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理念

在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划分中，理性较之感性与知性，是最高的认识能力。他写道：“我们的一切认识由感性开始，达到知性，而终于理性。在理性之外，再没有能够整理直观的质料、使之隶属于思维的最高统一的更高能力了。”⁽¹⁾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理性是一种推理的能力，即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推理形式进行推理的能力；从先验逻辑的角度看，它是一种原理（Prinzip）的能力。不过，康德对“原理”的界定是比较含糊的。他把它定义为“由概念而来的综合知识，”⁽²⁾并且说，相对说来，一切普遍的命题也能够称作原理。要理解这个定义，重要的还是要从知性与理性所遵奉的不同思维方式上去理解。康德本人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加以说明的。他指出，知性是不可能仅从概念得到知识的，因而还需要感性直观来提供质料；但理性却可做到这一点，因为理性并不直接运用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仅仅运用于知性，因而它能凭借概念，给予知性所得的诸多知识以先天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理性在知识系统上的统一，与知性所能做成的具体感觉事实的统一不同。

这样，尽管这个定义比较含糊，但我们从它那里以及康德的说明中，还是能够初步了解到理性在功能上，以及与此相应的认识对象上与知性的区别。这里，对象间的差别极为重要。康德分别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角度给出它们的区别。从本体论来说，知性的对象是现象，理性的对象是物自体。从认识论来说，知性的对象是感性，理性的对象是知性。在“导论”中我们强调，物自体是理解范导方法的关键。要把握这个关键，除了导论中所说的要点外，还必须抓住康德赋予物自体的沟通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含义。这表现在康德把物自体作为“本体”与“思维存在体”、“知性存在体”的用法上。⁽³⁾这里重要的是，“存在体”一词康德用的是Wesen，它既有“存在”之意，同时又有行为、活动之意。前者可以从本体论上理解，后者则可以从认识论上理解（即知性的活动）。这样，当康德说理性以知性为对象时，指的即是以知性的活动为对象。这似乎也可为我们理解康德将“仅研究知性和理性”的先验哲学称为“本体论”，提供一点线索。⁽⁴⁾

理性以知性活动为对象，严格地说，“是以知性及其有效的运用为唯一的对象。”⁽⁵⁾这里“有效的运用”，指的是规定知性趋向它自己并未意识到的某种统一的方向。这种统一是理性为知性设定的目标，是知性虽然永远也达不到，然而为了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却又应该刻意追求的。由于理性设定的是科学知识完整性的目标，因而理性以知性为对象的说法，实际上就等于理性以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整体为对象。

理性与知性在认识对象上的这种不同，在康德哲学里是区分建构与范导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基础。理性这种特定认识对象的规定，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制约着理性概念的性质。

康德指出，作为可能经验的整体的对象，与作为每一个别经验的对象，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个别经验不过是经验领域的全部范围的一部分；而全部可能经验的整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经验。”⁽⁶⁾前者作为知性的对象，是可直观的、直接的感性对象；而后者作为理性的对象，则是不可直观的、对于感性对象来说是间接的对象。因此，对于后者的认识，“就要求一些和纯粹知性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⁷⁾即理性的概念——理念。

理念是由理性能力产生的概念。“理念，我是指其对象不能在任何经验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必然的概念来说的”。⁽⁸⁾康德给理念下的这个定义，是直接从其对象的角度给出的。理念的对象的这种非经验性质，从根本上制约着理念具有与纯粹知性概念所不同的性质，即理念的“超验”性质。

范畴由于其对象的感性性质，因而它的使用是“内在的”，即只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运用。与此相反，理念的性质却是“超验的”。“超验”一词，主要包含如下两个含义：

第一，指概念的运用对象，超出了可能经验的范围，⁽⁹⁾或者说，“超出了任何既定的经验”。⁽¹⁰⁾对于理论理性来说，理念的超验性质在于：理念以经验知识的系统统一为对象，但是经验本身却是由一些个别的经验组成的。这种统一只是经验应当追求的目标，经验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这种统一的任何例证，所以理念的对象是不能见之于经验的，因而是超验的。

第二，指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或否定。康德写道：“超验的理性认识，它们的理念并不从经验里提供，它们的命题从来既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也不能通过经验来否定。”⁽¹¹⁾与此相反，“内在的，”则指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与否定。

指出理念的这种超验的特殊性质，将它与知性范畴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加以严格区分，在康德看来，对于建立认识论科学是“十分重要的”。⁽¹²⁾这种重要性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康德在对理性能力的批判中，揭露了理念自身中隐藏着产生“辩证法”假象的根源。灵魂、世界、上帝这三类理念，本来并没有在经验中可见及的对象，它们仅仅是一些“思维存在体”。但是在传统形而上学中，由于对它们的超验性质未能认清，因而将它们混同于现实的经验对象，同样用知性的范畴来加以规定。这些规定由于不能在经验中加以证实或否定，因而就能以貌似真实的外表，迷惑人们。形而上学之所以在一切学问中，于今沉沦为“混乱及黑暗之母，”⁽¹³⁾其原因在于不明理念的超验性质，而驱使理性作超越经验的使用。在未对理性进行批判之前，哲学家们虽然推测到形而上学的这种黑暗状况，“必定是来自某种隐蔽的谬误，”⁽¹⁴⁾但并未能找到它的根源。他们为了答复纯粹理性的超验问题，不知白费了多少气力，但毫无结果。因为“历来的一切努力从未料到我们是处在与知性完全不同的领域，因而都把知性概念与理性概念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一类东西似的。”⁽¹⁵⁾康德认为，正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次指出了这种区别，从而在形而上学的领域里，为澄清知性与理性这两类完全不同的知识，以指导我们的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在这些贡献中康德认为最重要的是告诫人们不要误用理性，去做超越经验的非分之想，而产生认识上的假象、谬误。因此他写道：“一切纯粹理性哲学的最大、或许是唯一的效用，只是消极的；因为它不是用来扩大纯粹理性的工具，而是用来警戒纯粹理性的确定界线，它不是去发现真理，而只有防止谬误的功劳。”⁽¹⁶⁾

康德在指明理念的超验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理念正确使用的方式。归纳起来，先验理念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有如下三种效用：（1）作为规定理性的界线之用；（2）作为范导原理之用；（3）作为理性的图式之用。而这三种用法，从总体上说都是服膺于理性的范导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