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幸福论教育家伊壁鸠鲁正确而美妙地把人的需要划分成为三类。第一类属于人的天然的和迫切的需要。这类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让人痛苦。这一类的需要也就是食品和衣物,它们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第二类需要同样是天然的,但却不是迫切的。那就是满足性欲的需要,尽管伊壁鸠鲁在《赖阿特斯的报道》中没有把它说出来(在这里我把他的学说表达得更清楚、更完整)。要满足这一类需要就相对困难一些了。第三类的需要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迫切的,那就是对奢侈、排场、铺张和辉煌的追求。这些需要没有止境,要满足这些需要,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拥有财产的问题上,要给我们合乎理智的愿望界定一个限度,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在拥有财产方面能否得到满足并不由某一个财产的绝对数量所决定。这其实取决于一个相对的数量,也就是说,由一个人所期待得到的财产和自己已经实际拥有的之间的关系决定。因此,仅仅考察一个人的实际拥有毫无意义,这种情形就犹如在计算一个分数时,只计算分子而忽略了分母一样。当对某一样东西的要求还没有进入一个人的意识的时候,这个人完全不会感觉到对它有所欠缺。没有这样东西,他照样心安理得。但一个拥有百倍以上财产的人,只要他对某样东西产生了要求,而又得不到它,那他就会感到怏怏不乐。对于我们认为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视线范围。我们的要求不会超出这一视线范围。在我们心目范围之内的具体之物一旦出现,而我们又确信能够得到它,那我们就会感到幸福。但是如果得到这具体之物存在重重困难,他根本就没有得到它的希望和可能,那他就会感觉不幸和痛苦。所有在他视线以外的东西,都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因此,穷人不会因为得不到巨大的财富而焦虑不安,但富人在计划失算落空的时候,不会考虑到自己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财物,并以此安慰自己。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海水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名声。我们在失去了财富或者安逸的处境以后,当我们挺住了最初的阵痛,我们惯常的心境与当初相比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当命运减少了我们的财富以后,我们自己也就相应降低了我们的要求。在遭遇不幸时,上述过程的确是痛苦万分的;但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痛苦也就减少许多了,到最后甚至感觉不到了,因为伤口已经愈合了。反过来,如果交到好运,我们的期望的压缩机就会把期望膨胀起来,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感受到了快乐。但是,这一欢乐并不会维持多久。当整个过程全部完成以后,那扩大了的要求范围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了;并且,与新的要求相比较,我们就会对目前的拥有不以为然了。荷马在《奥德赛》的第十八节表达了我这里所说的意思。这一节最后的两行是这样的:
凡夫俗子的情绪飘忽不定,
就像神、人之父所赐予的日子。
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断试图提高我们的要求,但同时,其他妨碍我们成功的条件因素却保持不变。
对于像人类这样一个贫乏不堪、充满需求的物种,财富比起任何其他别的东西都得到人们更多的和更真诚的尊重,甚至崇拜,这是毫不奇怪的。甚至权力本身也只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不足为奇的还有:为了达到获取财富这一目的,一切尽可以抛开,一切都可以推翻。例如,在哲学教授手中的哲学就落得这样的下场。
人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心中老是想着金钱,热爱金钱甚于一切。其实,人们热爱金钱却是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金钱就像永远不知疲倦的普鲁特斯[1],每时每刻都准备着变成我们那飘忽不定的愿望和变化多端的需要所要求的物品。任何其他物品只能满足一个需要,诸如食物之于饥饿的人,醇酒之于健康者,药物之于病人,皮毛之于冬季,女人之于小伙子,等等。因此,它们都只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的东西”,它们的好处是相对的。唯独金钱才具备了绝对的好处。因为它并不只是满足某一具体的需要,而是满足抽象中的普遍的多种需要。
我们应把现有的财富视为能够抵御众多可能发生的不幸和灾祸的城墙,而并不是一纸任由我们寻欢作乐的许可证,或者不花天酒地就是对不起自己似的。如果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某种天赋才能——不管这种才能是什么——从最初的一文不名到最终赚到可观的金钱,那他就会错觉地认为:自己的天赋才能是恒久不变的本金,他以此赚取的金钱只是本金的利息而已。因此,他不会把挣来的一部分金钱积累成为固定长久的本金,而是把挣来的钱随手花掉。这样,他们通常最终陷入贫困,因为如果他们的才能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例如,几乎所有从事优美艺术的人都属于这一类情况,那么,他们的天赋才能就有枯竭、耗尽的时候。又或者,他们挣钱的本事依赖某种环境和某种风气。这种环境、风气随后消失了,这样,他们的钱财收入也就停止了。手工制作者尽可以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花钱大手大脚,财来财去,因为他们不会轻易失去制作才能,他们也不会被助手、帮工的力气所替代。并且,他们的产品是大众需求的对象,所以不愁找不到销路。因此,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掌握一门手艺,就是拿到了一个金饭碗。”各种类型的艺人和艺术家遭遇的情形却不一样。正因为这样,他们获取的报酬是如此的优厚。他们所挣得的金钱因此应该变成他们的本金。但他们却把挣来的金钱只当作利息。这样,他们就走向了贫穷的结局。相比之下,继承了财产的人起码立刻就正确地认识到何为本金、何为利息。所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会尽力稳妥地维护自己的本金。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至少会把利息的八分之一存起来以应付将来的需要。因此,他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充裕、富足。我这里所说的并不适用于商人,因为对商人来说金钱本身就是挣取更多金钱的手段,是他们生财的工具。因此,尽管金钱是他们以汗水换来的,但他们仍然会试图以最佳的方式运用这些金钱,以保存和增加其资本。因此,这些人比起任何别的阶层的人都更懂得巧妙、适宜地运用金钱。
在一般的情况下,那些经历过匮乏和贫穷的人,比较不那么害怕贫困,因此更加倾向于奢侈豪华。这是比较那些只是听说过贫困的人而言的。前者包括那些交上了某种好运,或者得益于自己拥有的某一专门的特长——不论这特长是什么——从当初的贫困迅速达到了小康生活的人;后者包括出生并成长于良好家境的人。后者更加着眼于未来,因此他们比起前者过着更加节俭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贫穷并不像我们所粗略看到的那样糟糕。不过在这一例子里,真正的原因或许是那些出生于富有家庭的人已把财富视为必不可少,是构成唯一可能的生活的元素,就像空气般的不可或缺。因此,他们警觉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他们通常都有条不紊、小心谨慎、勤俭节约。相比之下,出生于世代贫困之家的人却把贫穷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所继承得到的财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多余的东西,把财富用作享受或挥霍才是理所当然的!一旦把钱财耗尽,他们仍然像以前没钱的时候那样生活下去,并且,还免除了一样烦恼哩!这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乞丐一旦跨上了坐骑,就非得把马跑死为止。
——《亨利五世》
当然,这种人对自己的运气和能力都抱有坚定的和过分的信心,因为这两者都帮助他们脱离了贫困的境地。不过,他们的信心更多地是在他们的心里,而不是在他们的头脑里。因为他们和那些出身富裕的人并不一样,他们并没有把贫困视为一个无底深潭。他们认为,只要脚踏实地用力蹬上几脚,就能重新浮上水面。这一人性的特征可以解释为何出身贫穷的女子,比起为夫家带来丰厚嫁妆的富家女,通常更加挑剔、更加讲究和更加奢侈、挥霍,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富家出身的女子不仅仅带来了钱财。她们比起穷家女还有着一种更为热切的、得之于遗传的保护财产的愿望。不过,谁要是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那他可以在阿里奥斯图的第一首讽刺作品里找到支持他的观点的权威说法。但约翰逊博士[2]却赞同我的意见:“一个习惯于处理钱财的有钱女人,会小心翼翼地花钱。但一个在结婚以后才首次获得支配金钱权力的女人,会在用钱的时候大胆妄为,她简直就是大肆挥霍。”(《约翰逊的一生》,博斯威尔著)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奉劝那些娶贫穷女子为妻的人不要让她们继承本金,而只是领取一份年金。他们尤其需要注意,不要把孩子的财产交到她们的手上。
我在这里提醒人们谨慎保存挣来的或者继承下来的财产。我相信这样做并没有用我的笔写了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拥有足够的财产,能够享有真正的独立自足,也就是说,可以不用操劳就能维持舒适的生活——甚至只够维持本人而不包括他的家人就行——那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优越条件;因为这个人就能以此摆脱纠缠人生的匮乏和操劳,他也就从大众的苦役中获得了解放——而这苦役本是凡夫俗子的天然命运。只有得到命运如此垂青和眷顾的人,才可以是真正自由的人。这样的人才成为自己的主人,是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力量的主宰。每天早晨他就可以说上一句:“今天是属于我的。”因此原因,一个拥有一千塔勒年金的人与一个拥有十万塔勒年金的人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远远少于前者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祖传的家产落到一个具备高级精神禀赋的人的手里——这个人所要从事的事业跟埋头挣钱并不怎么对得上号——那么,这笔遗产就能发挥出它的最高价值,因为现在这个人受到了命运的双重馈赠,他尽可以为自己的天才而生活了。他能够从事别人无法从事的事情,创造出对大众都有益处,且又能给自己带来荣耀的东西。他以这种方式百倍地偿还了自己欠下世人的债务。处于同样优越生活条件的其他人,则可以通过从事慈善活动为人类作出贡献。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继承了遗产,但却又不曾做出任何上述事情——哪怕他只是尝试这样做,或者只是做出了点滴的成绩——或者,他甚至没有试图细致地研究某一门学问,以支持和推动这门学问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人就只是一个可耻的无所事事者。这种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免除了贫穷只会把他引至人生的另一个痛苦极端——无聊。无聊是那样的折磨人,假如贫穷的处境使他有事可做的话,他反倒会生活得更加幸福。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很快就会把他引向奢侈挥霍,由此他就被剥夺了他那不配享受的优越条件。许多有钱人到最后沦为贫困,就是由于有钱就挥霍殆尽,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从压迫他们的无聊那里谋求片刻的喘息。
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公职服务中达至高位,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为此目标我们必须赢得朋友、搞好关系和受到别人的青睐;只能以此方式获得逐级晋升直至最高职位。这样,从根本上来说,一文不名地来到这个世界反而更好。尤其这个人没有显赫高贵的出身,但却具备了一定的才能。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那反倒是他的一个真正优势,他也可因此获得别人的提携。因为每个人喜欢和寻找的就是别人的缺点和不足——这在人与人之间的谈话里面已经如此,在国家公务事业方面情况就更是这样。只有一个穷鬼才会对自己绝对的、彻底的、全方位的劣势达到所需要的深信不疑的程度,才会认识清楚自己的无足轻重和毫无价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才会接连不停地向人点头哈腰,也只有他们的鞠躬才会深至九十度。只有这种人才能忍受一切,且一直报以微笑。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奉献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只有他们才会扯高嗓门,或者用醒目的黑体字,公开把拙劣的文字作品捧为巨著——那些作者不是高高在他们之上,就是极有势力;也只有这种人才会摇尾乞怜。因此,只有他们才会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倡导下面这一不为人知的真理的人——这一真理由歌德通过这些字句向我们展示了出来:
任何人都不要抱怨卑鄙和下流,因为
在这世上只有卑鄙和下流才是威力无比的。
相比之下,从一开始就生活无忧的人,却大多难以管束。他们习惯于高视阔步,并不曾学会上述为人处世的艺术。或许他们具有某样能引以为傲的才能,但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才能与平凡庸俗、溜须拍马根本无法匹敌。最终,他们会看到身居比自己更高位置的人的平庸和低劣之处。此外,如果他们还遭受别人的侮辱和种种令人愤慨的事情,他们就会羞愧、茫然和害怕。这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办法。相反,他们应该和勇敢的伏尔泰一道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世上时日不多,不值得在可鄙的坏蛋的脚下爬行。”随便说上一句,令人遗憾的是“可鄙的坏蛋”这一词可适用于这世上的很多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尤维纳利斯[3]的诗句:
在局促狭窄的屋子里,无从施展,
要昂首挺胸已经非常困难。
更适用艺术表演的职业,而不大适用其他世俗、钻营的人们。
在“人所拥有的财产”这一章里,我并没有把妻子和儿女包括其中,因为与其说一个人拥有妻子、儿女,还不如说妻子、儿女拥有他。朋友反倒更应该被划入一个人的拥有物里面,甚至在这问题上,拥有者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别人的拥有物。
[1]普鲁特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译者注
[2]约翰逊博士(1709—1784):英国诗人、评论家、传记作者、散文家和辞典编纂者。——译者注
[3]尤维纳利斯(约60—约140):古罗马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讽刺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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