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爱国

五、民族与爱国

（一）

我破天荒地又听了一遍理查德·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这是一部恢宏的、华丽的、冗长的当代艺术作品，它自豪地假设了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因而人们能够理解这部作品。令德国人感到光荣的是，这一假设没有落空！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中混杂着有各种风格和力量，各种季节和气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会儿是古代气息，一会儿是异国情调，让人难以接受，过于现代派，既传统得自命不凡，又狂放不羁，并不时显得调皮捣蛋，而更多的时候却是粗糙而刺耳——有火一般的热情和勇气，同时也有过熟水果的暗茶色皱皮。它忽而广阔汹涌地奔流，一下子又踌躇徘徊片刻，好像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敞开一个缺口，沉闷得几乎迫使我们做一场噩梦。但它已再次扩展和拓宽了古老的欢快之流，并扩展和拓宽了新老幸福之流。其中特别包括这位艺术家毫不掩饰地对自己感到的快慰，他欣喜而惊异地觉察到自己精通作品中运用的各种应急手法，这些都是些新的、新学会的、未得到全面检验的艺术上的应急手法，但他却清晰地展示给我们。然而从各方面来说，却毫不优美，毫无南方风格，绝无南方万里无云的清澈天空，也毫无优雅可言，没有舞曲，也几乎没有追求逻辑的意志；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并有意加以突出，似乎这位艺术家想要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意图。”它像是件沉重的装饰物，某种过于粗俗而死板的东西，大肆炫耀高深的、老古董般的、别出心裁的比喻和俏皮话；像是某种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国式的东西，某种德国风格的东西，由许多部分组成，杂乱无章，不可穷尽；像是德意志灵魂的某种扩充和膨胀，不怕将自己隐藏在极端的堕落和颓废之下，或许只有如此，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像是德意志灵魂的真正名副其实的象征，既年轻，又年老，太成熟，可还是太富于发展潜力。这种音乐表现了我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属于前天和后天，但他们尚没有今天。

（二）

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也会一连几小时沉湎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并陷入古老的恋情和狭隘的观点中。我刚刚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连几小时充满民族激情，充满爱国痛苦，充满其他各种汹涌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时间，另一些人则要花半辈子时间，这要看他们消化和“政变材料”的速度和力度了。实际上，我可以想象一些懒惰的、优柔寡断的种族，他们甚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欧洲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克服爱国主义和乡土情感的返祖性发作，而再次返回理性状态。也就是说，返回“善良的欧洲主义”。我在脱离主题思考这些事情时，碰巧亲耳听到了两位老爱国主义的对话，他们的听力显然都不太好，因而说话声音较大。一个说：“他对哲学的了解跟农民或新兵一般多，很无知。可如今这又有什么关系？目前是大众时代，大众匍匐在一切规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家给大众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众把极端庞大的帝国和极端巨大的权力称做‘伟大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较为谨慎和保守的人，却不放弃古老的信念，而仍然认为只有伟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动或事情伟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激烈的政治活动’，人民则生来没有搞政治的天赋，因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弃爱，趋向于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政治活动’，而人民在此之前要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去思考，从内心深处厌恶政治性国家的动荡、空虚和争吵不休。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激发其人民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耻辱，使他们对自己的洋腔洋调和隐藏在内心永恒的东西感到讨厌，想要贬低他们的最基本的禀性，搅乱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思想狭隘，趣味‘民族化’。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干这些勾当，他的人民要在未来的全部日子里，为此而悔过，这样一个政治家会是伟大的吗？”“当然了！”另一位老爱国者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想做这种事也许是发疯了！但也许一切伟大的事情的开头都是这么发疯！”“真是滥用词语！”另一位大声反驳道：“是强大！强大！强大而疯狂！而不是伟大！”两位老人显然激动起来，互不相让地喊叫着自己的“真理”；但我在一旁却感到很惬意，思量着较为强大的一方，会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着一个民族在智力上的浅薄会得到补偿，即另一个民族会变得深刻。

（三）

不管我们是将它称为“文明”、“人性化”，还是“进步”，也不管我们是否只褒不贬地用政治套语，将它说成是欧洲的民主运动。总之，在所有由这类套语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后，庞大的生理过程正在展开，且在日益扩大，这就是欧洲人的同化过程。他们正日益脱离各统一种族，在气候和遗传上借以产生的那些条件；他们正日益摆脱许多世纪以来，铭刻在身心上的环境限制。也就是说，正在缓慢地出现一种从本质上说是超民族的游牧性人。从生理上说，这种人的特征是，拥有最大的适应本领和能力。欧洲人的这种演化过程，其速度会由于旧病的严重复发而受到阻碍，但它的强度和深度却会因此而增强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风暴和重压，还有方兴未艾的无政府主义，也都与它有关。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天真的宣传者和赞颂者，即“现代思想”的倡导者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条件，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劳的、可充当不同角色的、聪明的群居人——极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特殊人物，这些人都具有最为危险的媚人品质。因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但每隔一代人，甚至每隔十年便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所以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那种类型的人。虽然这种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说会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灵巧的工人，但他们像需要每天的面包那样，也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欧洲的民主化会有助于产生一种准备接受奴役的人，但是在一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下，强者必然会比以往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要归因于他所受的无偏见的教育，归因于他诡谲多变的手法、办法和伪装。我的意思是，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培养暴君的环境——我取暴君这个词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其最超自然的意思。

（四）

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有深度，但既然现在最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已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荣誉，并已体验不到有深度的“妙处”。因此，眼下采取下述观点，就是适时的和爱国的，即我们曾自我欺骗，自我表扬。总之，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本质上是种异样的、不对头的东西，谢天谢地，那是我们即将成功摆脱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试着重新了解德国人的深度。为此，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聚集拼凑成的，而不是实际建造成的——其起源造就了这一结果。如果一个德国人冒昧地宣称：“哎呀，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国人的灵魂远不只是两个。但作为由许多种族混合掺杂而成的民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欧民族”，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显得更加不可捉摸，自相矛盾和未被人认识，它的不可预料性令人惊讶和害怕。他们是无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单单这一点就已令法国人望尘莫及。德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从未消失。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确实非常了解德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他喊道——“我们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国女小说家桑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尔知道自己在宣称，对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虚伪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恭维和夸大，感到愤慨时，在做什么？但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却很可能不同于让·保尔，尽管他承认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对的。但问题是歌德究竟怎么看德国人？可是歌德对周围的许多事情从未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很狡猾，整个一生都知道如何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他这样做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使他感到高兴的既不是独立战争，也不是法国大革命，促使他重构“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个问题，却是拿破仑的出现。他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谴责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来自外国：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国人的气质，界定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但他是不是搞错了？德国人的特点是，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有走廊和游廊，其中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虽然杂乱无章，但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魅力无穷。德国人非常熟悉如何通向混乱的小径。正如一切事物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朦胧的、演进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湿隐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确定的、未充分发育的、自我置换的、成长中的东西，就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不存在，他正在变化，也正在发展。所以，发展实质上是德国人的发明，在哲学惯用词语的广大范围内，击中了它的主导思想，该思想连同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正努力使整个欧洲德意志化。外国人对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展现出来的谜（黑格尔将这些谜予以体系化，理查德·瓦格纳则最终将它们谱成了曲），感到惊讶并为其所吸引。“性情温和而怀有恶意”——这样一种并列在其他民族那里是荒唐的东西，但在德国却常常是正当的。只要在斯瓦比亚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体验到这一点！德国人木讷而不善交际，可使人惊奇的是，身体却异常灵活，胆子也特别大，善于走钢丝（连诸神都不敢睁眼看）。谁若想亲眼看一看德国人的灵魂，那就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国人的艺术和举止好了——粗俗得哪里谈得上“趣味”！最高贵的和最俗气的竟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整个构造是多么杂乱，多么丰富！德国人拖拽着自己的灵魂，拖拽着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极差，从未“摆脱”它们；德国人内心深处进行的是一种艰难而犹豫不决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与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欢方便的东西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诚实：坦率和诚实来得多方便！德国人袒露心迹、自满自得的诚实很可能是其当今所做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成功的伪装，也正是他玩弄的手法。运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许多”！德国人自由放纵，因而用忠实而茫然的蓝眼睛注视着一切——其他国家便立即把他与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听凭“德国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样吧——我们或许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随便嘲笑它！今后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对它的外貌和好名声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将我们这样一个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声誉，过于廉价地换成普鲁士的精明，换成柏林的风趣和坚毅。就让人们认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诚实、傻气好了，这样做或许反而才是深刻的！最后，让我们应对我们的名声表示敬意——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做“虚伪的民族”。

（五）

“古老的美好”时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这样唱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乐仍然对我们颇具吸引力，他那“与人们相投的志趣”、细腻的热情和那孩子般对中文及其华丽辞藻的喜爱，他的谦恭有礼，对典雅、多情、轻快、伤心落泪的渴望，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唤着留在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但这一切迟早将结束！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的理解和喜爱，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只不过是风格断裂和过渡的最后回声，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伟大鉴赏力的最后回声。贝多芬是经常出毛病的古老灵魂，是与不断生长，且过于年轻的未来灵魂之间的中间事件。他的音乐映照着永恒失去和永恒希望的曙光，而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曙光之中而与卢梭一起做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起舞来，最后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险些跌倒。但这种思想感情已多么快地变得那么苍白，如今理解这种思想感情是多么困难。卢梭、席勒、雪莱和拜伦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陌生，只有在他们的心中，欧洲的命运才能说出话，才知道如何用贝多芬的曲调歌唱！无论德国音乐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其都属于浪漫主义，也就是属于这样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历史上看，要比那伟大的插曲，即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过渡，要更加短促、短暂和肤浅，同时也属于蓬勃兴起的民主精神。韦伯——如今我们多么为《自由射手》和《奥伯龙》担心！多么为马施内的《汉斯·海灵》和《吸血鬼》担心！甚至多么为瓦格纳的《汤豪舍》担心！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而且，整个浪漫主义音乐还不够高贵，音乐味也不够浓，只能在剧场中和大众面前勉强维持其地位。从一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是二流音乐，真正的音乐家是不把它放在眼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位性情平和的大师，以较轻盈的、较纯洁的、较愉快的灵魂，很快就赢得了赞誉，但也同样快地被人遗忘了，成了德国音乐的一段美丽插曲。但罗伯特·舒曼却认真对待事物，因而从一开始也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创立流派的最后一个人，现在舒曼的浪漫主义流派已被超越，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吗？舒曼遁入了其灵魂的“撒克逊式瑞士”，其性格一半像维特，一半像让·保尔。他的《曼弗雷德》歌剧音乐是个错误，是个误解，而且冤枉了拜伦。舒曼的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说，是一种危险的喜欢温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倾向）。他总是离群索居，胆怯地后撤和退缩，他是个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湎于千篇一律的欢乐和忧伤之中，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女人气，亦有些自傲。这样一种舒曼，早已仅仅是音乐上的德国事件，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事件。在舒曼那里，德国音乐受到了最大的威胁，他有可能不再是欧洲灵魂的代言人，而沦为纯粹的民族事务。

（六）

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读者来说，阅读德文书真是一种折磨！他站在缓慢旋转的声音沼泽地旁，是多么气愤，在没有旋律、没有节拍、没有舞曲的情况下，德国人竟称之为“书”！竟还是读书的德国人！他读得多么懒散，多么勉强，多么差劲！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并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每一种好的句子中都蕴含艺术——若要理解好的句子，就必须觉察到这种艺术！例如，若误解了它的速度，便会误解句子本身！人们不应对决定韵律的音节犹豫不决，应感到打破过于严格的对称，是有意的，而且是一种魅力，并应耐心而仔细地倾听每一个连贯之处和自由速度之处，应觉察出元音和复合元音之间顺序的意义，应觉察出其排列顺序是多么微妙地、多么丰富地给它们增添色彩。读书的德国人当中，有谁会殷切地承认这种义务和要求，又有谁会殷勤地非常仔细地倾听语言中的艺术和意愿？毕竟，人们“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人们没有听到风格上极为明显的对比，于是，最为细腻的艺术技巧便浪费在了聋子身上。以上便是我看到人们极其笨拙而并非出于直觉地，把两位散文大师混淆在一起时的感想。一位大师的词语迟疑不决，冷冰冰的，似乎是从潮湿洞穴的顶上落下来。他希望它们发出沉闷的响声和回声；另一位大师，则像舞剑那样灵巧地挥洒语言，从手臂到脚趾上下翻飞，嗖嗖作响，寒光凛凛。

（七）

德文文体与和谐悦耳的声音和耳朵毫不相干，我们那些优秀音乐家的文章写得很差，便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不大声读书，也不为耳朵读书，而只是使用眼睛，他已暂时把耳朵收在了抽屉中。在古代，一个人读书时，是为自己读某种东西，而且高声朗读；若某个人不出声地读书，他们会感到惊奇，会尽力悄悄地弄清其原因。所谓高声朗读，就是运用声音的逐渐增强、转调、声调变化和速度的改变，古人乐此不疲。那时，书面语规则和口语规则是一致的：这些规则部分取决于耳朵和喉咙的发展和古人的肺活量。在古代，句号首先代表生理上的总体，代表一口气说出的东西。古雅典雄辩家摩西尼和西塞罗的文章中出现的句号，包括声音升高两次和声音降低两次，这些都在一口气中完成，古人感到其中乐趣无穷。他们通过学校教育知道如何欣赏其中的功效，也知道使用这种句号的人多么稀少，使用这种句号多么艰难。我们实际上无权使用这种大句号，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从每一种意义上说都气短。其实，这些古人都是演说的爱好者，因而都是行家和批评家，于是，他们使演说家的技巧达到了顶点。与此相同，在18世纪，由于意大利的所有贵妇人和绅士都知道如何唱歌，因而对歌曲的鉴赏（连同歌唱艺术）达到了巅峰。然而在德国（直到最近才有一种讲台雄辩术开始羞怯而笨拙地扑打起稚嫩的翅膀），严格说来，只有一种接近于艺术性的公开演讲——即布道坛上的讲道。在德国，只有牧师知道音节或词语的重量，知道句子如何撞击、弹跳、奔突、流淌和结束。只有他的耳朵有良心，但也常常是不安的良心，因为有许多原因使德国人很难熟练掌握演说技巧，或几乎总是掌握得太迟了。所以也难怪，德国散文的杰作便是其最伟大的牧师的杰作——《圣经》，至今一直是最优秀的德文书籍。与路德的《圣经》相比，几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印刷品”。那是某种与《圣经》不同、并非生长于德国，因而一直未在德国人的心中扎根的东西。

（八）

世界上有两类天才：一类天才的要务是生成，设法生成，另一类天才则情愿结果实，开花结果。与此相同，在杰出的民族当中，有这样一些民族，对于妇女的怀孕问题，即形成、成熟和完成这一秘密任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比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另一些民族则不得不结果实，不得不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像犹太人、罗马人那样，或毫不夸张地说——像德国人那样？这些民族被不可名状的狂热所折磨，不可抗拒地要挣脱自己，喜欢和向往外族人，而且像意识到自己充满生殖力，因而受到“上帝恩宠”而被授权的一切东西那样，自高自大。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相互追求；但他们也相互误解——同样像男人和女人那样。

（九）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伪善，并将它称为美德——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欧洲欠犹太人什么？有许多东西，好的和坏的，尤其是一种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东西，即庄重的道德风格，其中隐含着可怕而威严的无数要求和无数意义，整个浪漫主义和壮丽而崇高的道德可疑性。因而还有在那些彩虹和生活的诱惑物中的一个最吸引人、最诱人和最精美的要素，在它的余晖中，我们欧洲文化的天空在闪闪发光，或许行将熄灭。为此，在旁观者和哲学家当中，我们的这些艺术家要感谢犹太人。

（十）

如果各种各样的阴云和干扰，简单地说，就是愚蠢行径的一次次轻度爆发经常笼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这个民族却具有民族狂热和政治野心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了。比如，在当今德国人当中，交替出现的有反法蠢行、反犹蠢行、反波蠢行、基督浪漫蠢行、瓦格纳蠢行、条顿人蠢行、普鲁士人蠢行（请看一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如济贝尔之流和特赖奇克之流，以及他们那紧紧缠着绷带的脑袋吧），以及所有其他遮蔽德意志精神和良心的东西。愿人们原谅我，每当我大胆地在这种传染病流行得很厉害的地方做短暂逗留时，我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疾病，而是像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与我无关的事情——而这正是患上政治传染病的最初症状。比如，关于犹太人，请听我说说以下的事情：我还从未遇到一位对犹太人抱友好态度的德国人，不管谨慎的政治家多么坚决地去驳斥反犹主义，这种谨慎的政策或许也都不是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只是针对这种情感危险的多余部分，尤其是针对这种多余情感的令人反感的无耻表露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一般本能之明确无误的宣言和立场，人们必须仔细倾听，必须依此而行。“别让更多的犹太人进来了！关好门，特别是关好通向东方（和通向奥地利）的大门！”——性格仍然软弱和不稳定，因而就很容易被另一种更强的种族消灭。毫无疑问，犹太人是欧洲当前最强大、最坚强和最纯粹的种族，他们甚至知道如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取胜（实际上要比在有利条件下更知道如何取胜），其所依靠的是某种道德，而如今人们想把这种道德称为罪恶。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必在“现代思想”面前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自己确实发生了变化时，才改变自己，其方式恰似俄罗斯帝国进行征服的方式，也恰似一个拥有充足时间而尚未衰落的帝国，即遵循“尽可能慢”原则。一位心里装着欧洲的未来的思想家，在他关于这种未来的所有看法中，会首先像预料俄国人那样，预料到犹太人将在各种力量的大竞赛和大搏斗中，成为最稳健、最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当前在欧洲被称做民族，而实际上这仅是制造之物而不是天生的东西，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某种在不断演变、尚很稚嫩、很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像犹太人那样，是个比青铜更持久的种族。这样的民族应极其小心地避免一切鲁莽的对抗和敌对！的确，犹太人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如果像反犹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使他们受到驱使的话，现在就可以取得对欧洲的优势，但其实是霸权。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和筹划。相反，他们希望，甚至有点胡搅蛮缠地想要被欧洲吸收和同化。他们渴望在某个地方定居，得到承认和尊重，希望早日结束游牧生活，不再做“漂泊的犹太人”。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到这种冲动和倾向，也应该对它采取主动态度（这很可能预示着犹太人本能的减弱）。为此，把那些大叫大嚷的反犹主义者驱逐出境或许才是有益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应非常谨慎地、有选择地采取主动态度，就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自不待言，新德意志精神的较有势力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应毫不迟疑地着手与犹太人建立关系，比如，与来自普鲁士边境的那个贵族军官建立关系。看一看这位赚钱和忍耐方面的天才（他特别具有某种智慧——可惜在上面提及的那个地方却缺少这种智慧），能否通过训练掌握遗传的下命令和服从的技巧（德国目前正因掌握这两种技巧而享有盛名），在许多方面是很有意思的。但在这里，最好中止我洋洋自得的长篇大论和我轻快活泼的亲德立场，因为我已触及了我的严肃主题，即我所理解的“欧洲问题”，也就是如何为欧洲培养新统治阶级的问题。

（十一）

英国人不是哲学的种族。培根意味着对哲学精神的全面进攻，霍布斯、休谟和洛克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哲学家”这一概念遭受着唾弃和贬值。康德奋起反对休谟而抬高自己，也正是冲着洛克，谢林掷地有声地说“我瞧不起洛克”。在与英国机械论愚弄世界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歌德）站到了一起。这两个在哲学上相互敌视的天才兄弟，向着德国思想的对立两极分头推进，因而也正如只有兄弟俩才会做出的事情那样，去互相冤枉。英国目前所缺少的，而且一直缺少的东西，其实卡莱尔这个半吊子演员和雄辩家——这个愚蠢的糊涂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力图把他对自己的了解，即自己所缺少的东西隐藏在热情的假面具之后，而他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智力，简单地说，就是哲学。此种非哲学种族的特点便是严守基督教，他们需要基督教戒律来实施“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国人比德国人更阴郁、好色、固执和残忍，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成为两者之中的较为卑劣者，同时也最为虔诚；英国人因而更需要基督教。对于较敏感的鼻子来说，连英国的基督教也有英国人的特有气味，即忧郁和饮酒过度，于是人们有充足理由用基督教来充当解毒剂——用较为精制的毒药和较为粗制的毒药。较为雅致的毒化形式，对于行为举止粗俗的民族而言，实际上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向着精神化迈进了一步。英国人的粗俗和乡巴佬式的拘谨，现在仍通过上演基督教童话剧，通过祈祷和唱赞美歌被令人满意地掩盖着。对从前在卫斯理派的影响下（最近则作为“救世军”），对那些学会了做道德说教的大群丑鬼和浪荡子来说，一阵忏悔实际上可能是相对而言，他们所能达到的“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承认以上所述。不过还有一句伤害英国人最富于人性的话，那就是他们缺少音乐感，借助比喻来说就是（而且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身心的动作之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对节奏和舞蹈的渴望，更没有对“音乐”的渴望。听一听他们说话，再看一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更漂亮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一听他们唱歌！可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十二）

有些真理得到了平庸头脑的最充分承认，因为这些真理最适合他们，有些真理对平庸的精神来说，只是具有魅力和诱惑力。我不得不逼迫人们来面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结论，因为现在一些令人尊敬的、但平庸的英国人——可以提及的有达尔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力，在欧洲的中产阶级正在开始取获支配地位。其实，谁会怀疑这样的头脑暂时占据支配地位是有益的呢？若认为高度发达的、突兀高耸的头脑，特别适合于确定和收集许多琐碎的普通事实，适合于从中推出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作为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对那些作为“规则”的人而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毕竟，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仅仅是感知。实际上，他们也必须是某种新东西，他们意味着某种新东西，他们必须代表新的价值！知识与才能之间的鸿沟或许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也更神秘——仪态大方而能干的人，即创造者，也许必须是无知的人。而另一方面，对科学发现而言，比如达尔文的那些发现，某种狭隘、乏味和勤恳认真也许不会有什么妨碍。但最后不要忘记，英国人及其根深蒂固的平庸，再次导致了欧洲智力水平的全面下降。所谓“现代思想”，或“18世纪的思想”，或“法国人的思想”，即德意志思想深恶痛绝并奋起反对的东西——源自英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国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模仿者和实施者，是其最优秀的战士，仅此而已！可见，法国人是其第一批意味最为深长的牺牲品。由于“现代思想”极端亲英，法国人的灵魂最终已变得极为瘦弱和憔悴，以致现在人们回忆起法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景，回忆起充满激情的巨大活力与卓越的发明创造力时，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不过，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历史上的公正裁决，保护它免遭当前的偏见和表面现象的影响：欧洲的高贵——情感、趣味和举止方面的高贵，从这个词的最佳意义上说，乃是法国的产品和发明；而欧洲的卑贱，现代思想的平庸，则是英国的产品和发明。

（十三）

甚至在目前，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富于理智的文化中心，也仍然是培养趣味的高等学府。但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去发现这种“充满趣味的法国”。有趣味的法国人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而且还可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搂抱最强壮的大腿：其中一部分是宿命论者时、忧郁症患者、病残者；一部分是放荡不羁、过于完美的人，有藏匿深山的抱负。他们的共同点是，面对具有民主精神的中产阶级的胡说八道和高谈阔论，都捂上了耳朵。而实际上，当前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醉醺醺的、变得很野蛮的法国，其懒散地躺在那里——最近刚刚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上花天酒地了一番，其趣味之低级，实带有孤芳自赏的味道。他们还有另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欢抵制理智上的德意志化——同时又根本没有能力在理智上德意志化！在这种富于理智的法国，也是悲观主义盛行的法国，叔本华或许要比在德国能更加如鱼得水，更加土生土长。那就更不用提海因里希·海涅了，因为他早已重新化身于巴黎，一个更为高雅和讲究的抒情诗人；也不用提黑格尔了，他目前通过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发挥着几乎像专制君主般的影响力。然而，说到理查德·瓦格纳，法国音乐越是学着让自己适应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它就越是走向“瓦格纳化”。我们可以事先有把握地预见到这一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法国人仍然可以自豪地把三件事情吹嘘为自己的遗产和所有物，进而吹嘘为自己古时在欧洲享有智力优势的标志，尽管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趣味德意志化和庸俗化了。首先是有唤起艺术激情，献身于“形式”的能力，为此而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许多词语——三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就不缺少这种能力。由于尊重“少数”，法国一次又一次地使音乐文献中的所谓室内乐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寻觅不到室内乐。法国人宣称对欧洲享有优势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那古老的、多侧面的、关注道德的文化。人们可以发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连给报纸写故事的小说家和偶尔逛巴黎林荫大道的人，也在心理上很敏感，具有很强的好奇心。例如，在德国，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知道这件事情本身了）。德国人几个世纪都未看到达到上述境界所必需的关注道德的作品，而如前所述，法国却有很多这类的作品。那些因此而认为德国人天真的人，是在称赞他们的一个缺点。德国人在唯意志心理学方面，既无经验又无知，德国人之间交往的单调乏味不能不说也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在这一细腻而令人心灵震颤的领域，法国人则具有真正的好奇心和创新才能，作为前者的对立面，同时也作为后者最成功的表现，亨利·贝尔值得加以注意。这位卓越而超前的先行者，以拿破仑的速度，横穿了欧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灵魂的考察者和发现者，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后人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在某些方面赶上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觉察到一些使他困惑和狂喜的谜——这位古怪的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和提问者，这最后一位伟大的法国心理学家。还有第三种优势：就是法国人的性格中，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对南北方的成功综合的特征，这使他们领悟了许多事情，也命令他们做其他一些事情，而英国人却绝对无法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气质时而接近、时而远离南方，时时涌动着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人的血液，以保护他们免受北方可怕的、灰暗色的影响，保护他们免受阴沉沉的概念幽灵的纠缠，保护他们免受贫血的损害。由于贫血，德国人的趣味过于摇摆不定，致使我们目前以很大决心开出了铁血政策，即“高压政治”这剂药（依据的是一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该方法要我们等待，再等待，而不是寄予希望）。法国还对较为难得的人和极少感到满足的人，表现出超前的理解和欢迎态度。这些人理解力太强，不能满足任何一种对祖国的信仰，他们在北方时知道如何爱南方，在南方时知道如何爱北方——是天生的中部地区的人，“善良的欧洲人”。对于他们来说，天才创造了音乐，这位最近出现的天才看见了一种新的美和富有魅力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沉浸在音乐中的南方。

（十四）

我认为，应当多多提防德国音乐。假设一个人像我那样热爱南方，把南方视为一所恢复大多数精神罪恶和大多数肉体罪恶的大学校，视为阳光无限充足和灿烂的地方，到处都是充满自信的人，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对德国音乐有所提防。因为此种音乐不但会再次伤害他的趣味，而且还会再次伤害他的健康。这样一个南方人，一个并非籍贯上而是信仰上的南方人，若梦想着音乐的未来，就必须还要梦想着音乐摆脱北方的影响；就必须在耳畔回响着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有力或许还有有悖常情和更为神秘的音乐序曲。一种超级德国音乐，它不像所有德国音乐那样，一见到变幻无常的蔚蓝大海和地中海万里无云的晴空，便显得有所减弱，苍白无力而渐渐消失。一种超级欧洲音乐，它即使面对大漠上昏暗的晚霞，也能丝毫不退缩，也能保持舒适和自在，照样与漂亮而孤独的猛兽一起徘徊徜徉，其灵魂类似于棕榈树……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音乐，它极大的魅力在于它对善与恶一无所知；也或许只有海员的一些思乡之愁、一些金色的影子和一些轻微的爱好，可以轻轻掠过它的表面。这种艺术会从远处看到正在沉没的、几乎叫人无法理解的道德世界的色彩，并会表现得非常殷勤好客，非常谦卑，接受这些姗姗来迟的避难者。

（十五）

由于民族主义在欧洲各民族之间狂热兴起，过去制造了而且现在仍在制造着病态的陌生感，也由于短视和轻率的政治家，借助这种狂热，目前掌了权，因此，并不认为他们目前奉行的分裂政策仅仅是插曲。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以及眼下完全无法提及的许多原因，人们现在忽略了或武断而错误地误解了欧洲希望统一，这个明确无误的表示。对于本世纪所有思想较为深刻和视野较为宽广的人来说，其心灵神秘劳作的实际普遍倾向，便是在为实现这种新的综合铺平道路，便是尝试着预测未来欧洲人的样子。只是在对他们的模仿中，在他们较为虚弱的时候，或许在他们年老时，他们才属于“祖国”——在成为“爱国主义者”时，他们也才平静下来。我想到的这种人有拿破仑、贝多芬、斯丹达尔、海因里希·海涅和叔本华。如果我把理查德·瓦格纳也算做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请不要见怪，关于瓦格纳，人们千万不要被他对自己的误解所欺骗（像他这样的天才很少有权理解自己），更不要被目前法国抵制和反对他不礼貌的喧闹声所欺骗。其实，理查德·瓦格纳与40年代末的法国浪漫主义，是最紧密和最亲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其需要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是相似的，从根本上说也是相似的。欧洲，统一的欧洲，其灵魂以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方式，急迫而充满渴求地向外和向上突进——往哪里去？是沿着一道新的光线，还是向着一个新的太阳？但谁会力图准确地表达出，所有这些新说话方式的大师都无法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的确，同样的暴风雨紧张折磨着他们，他们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探索，这些最后的伟大探索者们！他们都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是第一批文学研究大师。甚至本人大都是作家和诗人，是艺术和感官的——中间人和调和人（瓦格纳，作为音乐家也被视为画家，作为诗人也被看做是音乐家，作为艺术家一般说来也被视为演员）；他们都疯狂地“不惜以任何代价”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要特别提及与瓦格纳关系最近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他们都是在崇高的领域内，以及令人讨厌和叫人害怕的领域内的伟大发现者，实际上都是表演和剧场艺术的伟大发现者；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过其天赋，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鉴赏家，能神秘地接近所有那些引诱人、诱惑人、抑制人和使人心烦意乱的东西；都是逻辑和直线的天生敌人，追求奇异的、异国的、可怕的、扭曲的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人，作为意志上的宙斯之子坦塔罗斯，作为粗俗的暴发户，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行动中，与高贵的速度和缓慢无缘。比如，请想一想巴尔扎克，他们都不要命地工作，几乎把自己累死；他们在行为举止上都是放弃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反叛者，他们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他们不知保持心情平静，不知享受生活；他们最终都在基督的十字架旁撞得粉碎而沉没。总的说来，他们是鲁莽冒失的、盛气凌人的、野心勃勃的、好高骛远的高等人阶级。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所在的世纪懂得“高等人”这一概念……理查德·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们应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一看瓦格纳的艺术中有没有纯德意志的东西，看一看他享有的崇高声誉是否恰好有超德意志的根源和冲动。就此而言，不应低估巴黎对他这种类型的人的发展多么的必不可少，本能的力量曾使他渴望在最关键的时刻访问巴黎。眼下应低估他的整个行为方式和自我标榜，做法如何，只有在见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原件时，才能达到自我完善。较为仔细地比较一下或许会发现，令理查德·瓦格纳的德意志禀性感到荣耀的是，他在各方面的行为都要比19世纪的法国人表现得更有力量、更大胆、更严厉和更高贵。原因是，我们德国人到目前为止要比法国人更为野蛮。或许，理查德·瓦格纳的最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仅在目前，而且永远都无法为当今的整个拉丁种族所接近、理解和仿效。齐格弗里德的形象，即那个非常自由的人的形象，或许太自由了、太真实了、太欢乐了、太健康了、太反对天主教了，使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感到无法接受。这个反对拉丁人的齐格弗里德，甚至是对浪漫主义所犯下的一种罪恶，故瓦格纳在其凄惨的晚年，便充分赎回了这种罪恶，他当时预料到人们的趣味将具有政治倾向，于是以他特有的宗教热情，开始宣传如何通向罗马之路，虽然尚未开始踏上这条道路。为了使人们不误解上面最后几句话，我将借助几句强有力的韵文，使即使不那么灵敏的耳朵也能听出我的意思。我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最后的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音乐正相反。

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这种令人心慌意乱的嚎叫，是否出自德国人的心灵？

这种自己对自己的撕咬，是否出自德国人的身体？

这种教士般的铺叙，

这种香气缭绕的兴高采烈？

这种摇晃、跌倒和蹒跚？

这种难以捉摸的叮叮当当声？

这种修女般偷偷地抛媚眼，祈祷报时钟的鸣响？

这种完全虚假的天国中的欢腾雀跃？

这些都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请好好想一想吧！你仍等待着得到承认。

因为你所听到的仅是对罗马出于直觉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