甲和戴上假面的。实际上，说得明白些，他的哲学就是“对他的智慧的热爱”，以此恐吓胆敢瞥看和攻击那位无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人。一个病恹恹的隐士用这种伪装，暴露出他是何等的胆怯与脆弱！

（六）

我已逐渐看清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是由什么构成的，即看到了其创立者的自白书，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传；并认识到每种哲学中的道德（或非道德）目的，是长成整个植物真正的活胚芽。的确，要想理解一个哲学家极其深奥的形而上学主张是如何得出来的，最好先问一下自己：“他们（或他）以什么样的道德观为目的？”因此，我不相信“求知的冲动”是哲学之父；而认为另一种冲动，在此处同在别处一样，把知识（以及错误的知识）当做一种工具。但无论是谁，在考查人的各种基本冲动以确定它们作为鼓舞人的神灵起多大的作用时，都会发现，这些冲动都在这时或那时作过哲学思考，每一种动机都非常乐于将自己视为存在的最终目的，视为统领所有其他冲动的合法君主。因为每一种冲动都很傲慢，其本身都试图作哲学思考。诚然，就学者来说，就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情况“较好”。在他们那里，可能真的有比如“求知欲望”那样的东西，有某种小巧而独立的钟表机械，上紧发条，便会不知疲倦地走到终点，其他冲突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大的损耗。所以，学者的实际“兴趣”一般在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家庭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实际上，他的小机械用在哪一研究领域，对于年轻的他是成为优秀的语言学家或生物专家，还是成为化学家而言，都无关紧要。他的特征是决定成为哪种人物的基础。相反，在哲学家身上，则绝对没有不带人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道德观，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是谁，也就是说，证明了他本性中最深层的各种冲动是以何种顺序排列的。

（七）

哲学家多么恶毒啊！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什么比伊壁鸠鲁随意拿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开的玩笑更尖酸刻薄的了；他称他们为狄奥尼西奥斯的奉承者，也就是暴君的帮凶和马屁精。除此之外，这个玩笑还等于说：“他们都是戏子，他们毫无真诚可言。”这是伊壁鸠鲁对柏拉图的恶毒侮辱：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很会装腔作势，很有舞台风格，而伊壁鸠鲁却不会！他为此感到恼火。伊壁鸠鲁，这位萨摩斯岛上年长的学校老师，隐居于他在雅典的小花园中，写出了三百多本书，也许是出于愤怒，也许是出于对柏拉图的强烈忌妒，又有谁知道呢。希腊过了好几百年才看清了这位伊壁鸠鲁学派偶像的真面目。敢问希腊究竟看清了没有？

（八）

你们想要“顺应自然”而生活？你们这些高尚的斯多噶派成员，玩弄的又是什么文字把戏？想象你们自己是像自然一样的存在物，无限地奢侈，无限地冷漠，没有目标或思虑，没有怜悯或正义，既果实累累，又颗粒无收，且变化无常；想象你们自己是一种冷漠的力量，你们怎能顺应这种冷漠而生活？生活不正是力图与这自然不一样吗？生活不就是评价，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事物，不公平、受限制，力图与其不一样吗？就算你们“顺应自然而生活”的命令，实际上意味着“顺应生活而生活”，你们又怎能生活得有所不同？你们为何要根据你们所认可和不得不认可的东西提出一条原则？其实，你们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你们假装狂喜地辨读自然规律和准则，但是想要的却完全与此相反，你们这些出色的舞台演员，自欺欺人者！你们傲慢地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强加给自然、强加给自然本身，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纳入到自然之中；你们坚持认为，应该是自然“顺应斯多噶”，想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切，塑造成永远光辉灿烂、无所不包的斯多噶主义！你们虽然热爱真理，却长久以来那么顽固，那么死板地以虚假眼光，即以斯多噶派眼光看自然，以致你们已不能再以其他眼光看自然。尤其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傲慢使你们疯狂希望：既然你们能暴虐地对待自己，自然也将听任自己被暴虐地对待。斯多噶派不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吗？但这只不过是个古老而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过去斯多噶派发生的事，今天仍在发生；只要一种哲学开始自信，它就总是按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世界，它无法用别的办法创造世界；哲学就是这种暴虐的冲动本身，就是最神圣的权力意志，“创造世界”的意志，探求第一原因的意志。

（九）

当前整个欧洲都在讨论“真实而明显的世界”问题，讨论得是那么热烈、精细，甚至可以说巧妙，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谁要是只听说其背后有“真理意志”，而没有听说有别的东西，那他就不能吹嘘自己的耳朵最敏锐。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种真理意志——某种过大而危险的勇气，玄学家的某种带有绝望色彩的勇气可能碰巧起了作用，从而最终总是宁愿要一把“确定性”，也不要一整车漂亮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有凭良心行事的狂热清教徒，他们宁愿最终相信确确实实的“无”，也不愿相信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但那是虚无主义，是绝望的、极其疲惫的灵魂的象征，尽管这种美德可能表现出勇气。但一些较为强健、较有生气的思想家仍渴望生活，他们似乎与上面那种人不同。他们反对现象，傲慢地谈论“透视法”；他们认为自己身体的可信性同“地球静止不动”这一视觉证据的可信性几乎一样低，因而表面上便洋洋自得地把最可靠的占有物放跑了（目前还有什么比人们更坚信自己的身体呢），谁又晓得他们实际上不是企图收复某种过去更可靠的占有物呢？即某种从前的信仰，或许是“不死的灵魂”，或许是“造物主”，总之是某种思想，与“现代思想”相比，他们借此可以生活得更好、更有活力、更快活。他们不相信现代思想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相信昨天和今天建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或许对此既有点餍足，又有点嘲笑，不再能忍受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思想，如所谓实证主义当今投放于市场上的那些思想；他们的趣味也许较为高雅，厌恶所有那些注重实际的半瓶子醋的哲学家，厌恶他们那种市集摆摊式的东拼西凑、修修补补的做法。在他们那里，除了这种混杂外，既无新东西，又无真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意当今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反实在论者和知识微观分析者，他们的本能具有无法否认的真实性，迫使他们抗拒时髦的现实。他们的倒退与我们何干？他们主要不是想“后退”，而是想离开。再多一点力量、冲力、勇气和艺术家的才能，他们便会脱离，而不是倒退。

（十）

我认为，目前人们总是力图不去注意康德对德国哲学产生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忽视他对自己的评价。康德首先对自己的范畴表感到骄傲，他手拿范畴表说：“这是为形而上学所能做的最难的事情。”那就让我们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所能”吧。他因发现了人的一种新能力而感到自豪。这种新能力就是先验综合判断。虽然康德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自己，但德国哲学的发展和迅速繁荣却依赖于他的自豪，依赖于年轻一代急于要与他竞争，努力去发现某种更值得自豪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发现“新的能力”。但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在正是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这样问自己——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依靠一种手段（能力）”，可不幸的是，人们并非只用这几个字，而是排场很大地、非常壮观地充分显示德国人的深奥与雄辩，而完全漠视回答中包含了德国人的可笑无知。人们对这种新能力高兴得发狂，当康德又发现了人的一种道德能力时，这种狂喜便达到了顶点，因为当时德国仍是讲道德的，尚未陷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于是德国哲学的蜜月便到来了。图宾根大学的所有年轻神学家立即拥到小树林中去寻找“能力”。他们都找到了些什么呢？在德国精神的那个无知、荒唐且依然年轻的时代，浪漫主义这个心存恶意的小仙子，一个劲地在那边吹喇叭、唱赞歌，而当时人们尚不能分辨“发现与发明”，特别是发现了一种“超越能力”，谢林称其为智力直觉，由此而满足了天生具有虔诚倾向的德国人急切的渴望。对于这场情绪激昂而偏执怪异的运动（它确实很年轻，尽管它用灰白苍老的概念做了装饰），最不公正的待遇莫过于认真地看待它，甚至满怀道德义愤地对待它。不过世界已变得很老，梦已消散。人们终于揉揉脑门，而且现在仍在揉脑门。人们原来在做梦，尤其是老康德在做梦。“依靠某种手段（能力）”——他说，或至少他想这么说。可这是回答吗？是解释吗？倒不如说仅仅是重复了一下问题吧。鸦片是怎么使人入睡的？莫里哀戏剧中的那个医生回答说，是“依靠某种手段（能力）”，即催眠作用。

但这样的回答只能用于喜剧中，现在该替换一下康德提出的“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了，而取代它的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必须相信这种判断”。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为了保存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相信这种判断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是假言判断。或者说得更明白、更粗俗、更易懂些，即先验综合判断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权拥有先验综合判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先验综合判断，只不过是假言判断。当然，仍必须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因为看似有理的信仰和视觉证据，属于透彻的人生观。最后，再让我们想一想德国哲学在整个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这其中有某种催眠作用的参与。由于有德国哲学，各国高贵的懒汉们、正人君子们、神秘主义者们、艺术家们、四分之三的基督教徒们，以及政治蒙昧主义者们，高兴地找到了一副解毒剂，用来对付仍大行其道的感觉论（感觉论从上个世纪一直泛滥到本世纪）。

（十一）

唯物主义原子论是遭到最彻底驳斥的一种理论，目前在欧洲的学术界，除了日常方便地使用一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地看待它。这主要得归功于波兰人博斯科维奇，他与波兰人哥白尼是至今反对视觉证据的最伟大、最成功的人。因为，哥白尼使我们确信，同感官所感觉到的相反，地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与此同时，博斯科维奇使我们摒弃了对实体、对物质、对土地残留物、对粒子原子的信仰，这是地球上至今为止，对感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但人们必须要走得更远，也对“原子论式的要求”宣战，与其进行无情的血战。这是缘于原子论式的要求，如较为著名的“形而上学要求”，仍在一些地方阴魂不散，而无人对它提出质疑。尤其是，人们还必须给予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原子论致命的一击，这就是基督教向人们灌输得最深、最长久的灵魂原子论。让我们用这个词表示这样一种信念，它把灵魂视为某种不可摧毁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东西，视为单子，视为原子，应把这种信念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不过，在你我之间却完全没有必要消除灵魂，没有必要放弃最古老、最受人崇敬的假设之一——笨拙的自然主义者就常常放弃这种假设，他们几乎一谈及灵魂，就立即失去它。但却应该敞开大门接受新的灵魂假设并使原有的灵魂假设更完善，今后诸如“终有一死的灵魂”、“主观多样性的灵魂”、“作为本能与感情的社会结构的灵魂”等概念，应该在科学中享有合法权利。新心理学家们即将结束那些至今围绕灵魂观念并繁茂生长的迷信想法，因而他们实际上可以说正在将自己投入新的荒漠、新的怀疑；老心理学家们则可能过得惬意一些、舒适一些。不过，新心理学家们最终会发现，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注定要发明或发现新的东西。

（十二）

心理学家应该仔细想一想再断言，自我保存本能是有机物的基本本能。生命首先力求释放自身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和意志；自我保存只是其最常见的间接结果之一。总之，在这里就如同在别处一样，让我们警惕多余的目的论本能。其中之一就是自我保存本能（我们认为它产生于斯宾诺莎的自相矛盾）。因而它实际上是那种自相矛盾方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也必然节省了本能。

（十三）

也许只有五六个人刚刚醒悟，自然哲学只是对世界的展示和对世界的排列，而不是对世界的解释。但只要自然哲学的基础是相信感官，它就会被视为更多的东西，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会被视为更多的东西，即被视为一种解释。它有自己的眼睛和手指，有自己的视觉证据和可感知性。这会在贫民趣味占优势的时代产生使人神魂颠倒、使人心悦诚服、使人确信不疑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在本能地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即大众欢迎的不朽的感觉论是真实的。明白了什么，解释了什么？仅仅是能被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人们对每一个问题只能问到这儿。不过，与此相对照，柏拉图的思维方式便是贵族式的，其魅力恰恰在于同明星的感官证据相对抗——也许对这样一些人而言是有魅力的，他们拥有比我们同时代人更强有力、更挑剔的感官，但他们知道如何较为成功地控制感官；他们用灰白而冷酷的概念网来罩住一团混乱的感官，并控制它，或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罩住这群感官暴徒”。用柏拉图方式战胜世界和解释世界所得到的享受，不同于当今物理学家向我们提供的享受，也不同于生理学家当中的达尔文主义者。“在没有更多东西可看、可理解的地方，也就没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这个命令确实不同于柏拉图的命令，但对于未来能吃苦且勤劳的机械师和桥梁建筑师而言，却很可能是正确的命令。

（十四）

要问心无愧地研究生理学，就得坚持认为感觉器官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它们本身确实不能是原因！所以，感觉论即使不是探索性原则，至少也是条件性假设。外部世界是我们器官的产物吗？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作为这个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便是我们器官的产物了。于是，我们的器官本身也就是我们器官的产物了。在我看来，如果自因这个概念是某种根本荒谬的东西，那么以上便是完整的归谬法。所以，外部世界不是我们器官的产物。

（十五）

仍然有一些无恶意的自我观察者相信有“直接的确实性”。比如，“我思”，或像叔本华常说，“我运用意志的力量”。似乎认识能力在此不折不扣地抓住了客体，抓住了“自在之物”。无论是在主体方面，还是在客体方面，都无虚假行为。然而，我要再重复一百遍，“直接的确定性”，以及“绝对知识”和“自在之物”，包含着有词语的相互矛盾。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摆脱词语使人产生误解的含义！人们也许认为，认识能力正在认识有关事物的一切，但哲学家必须对自己说：“当我分析‘我想’这个句子表达的过程时，我发现了一系列大胆的言论，很难对其进行论证式的证明。比如，是我在想，必定有某种东西在想，‘想’是一存在物的活动，这个存在物被视为原因，有一个‘自我’，最后，已经确定了‘想’指的是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因为我内心尚未决定它是什么，那我如何根据什么标准，以确定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意志’还是‘感情’呢？总之，‘我想’这个断言，假设了我当前的状况与我所知道的我自己的其他状况相比较，以确定它是什么。由于具有这种与其他‘知识’的回忆性联系，它无论如何对我而言，都没有直接的确定性。”因此，与普通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会相信“直接的确定性”不同，哲学家会发现有人向他提出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一些有关真正的良知问题，即“我是从何处得到‘想’这个观念的？我为何相信原因和结果？是什么赋予我谈论‘自我’的权利，甚至把‘自我’说成原因，把‘自我’不容置疑地说成思维的原因？”谁敢借助于某种直觉立即回答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且说“我想，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确实的”，那他只会博得当今哲学家的一笑置之和两个问号。哲学家也许会对他说：“先生，你可能没有错，但是，为何这才是真实的呢？”

（十六）

关于逻辑学家的种种迷信想法，我将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微小而简单的事实，这个事实已被这些易于轻信的人不情愿地认识到了，当“思想”想要来时，“它”便会来，而当“我”想要它来时，它却不来，故说主语“我”是谓语“想”的条件，是对事实的歪曲。或许可以说自己想有人会说这个“自己”正是那个著名的旧“自我”，但委婉些说，这种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一种断言，无疑不是“直接的确定性”。毕竟，自己已对这种“自己想”产生了太多的影响，以至于“自己”包含有对这一过程的解释，而不属于这一过程本身。根据通常的语法规则，此处自己是指“想”是一种活动，每一种活动都需要有一主动的动源。因此，正是遵循这一基本相同的路线，旧原子论除了寻找起作用的“力量”外，还寻找这种力量所赖以存在和赖以作用的物质粒子——原子。不过，思维较严密的人，最终已学会了没有这种“土地残留物”也能过日子，也许有一天，我们从逻辑学家的观点来看，习惯了没有那一渺小的“自己”也能过日子。

（十七）

可以被反驳，的确不是一种理论的最小魅力；正因为可以被反驳，它才会引起思维缜密的人的注意。被千百遍反驳的“自由意志”理论能够存留至今，似乎就仅仅是由于这一魅力；经常会冒出某个人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反驳这种理论。

哲学家习惯于谈论意志，似乎意志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叔本华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只知道意志，绝对而完全地、不折不扣地知道。但我总是觉得，叔本华在这方面也只是做了哲学家惯于做的事，他似乎采纳了普遍的偏见，并夸大之。我认为，运用意志力尤其是件复杂的事情，是在名义上统一的事情。普遍的偏见正是暗藏在名称之中，并由此而控制了所有时代不够警惕的哲学家。因此，让我们这次破例谨慎些吧！“没有哲学性”吧！我们要说，当运用各种意志力时，首先有多种感觉，即每当我们运用意志力做任何事情时，都会感觉到“我们所离开的”那种状态，感觉到“我们所趋向的”那种状态，感觉到这种“离开”和“趋向”本身，随后还有一种相伴随的肌肉感觉，这种感觉即使未使“四肢”运动起来，也会凭借习惯的力量开始起作用。因此，正如应该承认各种感觉（确实有许多种感觉）是意志的组成部分一样，还应该承认思想。在每种意志行为中，都有一种主导作用想象可以把这种思想与“运用意志力”分隔开，似乎意志便可以留存下来。意志不仅是感觉和思想的复合体，而且还是一种情感，实际上是命令的情感。称做“意志自由”的东西，实质上是优越于必须服从者的情感：“我是自由的，‘他’必须服从”，这种意识是每一种意志所固有的。每一种意志固有的东西还有注意力的集中，对一件事情的专注，无条件的判断：“现在只需要做这件事情”；内心的确信无疑：命令肯定会得到服从以及其他属于命令者地位的东西。运用意志力的人在内心命令表示服从的东西，或是他认为会表示服从的东西。但现在让我们留意一下有关意志的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意志这玩意儿极为复杂，但是人们对它只使用一个名称。由于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既是命令的一方，又是服从命令的一方。而作为服从的一方，我们一行使意志力，通常开始便有受拘束、受驱使、受压迫、反抗和行动等感觉。由于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忽视这种双重性，习惯于用综合性词语“我”来自我欺骗，所以有关意志本身的一整套错误结论和虚假判断，便附着在运用意志力的行为上，导致运用意志力者坚信，只要运用意志力便足以引起行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指望得到命令，因而服从，并从而行动的结果时，只是运用意志力，所以这种现象便自我转变成了感情，似乎有一种结果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运用意志力者相当有把握，确信意志和行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回事。他把意志力的运用归因于意志本身，因而越来越感觉到伴随着所有意志力而运用的力量。人们用“意志自由”这个词表达运用意志力者的复杂喜悦心情，他下命令，同时又把自己等同于命令的执行者。他作为命令的执行者，也享受到克服障碍的喜悦，但内心却认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意志克服了障碍。这样，行使意志的人便在他作为下命令的喜悦心情之外，又加上了他卓有成效的执行工具，即有用的“潜意识”或“潜灵魂”。的确，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由许多灵魂构成的。结果就是：此处发生的事情，也是在每一个组织良好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即统治阶级总把自己等同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当运用各种意志力时，所涉及的绝对是下命令和服从的问题，下命令和服从的基础，便是上面所说的由许多“灵魂”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这种原因，哲学家有权把运用意志力本身纳入道德领域，并把道德学说视为至高无上关系的学说，于是“生命”现象便展现在这些至高无上的关系之下了。

（十八）

各种哲学思想并不是随意或自发形成的，而是互相关联地生长起来的。不管它们多么突然和任意地出现在思想中，它们都正如某陆地动物群的集体成员那样，属于一个体系，这一点最终由以下事情暴露了出来：迥然不同的哲学家，怎么总是不断地去填写可能有的哲学所具备的一个明确基本表格？在看不见的符咒指引下，他们总是又一次在同一轨道上旋转；不管他们在批判意志或系统意志方面感到彼此多么不相干，他们内心中的某种东西总在指引着他们，某种东西总从确定的顺序，一次又一次地驱使着他们，那就是固有的方法论及他们思想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不如说是一种重新认识、一种回忆、一种返回，返回到灵魂的遥远且古老的共同家园，他们的思想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作哲学思考只不过是一种最高级的返祖现象。很容易解释为何所有印度人、希腊人和德国人的哲学思维，令人感到惊奇地相似。实际上，哪里有共同的语法规则使语言相类似，哪里也就从一开始便为哲学体系的相同发展和交替准备好一切条件，恰似阻塞了对世界作出其他解释的道路。乌拉尔—阿尔泰语群地区的哲学家，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走上与印度、日耳曼人和穆斯林不同的思想道路。某些语法功能的符咒，最终也是哲学评价和种族气质的符咒。就说这么多吧，以此来驳斥洛克关于观念起源的肤浅看法。

（十九）

自因是至今构想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最佳例子，是对逻辑的某种违反，是某种不自然的东西。但人却骄傲得很，力图把自己同这种蠢东西搅缠在一起，而显得深奥和吓人。想要享有最高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享有不幸，却仍在受过点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意志自由；想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和最后的责任；想要免除上帝、世界、祖先和社会的责任；这一切所涉及的正是要充当这种自因，而且无比大胆地想要揪着头发往上拉自己而成为存在，从而脱离虚无的泥潭。如果有谁由此而发现著名的“自由意志”概念是多么粗俗而愚蠢，并从头脑中完全清除这一概念，那我请求他把他的“启蒙运动”向前再推进一步，也从头脑中清除可怕的“自由意志”概念的对立面——“非自由意志”，非自由意志相当于对原因和结果的误用。不应像自然哲学家（以及任何其他与自然哲学家一样归化于当前思维的人）那样遵从流行的傻里傻气的呆板做法，使原因向前挤和推，直至产生“结果”，以此错误地把“原因和结果”具体化。应该把“原因”和“结果”仅仅当做纯粹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做约定的虚构，用以指导事物和彼此的相互理解，而不是用于解释。“自在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没有“心理学上的不自由”。在那里，结果并不跟随在原因之后，也没有规律可循。正是我们自己发明了原因、先后顺序、相互关系、约束、数字、规律、自由、动机和目的。当把这种符号世界解释为“自在之物”，并将其与事物混为一谈时，我们再一次像平常所做的那样，制造了神话。“非自由意志”是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意志坚强和意志薄弱的问题。

当思想者谈及“因果关系”和“心理上的必然性”而表现出几分受强迫、穷酸、卑躬屈膝、受压迫和不自由时，这几乎总是一种征候，表明他内心缺少点什么，至少让人怀疑他有这种情绪，他暴露了自己。一般说来，如果观察正确的话，应把“意志不自由”看做由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引起的问题，但仍总是由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引起的：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责任，不愿放弃对自己的信任，不愿放弃对自己的优点享有的权利；另一些人则相反，不愿对任何事情负责，不愿为任何事情受责备，由于内心的自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事务的纠缠。而后者在著书立说时，习惯于站在罪犯的一边。

（二十）

请原谅，我是个老语文学家，总禁不住爱捣蛋，以揭露各种恶劣的解释方式，但你们物理学家却那么骄傲地谈论“自然符合于规律”。似乎是吧，不过只是由于你们的解释和恶劣的“语文学”，自然才符合规律的。“自然符合于规律”不是事实问题，不是“原文”，而只不过是对原文意思所作的天真而富于人性的调节和歪曲，以此对现代人的民主本能作出重大让步！“法律面前处处平等，自然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隐蔽动机的一个极好例子，与一切特权和专制相对立的情绪，也是另一种较为精致的无神论再一次隐藏在其中。“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这也是你们所需要的。因此“为自然规律而欢呼吧”！

难道不是这样吗？恰如前所述，自然规律是解释，而不是原文。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由于具有相反的意向和采用相反的解释方式，会在相同的“自然”和相同的现象中，仅仅看到人们专横地、不顾及他人且无情地坚持，并强烈要求这个解释者会非常坚决地把所有“强力意志”无例外性和无条件性地放到你们的眼前，以至于每一个言词和“专横”这个词本身，最终都显得不合适，或显得像是个软绵绵的比喻，显得太过于人性了。但他最后会对这个世界给出和你们一样的断言，即这个世界有一个“必然的”和“可计算的”进程。不过，这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规律，而是因为绝对没有规律，每一个强力都时时刻刻要实现自己的最终结果。当然，这也仅仅是解释你们是否会急于提出这种异议。那样就更妙了。

（二十一）

全部心理学至今都搁浅在道德偏见和胆怯之上，它一直不敢驶入深海。由于从迄今为止所写出的东西中，辨认出的、尚未说出的东西，似乎还没有谁像我那样把心理学视做形态学和强力意态发展学说。道德偏见的力量已深深地渗入了整个知识界，并显然已产生了有害的、阻碍性的、叫人看不清方向的扭曲的作用。真正的生理—心理学不得不与研究者心中的无意识对立情绪作斗争，它的“心”是反对它的，就连“好”冲动与“坏”冲动互为条件的学说，也会在仍然强健而具有男子气概的良心中，引起痛苦和厌恶（将它视为高雅的不道德），更不用说认为所有好冲动源自坏冲动的学说了。然而如果一个人把仇恨、忌妒、贪婪和傲慢等情感，看做调节生活的情感，看做普通生活中必须有的基本而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生活要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些因素也必须进一步发展），那么他就会因为有这种看法而像晕船那样感到难受。不过，这一假设绝不是巨大的，而是在新的危险知识领域内最让人感到奇怪和最令人痛苦的假设；实际上有许许多多正当理由避开它，但是谁又办得到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驾着小船漂流到这儿，那可太好了，让我们咬紧牙关、睁大眼睛，牢牢掌好舵，我们驶向道德，破浪前进，勇敢地向那边驶去，摧毁我们自己身上残存的道德。那有什么关系！从没有比这更为深邃的悟性世界，展现给勇敢的旅行者和冒险者，并因此为回报而作出了牺牲，不是牺牲理智，而是相反。然而心理学家，至少将有权要求人们再次承认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皇后。由于有了她的服务和她所提供的知识，其他科学才得以存在。心理学将再一次成为成功地去研究各种根本问题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