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疯狂与激情

六、天才的疯狂与激情

（一）

营养的选择、气候的选择和地方的选择——一个人万不可大意的第三件事就是对他休养方式的选择。在这里，允许其精神独特的界限，即有益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并且是更加狭窄的。对我来说，一切阅读都是我的休养，使我从我自己中解放出来，任凭我游于陌生的学科和灵魂中——我不再严肃对待。阅读恰恰使我从严肃中得以复原。埋头工作之时，在我这里看不到一本书，我禁止任何人在我旁边说话甚或默想，而这就叫阅读……人们可曾注意到，在那种因孕育而使精神和整个机体所陷入的至深紧张当中，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会产生格外猛烈的作用，会造成格外沉重的“打击”。一个人必须尽可能避开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筑壁垒是精神孕育的第一本能和第一智慧。我要让一种别人的思想偷偷越过壁垒吗？而这就叫阅读……在工作和丰收的时间之后，便是休养的时间，你们来吧，愉快的书籍，机智的书籍，聪颖的书籍！——那会是德国书籍吗？我必须回溯到半年前，随手抓到了一本书。那是维克多·勃罗查德的杰作——《希腊怀疑论者》，我的《第欧要尼·拉尔修》在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怀疑论者，模棱两可的哲学家民族中唯一可尊敬的类型……我历来总是避难于这些人的书籍中，避难于为数甚少的恰好为我提供的书籍中。读得多而杂也许不合我的天性，一间阅览室会使我生病；爱得多而杂同样不合我的天性。提防甚至仇视新书，比起仇视“容忍”、“心胸开阔”以及别的“邻人爱”，更早化做了我的本能……归根到底，只有少数几个过去的法国人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只相信法国教养，而把欧洲自称为教养的一切看做误会，更不必说德国教养了。我在德国所遇见的少数高等教养的例子，全部都是法国血统，尤其是柯西马·瓦格纳夫人，在趣味问题上绝对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流的。我不是读过，而是爱上了帕斯卡尔，爱他作为基督教精神的富有教益的牺牲品，慢慢地被宰割，先是在肉体上，然后是在心灵上，这惨无人道的恐怖程式的整个逻辑，在我的心灵里，有一些蒙田的任性。（谁知道呢，或许也在我的肉体里。）我的艺术家趣味捍卫着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的名字，而对莎士比亚这样粗暴的天才不无痛恨。最后，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也把新近的法国人看做是可爱的友伴。我完全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世纪像今日的巴黎那样，有如此好奇又如此精微的心理学家们济济一堂。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不少，所以我试着数出布尔热、洛蒂、吉普、梅雅克、法朗士、列梅特尔诸位先生，或者为了突出强健种族中的一员，举出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真正的拉丁人——莫泊桑。我偏爱这一代人，即我们之中的人，乃至大师，这些大师全都被德国哲学败坏了（例如，泰纳先生被黑格尔败坏了，他因为黑格尔而误解了伟大人物和伟大的时代）。德国伸展到哪里，就败坏了哪里的文化。只是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的精神……斯丹达尔，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邂逅之一。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划时代的一切，都是来自邂逅，从来不是来自一种建议——他那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他对事实的把握，那是不可估价的，令人想起最伟大的事业家（指拿破仑），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正直的无神论者则是光荣的梅里美……一个在法国罕见的、并且未曾遇见过的类型。莫非我竟嫉妒斯丹达尔？他夺走了无神论者所能说出的最巧妙的俏皮话，这话本来是应该由我说出的：“上帝唯一可宽恕之处，就是他并不存在。”我自己在什么地方也说过：“迄今为止，什么是对生命的最大困难？即上帝。”

给我以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的是海涅。我在许多世纪的一切领域中，徒劳地寻找着一种同样甜蜜而又热情的音乐。他具有那种神圣的恶意，没有这种恶意，我就不能想象美满。我估量人和种族的价值，就看他们如何能不由自主地结合着牧神去理解上帝。而且他是怎样运用德语的啊！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绝对是德国语言的第一流艺术家——距离纯粹德国人的德语水平无限远。我和拜伦的曼弗雷德必定有很深的血缘关系，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其一切深渊——13岁时，我的这部作品已经成熟了。谁敢当着曼弗雷德的面提起浮士德，我实在无话可说，也只有瞥他一眼。德国人对于伟大的任何概念都是低能的，舒曼就是证明。我本人出于对这个甜腻腻的撒克逊人的痛恨，曾经给曼弗雷德写过一段反序曲，19世纪德国著名的指挥家汉斯·凡·彪罗说，他从未见过与此相似的乐谱，这是对女神欧忒耳珀的渴念。当我寻求我对莎士比亚的最高公式时，我找到的始终是：他塑造了恺撒这个典型。一个人是不能猜透这种典型的他或者就是它，或者就不是它。这位大诗人只能发掘他的亲身经历，以至于他后来不能再忍受他的作品了……当我望了一眼查拉图斯特拉，我在屋子里蹀踏了半个钟头，再也控制不住难以忍受的悲恸抽搐。我不知道还有比读莎士比亚更令人心碎的事情了：一个人何以必须如此受苦，以致不能去做一个小丑！人们理解哈姆雷特了吗？会逼人发狂的并不是怀疑，而是确信，可是要有这体会，一个人必须深刻，成为深渊、哲学家——我们都害怕真理。

（二）

谈到生命的休养，我在这里可不能不赞一词，以表达我对那一生中最深沉最亲切地使我复原的事情的谢忱。这无疑就是和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交往。我可以轻易放弃我人间关系的零头，但没有什么代价可以使我从生命中缴出特里伯辛的日子，那信任而明朗的日子，有着微妙的意外和深邃的瞬间。我不知道别人和瓦格纳一起有何感觉，不曾有过一朵云影掠过我们的天空——我再次返回法国。对于瓦格纳派以及其余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不屑置辩，而只是轻蔑地一撇嘴角，这些人满以为瓦格纳与己同类，借此信念而向他致敬。依我至深的天性，我和一切德国的东西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只要接近一个德国人，就足以阻碍我的消化，和瓦格纳的初次接触是我生命中第一回扬眉吐气，我感到我尊敬他如同尊敬异国，如同尊敬一切“德国德行”的对立面和对它有血有肉的抗议。在18世纪50年代的瘴气中度过了童年的我们，对于“德国的”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是悲观者，我们除了做革命者外别无其他可能——我们不能容忍伪君子高高在上的情景。无论这伪君子如今怎样乔装变色，他是纾金拖紫，或是披盔挂甲，对我是全然一样。好吧！瓦格纳是一位革命者，他逃离了德国人，作为艺人，一个人在欧洲除了巴黎之外便无家可归。瓦格纳艺术的前提，是那五种艺术官能的精致，是对于细微差别的把握，是心理的病态，这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任何别处都不会有对于形式问题的狂热和对于舞台调度的认真，而巴黎人的认真是卓越的。在德国，人们对于活跃在一位巴黎艺术家灵魂中的那种巨大野心甚至还形不成概念。德国人是驯顺的，而瓦格纳却根本不是驯顺的……然而，关于瓦格纳何所归属，谁是他最近的亲属，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这就是法国后期浪漫派，那个腾云驾雾的艺术家类型。例如，德拉克洛瓦、柏辽兹具有一种疾病的、不治之症的性格基础，是表情的公开热衷者，也是彻头彻尾的明星……一般来说，谁是瓦格纳的第一个自觉追随者？查尔斯·波德莱尔最先理解了德拉洛瓦是一个典型的颓废派，整个艺术人家族都在他身上重新认识了自己——他或许还是其中的最后一人……我绝不能原谅瓦格纳的是什么？就是他屈尊俯就德国人！他成了德国国民——德国伸展到哪里，就败坏了哪里的文化。

（三）

细想起来，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就不可能忍受得了我的青年时代。因为我已经被判决为一个德国人。当一个人想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时，必须要有麻醉品。好吧，我必须有瓦格纳。瓦格纳是一切德国事物卓越的抗毒剂，而且我并不否认他也是毒剂。自从听到《特里斯坦》钢琴片断的那一刹那起，（多谢彪罗先生）我就成为一个瓦格纳派了。我看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在我之下——还太平庸、太“德国气”，可是今天我还在寻找一部作品，与《特里斯坦》有着同样危险的魅惑力和同样可怕而甜蜜的无穷意味——我在一切艺术中徒劳地寻找着。只要响起《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全部奇特就都失去了魅力。这部作品绝对是瓦格纳的顶峰，他的《名歌手》和《指环》已是从顶峰下跌了，变得更健康——这在瓦格纳这样的天性反是一种退步，生逢其时，并且恰好生在德国人中间，我以为以求成熟于这部作品是头等的幸运，我身上心理学家的好奇心是走得如此之远。对于从未病得足以沉溺于这种“地狱之狂欢”的人来说，世界是贫乏的，应当准许甚至命令在这里运用一种秘密形式。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瓦格纳的奇伟怪诞，除了他，无人能展翅飞抵狂喜的五十重天，况且我足够强壮，可以使最可疑、最危险的事物变得对我有益，并且变得更为强壮，所以我称瓦格纳为我生命的大恩人。使我们结成亲缘的是，比起本世纪人们所能忍受的苦来，我们受苦更深，而且互从对方感到受苦，这将使我们结成亲缘，并将使我们的名字永远重新联结在一起。在德国人中间，瓦格纳必定是一个纯粹的误解，我也必定是如此，且将永远如此——我的日耳曼同胞，你们首先得受两百年的心理学和艺术的训练！然而这一课是没法补上了。

（四）

我还要概括地谈谈我的风格和艺术。用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节拍来传达一种状态，一种内在的激情的紧张，这是每种风格的意义，由于我的内在状态异常繁多，所以就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风格。一般说来，这只是一个人所曾掌握过的最多样化的风格的艺术。一种风格若能真实地传达其内在状态，不错用符号、符号的节拍以及表情（一切修辞都是表情的技巧），便是好的风格。我的本能在这方面是不会错的。自在的好风格是十足的愚蠢，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如同“自在之美”、“自在之善”、“自在之物”一样。前提始终是要有听取的耳朵、有懂得并且配得上这种激情的人，有可以向它传达的人。例如，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目前还在寻找这样的人——唉！它还将久久地寻找！人必须要配得上，并接受它的考验。在那个时辰到来之前，不会有人理解我耗费在这本书中的技巧，也不曾有人致力于如此崭新的、闻所未闻的、真正首创的艺术手段。在德语中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这一点一直有待证明，我本人从前对此也坚决否认。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用德语能够做成什么。一般来说，用语言能够做成什么，首先被我发现了，节奏的伟大技巧、修辞的伟大风格，都表达出高尚的超人激情的澎湃起伏，并仅凭借《七印记》这样的颂诗，我便翱翔在迄今所谓诗歌之上的一千英里。

（五）

要公正对待《悲剧的诞生》，就必须忘掉一些事情。它是靠它的错误发生影响甚至使人着迷的——这错误便是它对瓦格纳主义的利用，似乎瓦格纳主义是一种向上的征象。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成了瓦格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伟大的希望系于瓦格纳的名字。即使在今天，只要提起《帕西法尔》，人们还要提醒我，对于这一运动的文化价值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这种意见占上风，我是负有罪责的。我时常发现这部作品被引为《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复活》，人们于其中只注意瓦格纳的艺术、意图和使命的新公式，却忽略了隐藏在这部作品基础中的真正价值。“希腊精神和悲观主义”，这可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标题，首次说明了希腊人是如何清算悲观主义的，即他们靠什么战胜了悲观主义。悲剧恰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在这里如同他在所有问题上一样，还是弄错了。用局外人的眼光看《悲剧的诞生》显得很不合时宜，难以想象，它是在沃尔特战役的炮声中开头的。我在麦茨城下，在寒冷的九月之夜，在护理病人的服务中，沉思了这些问题。人们不妨相信，这部作品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它对政治是冷淡的——今天人们会说是“非德国的”，它散发着令人厌恶的黑格尔气味，只在某些公式中，它才夹带着些叔本华的报丧者气息。一种“理念”——酒神因素与日神因素的树立，被阐释为形而上学，历史本身被看做这种“理念”的开展，这一对立在悲剧中被扬弃而归于统一，在这种光学下，从未彼此照面的事物突然相遇，互相照亮和阐明。正如歌剧和革命，书中有两点决定性的创新，第一是对希腊人酒神现象的理解，为它提供了第一部心理学，把它看做全部希腊艺术的根源；第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被认做是希腊衰亡的工具、颓废的典型。“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都是摧残生命的危险力量。全书对基督教保持深深敌意的沉默。基督教既非日神也非酒神，它否定一切审美价值——《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它在至深的意识中是虚无主义的；反之，酒神的象征却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基督教教士一度被喻为“阴险的侏儒族类”、“地下族类”等。

（六）

这一个起点是无比奇特的。我凭借最内在的经验，发现了历史中所具有的唯一比喻和对应物，因此，我首先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同时我视苏格拉底为颓废者，并彼此毫不含糊地证明，我的心理绝不会陷入任何道德过敏的危险——视道德本身为颓废的象征，只是一个创新，是认识史上头等的独特事件。借这两个见解，我如何高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那可怜的肤浅空谈之上！我首先看出真正的对立——看出蜕化的本能带着隐秘的复仇欲转而去反对生命（其典型形态是基督教，叔本华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柏拉图哲学，全部唯心主义），反对生于丰盈和满足的最高肯定的公式，无条件的肯定，肯定痛苦、肯定罪恶，甚至去肯定生存的一切可疑和异常的特征……对于生命最终、最快乐的、最热情洋溢的肯定，不但是最高的智慧，而且是最深刻的智慧，于是得到了真理和科学最有力的证明和维护。凡存在的人，无物要抛弃，无物为多余——虚无主义者所摒斥的生存方面，在价值系列中所占据的地位，甚至要无限地高于颓废的本能所赞许、所称道的东西。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要有勇气接近真理。强者必须认识和肯定现实，恰如弱者由于虚弱而必定怯懦并且逃避现实，此谓“理想”。他们没有认识的自由，颓废的人离不开欺骗，这是他们的保存条件。无论是谁，不但理解“酒神”的这个词，而且由这个词而理解自己，他就用不着去反驳柏拉图或叔本华，他能嗅到那腐味。

（七）

最近我还在《偶像的黄昏》中表明，我如何借此而找到了“悲剧的”这个概念，找到了关于什么是悲剧心理的终极知识。“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都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做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也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的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权把自己看做第一个悲剧哲学家，也就是悲观主义哲学家极端的树立者和相反者。而在我之前，没有人把酒神变为一种哲学激情，尚缺乏悲剧智慧，甚至在苏格拉底前两百年的希腊大哲学家身上，我也是徒劳地寻找此种智慧的征兆。唯有对于赫拉克利特，我有所保留地与他接近，我的心情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觉得温暖和愉快。肯定流逝和毁灭——酒神哲学中的决定性因素，肯定矛盾和战争，生成，以及彻底否定“存在”概念——我在其中不能不认出至今为止与我最相像的思想。“永恒轮回”的学说，即万物是无条件的和无限重复的循环学说，终究可能也已经为赫拉克利特所教导过。几乎所有根本观念都能从赫拉克利特继承的斯多噶派中找到此种学说的迹象。

（八）

一个宏伟的希望从这论著中说话。我终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于音乐的一种酒神式未来的希望。让我们放眼一百年以后，设想一下我对两千年来的反自然和人类耻辱的进攻就已成功。那新的生命党，着手于最伟大的使命，培养着人类更高的品质，其中包括无情地毁灭一切坠落者和寄生者，将使大地上生命之丰盈重新成为可能，因而使酒神境界也必定重新高涨。我预期着一个悲剧时代，一旦人类具备一种觉悟，进行最艰苦却也最必要的战争，并不因此痛苦，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悲剧，就要复活了。

在19世纪末，可有谁清楚地知道强盛时代的诗人们称什么为灵感？倘若没有，我愿来说说。一个人稍微有一点迷信，恐怕就不会拒绝在事实上想象一下，自己成为某些极强大力量的纯粹化身、纯粹传声筒、纯粹媒介。启示的概念就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它的含义是，使一个人深深震撼战栗的某种东西，突然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准确和精细变得可见可闻。倾听，而不寻求；接受，而不追问谁在给予。一种思想犹如电光突然闪亮，带着必然性，毫不犹豫地获得形式——根本不容选择；一种喜悦，其巨大的紧张有时通过泪水的汹涌而得舒缓，他此时步态踉跄，时而疾行，时而又踟蹰；一种不完全的出神状态却又清晰地意识到有无数微妙的震颤和波动流遍全身；一种至深的幸福，痛苦和阴郁在其中并非作为对立面，而是作为条件，作为产物，作为如此光辉灿烂中必有的色彩起作用；一种节律关系的本能，它绷紧了形式的广阔空间——长度，对于扩展的节律的需要，几乎是衡量灵感力量的尺度，是对灵感的压力和紧张的一种平衡。万物最高程度地显现了，这是不由自主的，却又好像是一种自由情感、绝对、强力、神性的狂飙突起。最奇特的是形象和比喻皆不期而至，人不再明白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比喻，一切都以最迅捷、最正确、最单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看来是真的，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事物好像自动前来，甘愿充当比喻。“这里万物爱抚地走向你的言谈，向你谄媚，因为它们想骑在你的背上驰骋。这里你骑在每种比喻上，驰向每种真理。这里一切存在的语言宝库向你突然打开；这里的一切都想变成语言，一切生成都想跟你学习言谈。”这便是我对灵感的体会，我不怀疑，必须倒退几千年，才能找到一个能向我说这话的人：“这也是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