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自由之路

我歇了许久没讲演了，今天我作最末一次的讲演，我心里着实不安。因为我对于中国人加我的优礼未曾报答；而且我很想在中国多住几时，多领略一点中国的典章文物。但因为身体上种种不得已的情况，不得不和诸君别离；忠心耿耿，徒抱歉忱！

现在世界上无论哪国，都应予以改造。改造的责任，自然要归青年担负。现在中国的青年，颇富于进取的精神，是件可喜的事。

外国人冒昧而予中国任何问题以一种意见，实在冒着闹大笑话的大危险。像我这般情景，旅居中国的时间，是不久的；中国语言的知识，又是空无的。这种危险，更所难免。中国人有一古旧的繁赜的文明。现今存在世界上古旧的文明，中国可以称最。中国相沿的习惯，和欧洲迥然不同。中国于过去的时代，在哲学上、艺术上和音乐上，成就了极大的事业；但从这已经成就的数点而观，实际上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来自黑伦里克的（即希腊的）文明，相去极远。像这么一个社会，它的宗教和道德的组织，自立于耶教之外，要叫欧洲人勉力理解它的情景，心理上想象的结果，是一点儿也得不着的。再加上近代中国的事业难于确定，任何欧洲人试为中国国民提出一改造的方式来，就更加难免要误入歧途了：这是件显明的事。因为这种种缘故，我常劝以“谋社会改造为己任”的中国人，自己去规划自己的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外国人智识上的帮助。话虽这么说，然而我现在毕竟不揣冒昧，把我对于中的情状，和它可以改进的方法的一些意见，贡献于诸君之前——这些意见，是我于与诸君接触之间渐渐地发生出来的，并非初登中国岸的时候，就呈现于我心灵中的。

就现在中国情形看来，我觉得有两件似乎极普通而极显明的事：第一，中国统括地采用欧洲的文明，是非我们所愿望的；第二，中国昔相沿的，是不适合于现在的新需要，应向彻底崭新的表示让步。

欧洲的文明的恶弊，已为所有细心的观察家洞见于此番大战与其结果中了。当此番大战发生之初，许多欧洲人以为这等恶弊，非产生于我们的制度之中，但须那方面战胜，即可将它灭绝。现在已证明其为妄念了。欧洲文明的基址，是资本主义的实业主义。这种制度，虽然在早年时代，致成无量迅速的技术上物质上的进步；然而，不免引人类到更剧烈的破坏的战争路上去：初为市场而战争，继为原料而战争。这是不可不确信的：我们西方的文明，或将毁灭于这类的战争，和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对立而发生之部分的战争中。纵或我们西方的文明不因战争而毁灭，尚能残存，然所可惧者，彼将更成机械的，对于个人的地位及其特性，益增蔑视，与日俱长。这种机械的文明。颇难望其有丝毫价值，所以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

从对方面说，中国自昔相沿的文明，设基于儒教之上，而又调剂以释教，已经到了自然剥落的程度，不复能鼓励个人的成就，或解决中国现所隐伏的内外政治的问题了。盖自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明，已呈凋残气象。渐失其力，有如希腊罗马的文明，在野蛮人的侵袭之前数世纪，失其庄严一样。我想，这些恶弊，是崇拜古化，不问古化之价值为若何，所不能免的。每个时代，必须自为思想，自为感情，去解决本时代的问题；无论祖先当代如何明哲，不应寻求智慧于祖宗的言辞之中。我皆听欧洲人说：中国如果抛却其对于孔子的教训的重视，中国将于道德上破产。中国如果黜革这种教训，则精神区域内要变成真空：这或许能成事实。但是，假使有一较新的教义创造出来，更适合于现代的问题，也能有如孔教在创始时代一样地鼓舞人民的信仰，一样地鼓舞人民的热诚，那么，那些欧洲人所说，一定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假使我说的不错，中国的改造家，不当专去摹拟西方以求新奇，和不当专去保存自己国家历代相传的文明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古化。我实在见到将来的中国，和过去的一样，对于文明之创造，将有一特异的贡献，且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世界的精神区域而已。

今日进而研究你们事业的切实情状。有理性的中国人，都认为无政府的军国主义的现状，有从速灭绝的必要。这是所有的改造家，自最温和的以至最激烈的，共同一致的见地；但是，如何绝灭的方法，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在欧洲人中甚至因此而有一种赞成复辟的意向，但是，这等步骤殊难得进步的中国人采取。因为不是恢复旧状态，才能解决新问题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本的永久的解决方法，自然唯教育是赖。但“教育”是个略有几分含糊的字，名副其实的教育，决不是在如现时教职员罢课所表示的政治状态之下，所可求得的。中国现在所需的教育，要普遍的新式的。必不可像从前的时代一样，只有侥幸的少数人有读书的特惠，也不应以仅仅读些古书评些古书，就算教育；教育必须是普遍的，是科学的。科学又不仅取理论的，必须与近代实业经济有密切的关联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日不受教育一日便不能支持一种实业的状况，或抗拒残忍侵略者的野心。

但是，欲在像你们中国这一个国家，造成这一种切实的教育制度，是一件巨大的工程，就是政府能够竭其诚心以相助，也必须30年的时间，始得相当的效果，你们首先就不能供应教育人才的需要，没有比现在更为发达的实业，也不能供应教育经费的需要。而且你们不等到有比现在较好的政府时，你们也不能施行那开始的方法。虽然，现在若用教育的方法，也能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成就了一切的事业。如此，依数学家之说，是必须的条件，而非充足的条件。因为教育的需要，又想出它的前提：经济与政治的问题了。

你们中国实业的富源，于最近的将来，要引到实业主义的大发展境地：这是我取断言的，我并不以为；实业主义之于中国，是个以铁链制成的拦护物，能使物产不至流失，富源不为他人开拓，也并不以为；实业主义之于任何国，都是不利。我以为实业主的发展，是任何情形都免不了的；既是任何情形所不能免，要去争论要不要它，简直是空费时间而已。如今所要注意的是，中国实际上重要的唯一问题，便是实业主义之发展，仅有极少度连带的恶弊，而有极大度国家的和文化的利益的问题，现在世界上所有强国，对于中国物产的富饶，垂涎已久，都渴望于你们财源的开拓，占一位置，中国人民若不能发展比现在更强的国民力量，就不能抗拒外国的实业主义家所煽动的侵略。

前美国驻华公使克兰氏曾以中国政府不能维持秩序为论据，主张国际管理之说——这种期望自然因银行团而发生的。我以为这不应该仅仅施之于中国，就是世界各国，也应以此施之，假使英格兰置于国际共同的管理之下，则爱尔兰境内劫掠残杀的势力，便可扫灭。在美国的地方，克兰先生这种提议要为人采纳，也很有益的。美国常隐有拳匪叛乱的形势——即反对黑人的事。若置该国于国际管理之下，这种叛乱，将立为非洲各部分调来的黑军所扑灭；即于纽约城中第五大道（一宽街的名）上，为最有名的遭难者竖立一纪念的拱门，那是大快人心呢。世界所有的国家均置之于国际管理之下；凡欲促进战争停止（唯法律国际间无治状态而代与，始终有促进战争的停止）者，皆应以此为最后的目的。然所谓国际管理者，必须极其平等，视异种民族一无差异使其中无人受其他的同盟的人行使暴政的影响。中国政府不良，固是毫无疑义的，然其他各国政府，又何尝不如是呢？至于中国政府所作的恶，是否有如这次大战时得胜国所作的恶那样地多，我还说不定呢？要之，中国政府并不劣于其他各国政府，所以我认为非俟中国的国家，确信其能生存，且足以抵御藉海陆军以窥探中国财源的外国资本家的时候，国际管理，终非中国之福。

中国人的爱家心，是热烈的，爱国心却是淡泊的；所以，政治社会方都陷于沉痼的状态之中，我以为中国最紧急的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日本的侵略政策，已激起这一种的运动。但是，假如中国欲免为人制服，这爱国心的表现，不可就认为满足，还要有较此更为活动的，本能的和普遍的发生。中华帝国立国数千年之久，从未遇着真正可怖的仇敌。即有鞑靼满人亦曾入主中国，然因人数不多，且窃据不久，于中国文化上遗迹甚微。因此，在中国国民自习相沿的道德上，出于自卫所必需的爱国心，是很薄弱的。这出于自卫所必需的爱国心位置，却为忠君心所侵占，自改民国以来，这爱国心的代替者（即忠君心），亦已毁灭。不幸中国国民恰于此时遇着空前未有的真正可怕的敌国侵略者的危险，因之祸机四伏，苟欲免召灭亡之祸，最紧急的需要的就是爱国心了。

假如你们欲保持你们的独立，必须把那对于家族的爱忱，移对国家上面去。家族的团体太狭，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一个种族，若只图扶助家族，像中国人扶助得那般热烈，那么，就不能发达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忠诚和的热心。近代的国民，不能发达这种忠诚和热心，是难望兴旺的。

希望于短时间内，把公共精神传播于民众中，实是谬想。因当改造之初，这并不是一定需要的。我看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也就能够护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促进实业的发展而使之免却与资本主义相伴的恶弊。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有智力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愿意采纳西方长处，而不是像许多欧洲人和美洲人，为机械的奴隶的。中国的恶势力并不强固，只因历来对他们所生的反抗，太偏于理论而不能真见实践，所以这些恶势力，看来好像很强固的样子。

我发现一个问题，于所遇着的有思想的中国人谈话中。这问题便是“我们中国怎样能发展实业同时，免除资本主义，和它所有的恶弊的发展”。这是一个极困难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能切实解决它不能。当我初到中国的时候，我还以这个问题为不能解决的；但我现在觉得你们如果能生出有如我上面所说的一组有决心的人，便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然在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行解决。假如你们没得强固的、正直的国家，健全的修明的政治，无论任何纯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难成立。例如你们的矿产，现在徒拥国有的虚名，获得的赢利，归督军和他的军队，而不归人民：这种事实，是像太阳到了中天一样的明显。所以，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

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过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中国国民，若非等到谋公共幸福的政府成立之后一世代时，是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我们将来应当经过一种类似俄国共产党的专制的途程，因为只有采用这一类的方法，人民必需的教育才能普及，不染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之发展，才能成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因为做个开路者的缘故，不免作出许多谬误的事体来，尤以反对农民的手段为甚。你们现在却很敏捷地废除这些恶劣的手段；凡要和他们走同一道儿的，若引为前车之鉴，是很有益的。当我在俄国的时候，我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将其方法和目的，介绍到西方国家去的那种尝试，极其开心。但我相信这是完全无用的尝试。因为，西方国家已有发达的事业，和受教育的平民，德谟克拉西必为其保存着。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娴熟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

关于组织非资本主义的实业，许多不同的学派，提供出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有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在这种主义的地方，简直像在昔之波兰及今之国际联盟会中一样，要不是异口同声地一致意见，总难得有决议。有工团主义，是行业结合的同盟之一种；有国家社会主义，是俄国采用的制度；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无政府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是为已发达的实业设想，都是为实业主义的习性设想。它们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实业未发达的国家。所以，在一个实业未发达的国家，不能以它们作倾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实业幼稚的国家，依我的意见，应该采用的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以我如果遇着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不以资本主义，如何能开发实业呢？”我必定答道：“第一步唯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国家社会主义固然有些重大的障碍物，且在未发达的国家，容易发生许多资本主义的恶弊。但国家社会主义，很容易促进教育与实业的发展。我相信：当教育与实业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就能被驱除那种障碍物和恶弊，这是比较等到教育与实业被人把持时，像英美那个样子，然后再去殄灭资本主义，要容易得多。

在布尔什维克实行上，有许多不关重要的事，我不愿意见人模仿这不关重要的。重要的改造的方法，是矿产、铁路、水道及一切城市和实业的地基，都归国家所有，都归国家开拓。（理论上农业地也应归国家主有，但此对于农民方面发生困难；所以，在小业主的国家，这是大部分非政治上所能实行的。）要想这种制度免除资本主义弊端中贫富不均的现象，那么，管理这类产业的人，一定要具有热忱，而不像那资本家一样，掠夺工人之所有物。这是需要牺牲一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极大的热忱而造成的，是以信仰一种理想而造成。进言之，要想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且于人民受仍作官僚的专政，那么，实行这主义的人，一定要爱自由，爱德谟克拉西，且于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时，鼓励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实现。俄国制度上给一切权柄于共产党，似乎是令党员惬心的，然共产党党员，又并不急急图谋人民更大的自由，和更宽阔的权力的分配，俄共产党所以受人批评者，我信为大概在此。

共产党人常主张经济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重要的要素。这种主张，可以说是完全的妄念。我相信伦理的原动力，至少有与经济的一样重要。请为诸君说明我刚才提议的中国经济革命的起义人物，应具的伦理的资格。这类人，第一，要有操练的智识，最好大多数是军人的出身。他们对内当和无政府状态的军阀拼战，对外当和资本家的恶势力相抗。试观俄国革命初成立的时候，就知道这类人物的必要。在战争期中，人们置性命于不顾，容忍困苦和窘迫。假使战争胜利，战胜的人为自己攫得财产和一切巩固的权力；但是，赞成更好的德谟克拉西的制度时，他们当于最早时间，弃绝他们的财产，抛却他们的权力。欲能如此，最高等的伦理的品性，确是不可少的了。因为于剧烈战争之后，志愿割弃其护得的权力者，殊属罕遇。

介绍社会主义而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件极困难的事，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伦理的需要，至为紧急。俄国布尔什维克者得胜之后，似于抵抗企谋财富的野心，告成其事；但是他们攫得的权力，极想延长，不愿解除。于彼等反对德谟克拉西和赞成他们所谓无产阶级专权的谈话中，就可得知他们恋爱权力的弊病。至于中国的国民性，以我观察所及，似得相反的弊病，爱财富的心，强于爱权力的心。我以为，爱财富是件极大危险的事；假如你们图谋非资本主义的实业的发展，你们必须与之格斗。

伦理的困难有如此之大，以致我简直不能信任它就能见诸实践。中国被治于一班爱钱财的督军之下。假如你们爱中国的幸福，比较他们爱钱财更为热心，更为猛烈，就可以歼灭他们。这个是一个高的标准，但想起我在“少年中国”所见的种种，又使我对于中国达到这个标准，不至于绝望。

假如你们不能实现道德的或经济的革命，外国人的控制，将逐渐而加厉，也许会使中国的主权徒拥形式上的虚名，而真实的权力却为外国人凭其经济上的能力，置诸掌握之中。这么一来，则引起实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使人民习惯于实业工作的习惯——最初仅习惯低等的工作，但至后又习高等的工作。循此以往，大约一世纪后，就会引起民族的自由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发生于一世纪后，与发生于现在的一样，要想成功，都是很难；那么，这一世纪的时光，算是空费。就打算国家独立的运动告成，那以前所沾染的资本主义的习性，却颇能阻止以后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各方面情形看来，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当外国有侵犯的事发生的时候，促进政治的猛烈的运动，在所难免的。

实业和经济方面之生活，在西方过于重视其为生命的目的。其实，它们并不是目的，仅是达到舒美愉快的生活的一种手段。我们所欲实现的理想，是一个社会：这社会里面的实业，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人类的主人；这社会是人人惬意的，是人人闲适的；这社会经济的目的，不是有统治权的；这社会的时间，并非牺牲于货物的超过的生产之中的，乃是用在科学上、美术上和交际上的。中国实含有许多实现这种理想所必需的特质，特有艺术的意识和享受文明的涵容力；没有这种意识和涵容力，则闲适仅有很小的价值。这些特质，还要发生一种希望，就是中国将来可引导世界于进一步的发展路上去，输出内部的恬静于困苦不安的西方；否则，我们西方一定要灭亡于暴烈的癫狂之中。所以，不特中国，就是全世界，都要赖你们的功绩而改造。

（1921年7月6日于教育部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