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才的自我批判
(一)
《悲剧的诞生》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不愿于这个时期写出。正当沃尔特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之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地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奇特而艰难的核心,现在这篇序(或后记)便是为他而写的。几个星期后,他身在麦茨城下,仍然放不开他对希腊人和希腊艺术所谓“乐天”的疑问,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里,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渐渐从一种由战场带回的疾病中痊愈,也相信自己可以动手写《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了。从音乐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艺术作品?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健全、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于人生魅力的种族,这些希腊人怎么偏偏他们必须有悲剧?而且必须有艺术?希腊艺术究竟为何……
人所深思的是,关于生存价值的重大疑问在这里究竟被置于何种地位。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堕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在印度人那儿,显然还有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这儿,它确实是的。可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出于幸福,出于过度的健康,出于生存的充实,而对于生存中艰难、恐怖、邪恶和可疑事物的理智的偏爱;也许竟有一种因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炯炯但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像样的歌手,以便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并领教一下什么叫“害怕”。在希腊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呢?伟大的酒神现象意味着什么?悲剧是从中诞生的吗?另一方面,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怎么,这苏格拉底主义不会是衰退、疲惫、疾病以及本能错乱解体的征象吗?而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的乐天”不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吗?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不会只是一种受苦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看来,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防卫?用道德术语来说,是类似怯懦和虚构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来说,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哦,神秘的冷嘲者,莫非这便是你的冷嘲?
(二)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倒未必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却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不妨说,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有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然而,这本血气方刚、大胆怀疑的书,其任务原不适合于一个青年人,又是一本多么不可思议的书!它出自于纯粹早期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全部艰难地想要得到表达,它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含有充满心理学的新见和艺术家的奥秘,有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其背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似乎折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简单地说,尽管它的问题是古老的,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过于冗长”、“咄咄逼人”,但它仍是一本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而言。另一方面,从它产生的效果看来(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以此,它即已应该得到重视和静默,但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想隐瞒,现在我觉得它多么不顺眼,事隔十六年后,它现在在我眼中是多么的陌生——而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着手的任务是仍然不陌生的,而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
(三)
再说一遍,现在我觉得,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印象纷乱、好动感情,而且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儿气,节奏又不统一,还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显得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知己看的书,宛如奏给受过音乐洗礼、一开始就被共同而又珍贵的艺术体验联结起来的人们听的“音乐”,宛如为艺术上血缘相近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从第一页起就与“有教养”的芸芸众生无缘,更甚于与“民众”无缘,但如同它的效果已在证明并且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又必定善于寻求它的共鸣者,以引领他们走上新的幽径和舞场。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人们的好奇以及反感都供认了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一位“尚不认识的神”的信徒。他暂时藏身于学者帽之下,于德国人的笨重和辨证的乏味之下,甚至于瓦格纳之徒的恶劣举止之下,这里有一颗怀着异样的、莫名的需要的灵魂,有一种充满疑问、体验、隐秘的回忆,其中还要添上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就如同添上一个问号,在这里倾诉的是人们疑惧地自言自语——是一颗神秘的、近乎酒神女祭司的灵魂一类的东西,它异常艰难,不由自主,几乎决定不了它要表达自己还是隐匿自己,仿佛在用别人的舌头讷讷而言。这“新的灵魂”本应当歌唱,而不是说话!我没有勇气像诗人那样,唱出我当时想说的东西,这是多么的遗憾,我本来也许能够这样做的!或者,至少像语言学家那样。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差不多一切事物仍然有待于揭示和发掘!特别是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而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全然是未被理解和不可想象的……
是的,什么是酒神精神?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答案,在书中说话的是个“知者”,是这位神灵的知己和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加审慎、更加谦虚地谈论像希腊悲剧的起源这样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其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所变化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美的渴求,对节庆、快乐、新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古希腊民主派首领伯里克利或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伟大的悼词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生自快乐,生自力量,生自满意的健康,生自过度的充实。那么,从生理学上看来,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酒神的疯狂,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精神官能症?民族青年和青春的精神官能症?神与公山羊在萨提儿身上合二为一又意味着什么?是出于怎样的亲身体验,或由于怎样的冲动,使希腊人构想出了萨提儿这样的酒神醉心者和原始人?至于说到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人的躯体生气勃勃、希腊人的心灵神采焕发的那几个世纪中,也许有一种尘世的狂欢?也许正是幻想和幻觉笼罩着整个城邦,整个崇神集会。怎么,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壮之时,反有一种求悲剧事物的意志,反是悲观主义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正是疯狂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相反,希腊人在其瓦解和衰弱的时代,却越发乐观、肤浅、戏子气十足,也越发热心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也更“快乐”,也更“科学”了。怎么,与一切“现代观念”和民主趣味的成见相抵牾,乐观主义的胜利,占据优势的理性,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它与民主相似并与之),会是衰弱的力量、临近的暮年、生理的疲惫的一种象征?因而不正是悲观主义吗?伊壁鸠鲁成为乐观主义者,不也正因为他是受苦者吗?可以看出,这本书所承担的是一大批难题,我们还要补上它最难的一个难题!用人生的眼光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四)
人们可以明白我这本书已大胆着手于一项怎样的任务了吗?我现在感到多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勇气处处为如此独特的见解和冒险而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我费力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公式,去表达与他们的精神和趣味截然相反的异样而新颖的价值估价。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是怎么想的?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说:“使一切悲剧有特殊鼓舞力量的是认识的提高,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并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哦,酒神告诉我的是多么不同!哦,正是这种听天由命主义,当时对我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然而,这本书却有着某种极严重的缺点,比起用叔本华的公式遮蔽、损害酒神的预感来,它现在更使我遗憾,这便是,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在毫无希望之处,在败相昭然若揭之处,我仍然寄予希望!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也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且是在这样的时代。德国精神不久前还具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领导欧洲的力量,可现在却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在建立帝国的漂亮借口下,把它的衰亡炮制成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已经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我也同样如此地看待德国音乐,并把它看做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残剂,对于一个酗酒并且视晦涩为美德的民族来说具有双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能,是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麻醉剂。当然,除了抱轻率的希望并且做过不正确的应用,因而有损于我的处女作之外,书中却也始终坚持提出伟大的酒神问题,包括在音乐方面,一种音乐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不再是浪漫主义音乐,也不再是德国音乐,而是酒神音乐……
(五)
可是,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是浪漫主义呢?您的艺术家形而上学地宁愿相信虚无,宁愿相信魔鬼,也不愿相信“现在”。对于“现在”、“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还能表现得比这更过分吗?在您所有的对于音乐和听觉器官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愤怒而又渴望毁灭的隆隆声,一种反对一切“现在”事物和勃然大怒,一种与实践的虚无主义相去不远的意志,在发出轰鸣吗?这意志似乎喊道,宁愿无物为真,胜于你们得理,胜于你们的真理成立!悲观主义者和神化艺术的人,您自己听听从您的书中摘出的一些句子,也就是谈到屠龙之士那些颇为雄辩的句子,会使年轻的耳朵和心灵为它入迷的。怎么,那不是1380年的地道的浪漫主义表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吗?其后便奏起了浪漫主义者共同的最后乐章——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皈依和膜拜一种旧的信仰,那位旧的神灵……怎么,您的悲观主义著作不也正是一部反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著作,不正是一种“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东西,至少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一曲德国音乐吗?请听吧——
“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竟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伐,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其渴望悲剧,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他必定要和浮士德一同喊道:
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生那唯一的艳影?”
“岂非必定?”……不,不,绝不!你们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并非必定!但事情很可能如此告终,你们很可能如此告终,即得到“慰藉”,如同我所写的那样,而不去进行任何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却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简单地说,如浪漫主义者那样告终,以基督教的方式……不!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年轻的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会把一切形而上的慰藉,首先是形式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
“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更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这些舞蹈家,倘若你们能坚强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图斯特拉这舞蹈家,查拉图斯特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
“查拉图斯特拉这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蹦爱跳的人,我给自己戴上了王冠,同胞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这些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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