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自我剖析

三、天才的自我剖析

（一）

冒着道德说教一向显示出的那种风险，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坚决暴露自己伤口的风险，我斗胆对科学与哲学相互地位的改变提出抗议，这两者之间的地位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必须有权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看待如此重要的地位问题，而不是像瞎子那样谈论颜色，像女人和艺术家那样对科学说三道四。他们出于本能，也出于羞愧，叹息道：“唉！这该死的科学！总是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科学家宣布独立，宣布从哲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是民主的组织状态和混乱状态的后果之一。现在的学者都是一副自我陶醉、春风得意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吹嘘就发出香气。此处还是民众的本能发出叫喊：“摆脱一切主人。”科学在反抗了神学并取得辉煌战果，不再是神学的“仕女”之后，现在肆无忌惮、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要为哲学制定法律，还声称该轮到它来充当“主人”了，那么我在说什么呀！它是声称要由自己来充当哲学家。在我的记忆中，对不起，是一个科学家的记忆中，可曾听说过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年老的医生（更不用提所有学者中最有教养和最自负的语文学家和中小学老师了，他们从职业上来说不分你我）对哲学和哲学家采取幼稚傲慢的无礼态度。有鉴于此，专科医生和专业人员出于本能对所有综合工作和综合能力则采取守势。另一次，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察到哲学家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因而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并被人小看了。还有一次，功利主义者由于患有色盲症，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东西，而只是看到一系列遭到驳斥的体系和“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的”过高开支。另一次，人们普遍对隐蔽的神秘主义感到恐惧，担心知识的疆界被调整。另一次，对个别哲学家的蔑视，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了对整个哲学的蔑视。最后，我常常发现，在年轻学者对哲学不屑一顾的态度背后，也有某位哲学家造成的恶劣后果。虽然人们已痛下决心不再遵奉他，可是却未能消除对其他哲学家的嘲笑和蔑视，造成对整个哲学的敌意。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最为现代的德国人造成的影响就是如此。由于疯狂地反对黑格尔，他成功地把整个最新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的联系给切断了，而这种文化一直在提升和完善历史感。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本人的贫乏、接受能力之差和反德国精神的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的来看，正是现代哲学家的卑劣，从根本上损害了人们对哲学的尊敬，也给民众的本能敞开了大门。仅让我们承认现代世界已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恩培多可勒世界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想一想那些庄严华贵的隐居修道者，当时被称做什么。而现在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当今时尚的影响，即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在德国，例如，柏林的两头雄狮，无政府主义者欧根·杜林和调和主义者埃迪亚德·冯·哈特曼，都是如此）。对此，出身较高贵的老实科学家又有什么感觉？特别是看到那些自称为“实在论者”或“实证主义者”的哲学家，肯定会使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心中产生不信任感。这些哲学家顶多是学者和专家，这一点很明显！他们都已被科学所征服，重新受科学的支配。他们有时要求从自身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无权享有这些更多的东西，也无权承担这些更多东西的责任。他们目前在言行上值得称许地，并充满憎恨地，不相信哲学的监督责任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科学蓬勃发展，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而现代哲学却在逐渐下沉。当前剩下的部分激起的即使不是轻蔑和怜悯，也是不信任和不愉快。哲学已还原成“知识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各时代的一门缺乏信心的学科，一种教人忍耐的学说。哲学甚至还从未跨过门槛，尚未登堂入室；也可以说，哲学是在做最后的挣扎，已走到路的尽头，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之中，以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这样一种哲学怎么能够占据支配地位？

（二）

阻碍哲学家成长的危险如今多而又多，导致人们怀疑这个果实还能否成熟。科学的范围和结构已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哲学家也越来越有可能在学习时就感到疲惫厌倦，也越来越有可能去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成为“专家”，从而不会再往高升。也就是说，不再会具有超人的眼光，不再会俯视一切。或升高升得太晚了，成熟的最佳时期和力量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他已受到损伤，变得粗糙而衰弱，因而他的观点，他对事物的一般评价就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也许正是智力良心的改进，使他在征途上犹豫彷徨；他害怕受到诱惑变成浅薄的涉猎者，变成百足虫。他太清楚了，一个目光敏锐的人，若已丧失了自尊，便不再能发号施令，也不再能引导人们。除非他立志要成为伟大的演员，成为通晓哲学的江湖骗子，成为精神上的捕鼠者。总之，成为把人引上歧路的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不是个良心的问题，而是个趣味的问题。给哲学家增添更多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要求自己作出判断，说是或否，不是对科学，而是对人生和人生的意义。他不情愿地学会相信，作出这种判断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于是他设法完全依靠最为广泛的（或许是令人烦恼的、毁灭性的）经历，来行使这一权利，并达到上述信念。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显得犹豫不决，产生怀疑，被惊得目瞪口呆。其实，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大众误认为是混同于科学人士和典型的学者，或被误认为是混同于具有高尚宗教情操的、无情无欲的、超凡脱俗的、耽于幻想的、醉心于上帝的人士。然而，当一个人听说某人由于过度“富于智慧的”或“哲学家般的”生活而受到赞扬时，其意思只不过是过“谨慎而离群索居的”生活。智慧，对大众来说似乎是一种飞翔，是一种成功地脱离罪恶游戏的手段和手法。但真正的哲学家（我的朋友们，难道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吗？）过的却是“非哲学的”和“没有智慧的”生活，尤其过的是一种不谨慎的生活，感到有义务和责任做许许多多的尝试，感到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他不断冒险，参与这种罪恶的游戏。

（三）

所谓天才，要么产生，要么创造（就这两个词最充分的意思而言）。相对于天才而言，学者，即一般科学家，身上总是有某种老妇人的味道。因为他们跟老妇人一样，也不熟悉人类的这两项主要功能。当然，应该承认，似乎是作为补偿，这两种人也是值得尊敬的——这里强调的是值得尊敬。但是，在承认这一点时，也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让我们较为仔细地去考察一下，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首先，科学家是普通类型的人，他们具有普通的美德，也就是说，是非统治类型、非权威类型、非充满自信类型的人；他们勤劳刻苦、耐心地与普通人打成一片；他们生性喜欢像自己那样的人，生性喜欢这样的人需要的东西。例如，需要拥有足以过温饱生活的收入和一块绿草地，没有这些便无法放下工作稍作休息；需要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注（这些首先是得到承认和可以得到承认的先决条件）；需要好名声带来的温暖与幸福；他们的价值和有用性，需要得到永恒的认可，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内心对这一点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存在于所有从属性人们的心底。学者与其身份相称，也有一些可鄙的毛病和缺点：他们气量狭小，充满妒忌，对那些他们无法企及的性格，他们的眼睛特别犀利，可从鸡蛋里挑出骨头。他们易于相信别人，但只是在自己能随心所欲时才易于相信别人，并不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但是在领导伟大潮流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得较为冷淡，不那么愿意开口，此时他们的眼睛像是平静而毫无波澜的湖面，狂喜或同情都不能使其有波动。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最坏和最危险的事情，皆产生于他那种类型的人的平庸本能，产生于平庸的耶稣会教义，此种教义出于本能尽力要消灭杰出人物，力图弄断，或更好些，放松每一把弯弓。当然，要怀着体谅的心情放松，自然也是用宽厚的手放松，怀着易于相信别人的同情心放松；这就是耶稣会教义的真正手法，它一向知道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富于同情心的宗教，并兜售给人们。

（四）

无论人们多么满怀感激之情地欢迎客观精神——谁不对一切主观性及其讨厌的自我意志腻烦得要死？可是，最终人们要学会小心对待自己的感激之情，停止过分赞颂精神的无私化和非个人化，最近人们似乎把精神的无私和非个人化当做了目标本身，当做了拯救和荣耀——特别是悲观学派常常这么做，而该学派也有充足的理由向“无私的知识”致以最高的敬意。客观的人，不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咒骂和斥责，理想的学者在遭受了许许多多全面的和局部的失败后，其身上的科学本能便开始全面发展，这样的人无疑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最昂贵的工具，但他的作用却掌握在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人手中。他仅仅是一件工具；我们可以说，他是镜子，不是“目的本身”。客观的人确实是镜子，习惯拜倒在要了解每件事情之前，只具有了解或“反映”等词语表示的欲望——他等待着，直到发生某件事，然后敏感地展开四肢，即使是神的轻轻脚步飘然而过，也会在他的表面留下痕迹。不管他仍具有什么“个性”，这种个性在他看来也都是偶然的、任意的，而且常常令人不安。客观的人，已慢慢地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视为外部形式和事件经过的反映。他尽力回想“自己”，可常回想得不对；他动辄便把自己与其他人混在一起，搞错自己的需要，只是在这方面他不精细，粗心大意。他也许为自己的身体，为了与妻子和朋友闹点小别扭，为缺少朋友和社交活动而苦恼。的确，他设法去思考自己的痛苦，但却是白费力气！他老是走神，思考的总是一般的情形，昨天他不知道如何自助，明天他也不知道如何自助。他现在不认真对待自己，也不为自己花很多时间。他安详而宁静，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因为没有能力去理解和对付自己的烦恼。他习惯于殷勤对待所有事物和经历，高高兴兴、亲切地接受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他总是那么性情温和，那么超然物外，对什么都不置可否。在许多情况下，他不得不为他的这些美德付出代价！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人，他太易于成为这种美德升华后剩下的渣滓了。假如有人想从他那里得到爱或恨，我指的是上帝、女人和动物所理解的那种爱和恨，那么他会竭尽全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但是，如果他爱得不深，恨得不深，如果他在这方面表现得虚伪、脆弱、有问题和堕落，人们也一定不要吃惊，因为他的爱是不自然的，他的恨是造成的。他的真诚完全以客观为转移，只有在完全安详和宁静时，他才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他那映照一切和总是自己擦得很亮的灵魂已不知道如何肯定、如何否定。他不懂得发号施令，他也不搞破坏。“我几乎什么都不怕”——他与莱布尼兹一起这么说。我们可不要忽视和小看这个几乎！他也不是模范人物，他不超过任何人，也不落后于任何人。他对一切都采取极其超然的态度，既没有理由支持正义事业，也没有理由支持非正义事业。人们长期以来把他混同于哲学家，把他混同于恺撒的老师和文明的独裁者，并给予其太多的荣誉，忽视他身上较为本质的东西——他是一个工具，可以说是个奴隶，当然是那种最受人尊敬的奴隶，但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客观的人是一个工具，一个昂贵的、易于损坏的、易于失去光泽的衡量工具和反射工具，需小心使用和照料。但他不是目的，不是向外去的和向上去的，不是其他存在物借以为自身辩护的互补性的，不是终点，更不是起点。不是一项创生性的或原创性的事业，也没有任何想成为主人而必须具备的那种英勇果敢、坚强有力、以我为中心的气质，而只不过是陶工使用的柔软的、空心的、精巧的、可移动的模板，要用某种内容和框架使其“成形”。他通常是个没有框架和内容的人，一个“无私的”人。顺便说一句，也就是对人毫无吸引力的那种人。

（五）

如果现今某一哲学家声称自己不是怀疑论者，那么我相信人们已能从上面对客观精神的描述中推测出他会这么做，大家都会听得不耐烦。人们因此会忧虑地注视着他，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的确，在胆小的听者当中，他从此便会被说成是危险人物。目前有许多胆小的听众，在他们看来，抛弃怀疑论似乎使他们听到远处响起了某种预示灾难的声音，似乎某处正在试验一种新型炸药，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炸药，一种新发现的、俄国的虚无主义，一种悲观主义的善良意志，它不仅意味着否定，而且还实践着否定。这一切太可怕了。针对这种“善良意志”——简直就是实际否定生命的意志，当今人们普遍承认，没有比怀疑论更好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了。怀疑论是一种平和的、惹人喜欢的、诱骗人的罂粟花：当今的医生把哈姆雷特看做“精神”及其地下噪音的解毒剂。“我们的耳朵中不是已充满了令人不快的声音吗？”怀疑论者说，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人，可以说是一种安全警察，“这种暗中的否定太可怕了！住嘴，你们这些悲观的鼹鼠！”怀疑论者是种娇贵的动物，很容易被吓倒。其良心所受的教育，使他一听到否定便惊跳起来，甚至听到清脆而坚定的肯定也会惊跳起来，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肯定或否定在怀疑论者看来是与道德相对立的。正好相反，他喜欢采取孤高超然的态度来显示他的美德，同时或许还会和蒙田一起说：“我知道什么？”或者和苏格拉底一起说：“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相信自己，况且门也没有向我敞开。”或者“即使门是开着的，我干嘛要立即进去？”或者“仓促提出假说有什么用？不提出任何假说倒可能很有风度。干嘛非得立即把弯的东西弄直不可？干嘛非得立即用某种麻絮填塞每个洞？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吗？没有空闲时间了吗？哦，你们这些坏家伙，难道就不能等一等吗？不确定的事物也自有其魅力，斯芬克斯也是女妖锡西，女妖锡西也曾是哲学家。”——怀疑论者这样安慰自己。

老实说，怀疑论者需要某种安慰，因为怀疑论是某种生理气质性疾病在精神上的集中表现，这种疾病用一般话来说就是神经衰弱。每当长期分离的不同种族和阶级一下子突然相互融合在一起时，便会发生这种疾病。新一代人的血液中继承了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对价值的评估。在他们身上，一切都是躁动不安的，一切都处于混乱、怀疑和试验当中。各种最有效的影响力作用都很有限，各种美德相互阻碍且无法成长，无法在人们心中扎根，无法相互保持平衡，无法成为稳定因素，人们的身心缺少垂直的稳定性。然而，这些无法形容的人患病最重和退化最厉害的是意志；他们很长时间不再独立作出决定，很长时间不再有运用意志力的压力感，也不再有英勇无畏的冲动。他们对“意志自由”产生了怀疑，甚至不相信睡梦中有“意志自由”。当今欧洲的景象是，人们愚蠢而轻率地力图把各个阶级、各个种族彻底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它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都表现出了怀疑主义情绪。有时展现出的是多变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迫不及待地、漫无边际地从一个枝干生长到另一个枝干，有时呈现出一片阴暗的样子，就像填满了问号的乌云，常常对自己的意志厌烦得要死。意志瘫痪了，我们在哪里看不到这样的瘸子？还常常装扮得那么好看，打扮得那么诱人，为这种疾病备有最漂亮的盛装和伪装。这些盛装当前在橱窗中标示的名称大都是“客观性”、“科学精神”等。“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自觉的知识”只不过是经过打扮的怀疑主义和意志瘫痪——我愿意为欧洲病做出的这种诊断负责。意志病在整个欧洲的传播是不均等的，在文明盛行时间最长的地方，病得最厉害，此种病的种类也最多，只有在西方文化松松垮垮的遮盖物之下，“野蛮人”仍（或再次）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病才会减轻。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和理解，正是在当今的法国，其意志最为薄弱。法国一向善于把其可怕的精神危机转化为某种可爱而迷人的东西，现在突出地显示出了它对欧洲的智力优势，成了展示怀疑主义的全部魅力的课堂和展览会。作出决定以及坚决执行一项决定的力量，在德国较为强大，而在德国北部又比在德国中部强大。在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国要更为强大得多，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黏液很多的迟钝，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坚硬的颅骨，更不用提意大利了，它还太年轻，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先得表明自己能否运用意志。但运用意志的力量最为强大、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在广袤的罗马帝国中部，是在俄罗斯。在那里，运用意志的力量已存储和积蓄了很长时间，在那里，意志（拿不准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正虎视眈眈地等着被释放。要使欧洲摆脱其最大危险，不仅需要有印度战争和在亚洲的纠纷，而且还需要有内部的颠覆；需要把帝国摧毁，分裂成一个个小国；需要建立议会；需要使每个人感到有义务在吃早餐时看看报纸。我说这些并不是真的希望发生这些事情，而是我内心倒希望发生相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俄国表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架势，促使欧洲也下决心摆出同样咄咄逼人的架势，即开始具有统一的意志，依靠一新的社会集团统治欧洲，这是欧洲自己的一种百折不挠的、令人敬畏的意志，它将确定未来几千年的目标。这样，在欧洲已上演了过长时间的小国家喜剧，以及欧洲在封建与民主之间的三心二意，最终会宣告结束。小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下个世纪将发生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人们将屈从于大政治。

（六）

欧洲人显然已进入了新的好战时代。关于这种时代或许会促进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怀疑主义的发展，我想初步用一则寓言来发表我的看法。热爱德国历史的人是会理解这则寓言的。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古怪而令人难以捉摸，发疯似的喜欢长得高大漂亮的掷弹兵（他作为普鲁士国王，生了一个对一切抱怀疑态度的军事天才，因此，也就带来了一种已成功地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新型德国人），一度曾具有天才的眼光和理解力：他知道当时的德国缺少什么，缺少这种东西要比缺少文化和社会形态更令人忧虑和担心一百倍。出于本能和内心的深深不安，使他对年轻的腓特烈抱有敌意。当时缺少的是男人：他极为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儿子不够男人气。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弄错了，但处于他的位置谁又不会弄错呢？他看到儿子滑入了无神论的泥潭，整日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像机灵的法国人那样快活和轻浮。在他背景中看到了那个大吸血鬼、那个大蜘蛛——怀疑论。他感觉到一颗无可救药的、可怜的心灵不再硬得足以作恶或为善，感觉到被折断的意志是不能再下命令的。可是与此同时，在他儿子的心中却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冷酷和危险的怀疑论，又有谁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正是由他父亲的恨、冷冰冰的忧郁和孤独的意志所造成的呢？这是一种英勇无畏、充满男人气的怀疑论，与军事和征服天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附着在腓特烈大帝的身上第一次进入了德国。这种怀疑论藐视一切，但却能把握一切；它颠覆一切，却也占有一切；它不相信一切，但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它孕育出危险的自由精神，但却牢牢地守护着心灵。这是德国式的怀疑论，作为挥之不去的腓特烈主义，已上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把欧洲置于德国精神及其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怀疑之下。

仰赖于德国的伟大语文学家们和历史批判家们，其无比坚强的、不屈不挠的男人性格，已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德国精神——尽管在音乐和哲学方面存在着浪漫主义倾向。这种精神中男人气的怀疑论明显地占着上风，其表现是，比如，无所畏惧地直视一切，勇敢而严格地剖析一切，毅然决然地踏上发现的征程，在一望无云而预示着危险的天空下，毅然决然地加入到圣洁的北极探险队。面对这种精神，面对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称之为宿命论式的、讽刺性的、魔鬼般的精神，冲动热情而浅薄的人道主义者战栗着在胸前画起十字，便不足为奇了。但是若要认识到德国精神中“男人”的这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使欧洲从独断论的沉睡中觉醒了过来；还得回想一下，一定要用这种新观念来克服以前的观念（并非很久以前）。一个男性化的女人会大胆而无所顾忌地、自以为是地向欧洲这样推荐德国人，即他们是性情温和的、好心肠的、意志薄弱的、喜欢诗歌的傻瓜。最后，谨让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理解拿破仑见到歌德时的惊奇：他看到的正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人们视为“德国精神”的东西。

（七）

于是，如果在未来哲学家的画像中，某一特征使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就是前述意义上的怀疑论者，而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也只能如此定名。他们也同样有权把自己称为批判家，而且他们无疑将成为实验家。通过我冒昧地给他们取的这个名字，我已明白地强调了他们从事的尝试活动和他们对尝试活动的热爱。这是否因为他们作为名副其实的批判家，将喜欢在一种新的，或许更为广泛和更为危险的意义上来利用实验？由于酷爱知识，他们是否会在大胆而痛苦的尝试中比民主时代受到骄纵的敏感趣味所能赞同的更向前迈进一步？毫无疑问，这些未来的哲学家绝对不能没有那些把批判家与怀疑论者区别开来并按良心办事的重要品质。我指的是他们对价值标准要充满自信，并有意识地运用首尾一致的方法，谨慎而勇敢，卓尔不群，要有能力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且，他们将公开宣称自己喜爱否定和剖析，宣称应该具有某种谨慎的残酷，即便是在心滴血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稳妥而灵巧地运用匕首。他们要比讲人道的人所希望的更为严厉（而且并非仅仅总是对自己严厉），他们讨论“真理”不会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振奋”和“鼓舞”自己。相反，他们几乎不相信“真理”可以使人沉醉于这些感情。如果有人当着这些严厉人的面说：“那种想法使我振奋，那它为何不是真的？”或者“那件作品使我着迷，那它为何不是出类拔萃的？”或者“那个艺术家使我感到充实，那他为何不是伟大的？”那么这些人便会微微一笑，或许不仅是微微一笑，而是从内心厌恶所有这些如痴如狂的、理想主义的、女人气的、不男不女的表现。若有人能窥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多半不会发现他们打算把“基督教感情”与“古代审美力”，甚至与“现代议会制政体”去相调和（在我们这个很不确定的因而很调和的时代，则必然会在哲学家身上发现这种调和）。

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不仅会要求自己具有批判素养和每一种有助于智力纯洁和严谨的习惯，他们甚至还会把它们展现出来，作为自己的特殊装饰，不过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希望别人把自己称为批判家。在他们看来，若像当今人们喜欢做的“哲学本身就是批判和批判科学——仅此而已”的判定那样，那可是对哲学不小的侮辱。虽然对哲学的这种评价会得到法国和德国的所有实证主义者的赞同（甚至可能会赢得康德的欢欣，这很合他的口味：请回想一下他的主要著作的名称），但我们的新哲学家们却会说，批判家是哲学家的工具，正因为这一原因，作为工具，他们远远不是哲学家！就连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佬也只是一个伟大的批判家。

（八）

我坚持认为，人们最终应停止把哲学工作者以及一般的科学家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原因正是在这里，应该严格地使他们“各得其所”，而不应给予前者过多，而给予后者过少。要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亲自踏上所有的台阶，而其仆从，即哲学的科学工作者，现在则仍然站立，必须仍然站立在这些台阶之上。哲学家自己或许必须曾经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此外还必须曾经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解谜者、道德家、预言家、“自由精神”，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从而遍布人类价值和判断的整个领域，要能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和良知，从高处眺望任何远处，从低处仰望任何高处，从每一角落窥视任何辽阔的地方。但这一切仅仅是他执行任务的初步条件，任务本身还另有所求，即要求他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则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光辉榜样，要确定某种现有的庞大估价系统，并使之形式化，不论是在逻辑领域、政治（道德）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所谓现有的估价系统就是以前确立、创造的价值，它们已广为流行，且暂时被称做“真理”。

这些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将至今发生和受到尊敬的一切，弄得显而易见，且易于想象、明白易懂、易于驾驭，并把一切长的东西，甚至“时间”本身弄短，并制服整个过去。这是项令人惊叹的艰巨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任何高雅的矜持，任何顽强的意志，都定会得到满足。然而，真正的哲学家们却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们最先确定人类的去处和动机，由此而撇开一切哲学工作者和一切制服过去者的先前劳动。他们用富于创造力的手掌握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并由此而变成了他们的手段、工具和锤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一种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强力意志。现在有这样的哲学家吗？过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某一天是否一定会有这样的哲学家？

（九）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日益发觉自己，而且是不得已而发觉自己处于与他生活的时代相对立的地位，他的敌人总是其所处时代的理想。至今人们称他为哲学家的那些所有促进人性发展的非凡人物已发现其使命——其非自愿的、必须执行的艰巨使命，不过，最终则将是伟大的使命，便是来充当其时代的内疚。（这非人物很少将自己看做是智慧的人，而是将自己看做是招人讨厌的傻瓜和危险的质问者。）

当把解剖刀放在时代道德的胸膛上时，这些非凡人物便暴露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新的伟大，是为了发现一条尚未被踩出的提升人类的新路。他们总是发现，在大多数各种各样受人尊敬的当代道德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伪善、懒惰、自我放纵和自我忽略，有许许多多的道德已经过时。他们总是说：“所以我们必须迁移至你感到最不舒适自在的地方。”“现代思想”想要把每一个人拘于一隅，以限定在一个“专业”之中，来面对大量这样的现代思想，哲学家将把人的伟大，即伟大这个概念，定义为人的广博和全面，定义为人的多才多艺。他甚至要根据一个人所能忍受和承担的数量和种类，根据一个人所能肩负更多责任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和等级。如今，在现代趣味、道德削弱和减弱了的意志中，最适合于现代精神的就是意志的薄弱。因此，按照哲学家的理想，伟大这一概念中尤其要包括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相反的学说则适合于相反的时代，相反的学说确立的理想是病态的、弃绝欲望的、谦卑的、无私的人类。在这种时代，如16世纪，意志能量过分积聚，私欲横流；在苏格拉底时代，有一些本能衰竭的人，即上了年纪的保守雅典人，他们纵情欢乐，也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幸福”，也正如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是为了快乐”。他们嘴上总是冠冕堂皇，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早已使他们无权这么说。在这些人当中，为了灵魂的伟大，也许需要佯装无知，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恶毒和厚颜无耻，他们不仅伤害了“高贵者”的灵与肉，而且砍伤了自己的肉，但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说：“在我面前别遮遮掩掩的！喂，我们是平等的！”与此相反，当前在整个欧洲则只有人民大众得到荣誉和分配荣誉，“权利的平等”可以极其容易地转变为错误的平等。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反对一切稀有的、奇特的、享有特权的东西的全面战争，反对高等人、高等义务、高等责任、创造全权和贵族气派的全面战争。因而当前“伟大”这一概念中应包含努力使自己高贵，使自己离群索居、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尽力靠个人主动性生活。

哲学家的以下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自己的理想：“最伟大的人是最能独处、最能隐藏、最能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同时，是超越善恶的人，是掌握自己道德的人，是意志极为充沛的人。这才可以称他为伟大——多样而完整，丰富而全面。”且再问个问题，现今伟大是否可能？

（十）

人们很难弄清楚哲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不能由别人告诉的，而必须靠亲身经历来了解，当然，你也可以自负得不屑于了解。目前大家都谈论自己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在涉及哲学家和哲学问题的事情上尤其是这样，很少有人了解这些问题，也很少有人能了解这些问题，因而普通人对它们的了解都是错误的。比如，快速运行的狂放而充溢的精神，与不出一点错的逻辑论证的严谨和必然在哲学上的真正结合，是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凭自己的经验所不能了解的，所以若有人在他们面前谈论它，他们便会表示不相信。他们会觉得每一种必然性令人讨厌，是一种叫人感到痛苦的强迫性服从和受约束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思维本身是件缓慢而迟疑不决的事情，它几乎是件麻烦事，常常“要令高贵者流汗”，它绝不是件容易而神圣的事，也与跳舞和充溢没有密切关系！“思维”和“认真”、“艰苦地”对待某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回事，这就是他们的“体验”。

在这方面，艺术家或许有更为敏锐的直觉。当他们不再“随意”做某事时，当一切必然的事情达到顶点时，当他们对自由、微妙、力量的感觉，对富于创造性的确定、处置和塑造的感觉达到顶点时，他们会特别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简单地说，此时那种必然性和“意志自由”对他们来说便是一回事。总而言之，心理状态有等级划分，问题的等级划分与它相对应。最高等级的问题无情地拒斥每一个这样的人，这些人胆敢接近这些问题，但上苍却未赋予他们崇高而强大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敏捷的普通智力，或笨拙而正直的力学以及经验主义者，都在以其平庸的抱负奋力接近这样的问题，并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这种“最为神圣的地方”（当今有那么多的人作此努力），但这又有什么用处。粗糙的脚千万不要踩这样的地毯，这是事物的基本法则所规定的。大门对这些不速之客仍然紧紧关闭着，虽然他们可以用身体和头猛撞大门！人们必须出身高贵，或更确切地说，必须有这方面的教养：一个人仅仅是凭他的出身而具有从事哲学（此处哲学一词取其较高层次的含义）研究的权利。在这里，祖先，即“血统”，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有许多代人为哲学家的诞生来铺平道路，他的每一种道德必须单独获得、培养、遗传和具体表现出来，其中不仅有狂放的、流畅的、细腻的思路和思绪，而且尤其要有肩负重大责任的心理准备，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目光和敢于藐视一切的面容；要有不同于普通大众的义务感和道德感；要充满同情心地保护被误解和被恶言中伤的一切并为其辩护，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要满怀喜悦地实践最高的正义；要掌握发号施令的艺术；要有充足的意志和留恋不舍的目光，同时也要很少赞美，很少仰视，很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