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之为“泛自然主义”学说的历史决定论与反自然主义学说的历史决定论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泛自然主义也受整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出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由于它们错误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许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的”(在哈耶克教授的意义上)学说。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一样具有历史决定论的性质,也许还要严重些。尤其是它们把社会科学的任务看作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这是在前面第14-17节所论述的观点)。这个观点或许可以描述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是经历一系列阶段的,于是它一方面把变化的社会和不变的物质世界对立起来,而导致反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导致泛自然主义的(和所谓科学主义的)信念,认为有所谓“连续性的自然规律”,这个信念在孔德和密尔的时代声称已获得了天文学的长期预测的支持,以及在较晚些时候获得了达尔文主义的支持)确实,近代历史决定论的流行,可以被视为进化论时尚的一部分,这种哲学之所以有如此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提出了关于地球上各种动植物历史的光辉的科学假说,并且它曾经与恰巧成为现存宗教信仰一部分的那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理论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之故。
我们所说的进化假说是关于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大量观察的解释(比如,关于形形色色的生物种和属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的解释),认为相关的种类有共同的祖先。这个解释确实包含某些普遍的自然规律,诸如遗传规律、分异规律和突变规律;但是,这个假说本身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倒不如说,它具有特殊的、独特的或专有的历史命题的性质。(它和“达尔文和哥尔顿有共同的祖父,这个历史命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事实上,演化假说不是一条普遍的自然规律,而只是关于地球上动植物祖先的特殊的(或者更确切些说,独有的)历史命题,由于“假说”一词常被用来表述普遍的自然规律,以致使人们对上述事实的理解多少模糊不清。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相当频繁地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例如,我们把试验性的医学诊断说成是一种假说,这无疑也是可以的,尽管这样的假说具有独特的和历史的性质而不具有普遍规律的性质。换句话说,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假说,但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忽视所有的假说并非都是规律,尤其不应忽视历史假说向来不是全称命题),而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
但是,能否有一条进化规律呢?能否有一条t.h. 赫胥黎所说的科学规律呢?他写道:“……科学或迟或早将发现有机物种的进化规律,它是巨大的因果链条的不变秩序,而古今一切有机物种都是其中的环节。……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必定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
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而且,探求进化的“不变秩序”的规律不能属于科学方法的范围,无论对生物学或社会学来说都是如此。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过程是遵照各种因果规律(如力学定律、化学定律、遗传与变异规律、自然选择规律等等)进行的。然而,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普遍的规律,就象赫胥黎所说的,是对某个不变秩序的断定,即对某一类的所有过程的断定。况且,尽管没有理由说对个别情况的观察不会促使我们从中提出一个普遍规律,但也没有理由说我们即使走运也不会碰上真理。但是,很明显,任何规律,无论它是用任何方式提出来,在它被科学认真地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可是,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使我们预见它变成蝴蝶。h.a.l.弗赛尔把我们这种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这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他还把我们的观点做如下表述:“人们……发展历史中有一个预谋,一种节奏,一个早已是被决定的模式……。但我却只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出现……,只有一个重大的事实——由于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可能加以概括……。”
我们怎样才能反驳这个反对意见呢?相信进化规律的人可能提出的论点主要有二。(a)否定我们所认为的进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论点,或者(b)断言在一个进化过程中,即使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一种趋势、倾向或方向,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说来表明这种趋势,并以未来的经验对该假说加以检验。(a)和(b)这两个论点并非不相容。
论点(a)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一个观念——认为诞生、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和死亡这种生命周期,不仅适用于单个的动植物,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种族,也许甚至可以适用于“整个世界”。柏拉图就曾经用这个古老的学说来解释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的衰败和灭亡。马基雅维里、施宾格勒以及近来的汤因比教授的名著《历史研究》都是这样说的。从这种学说的观点看来,历史是重复的。例如,文明的生命周期律可以用研究动物物种的生命周期的同样方法进行研究。这个学说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根据进化过程或历史过程的独特性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把它挫败了,尽管原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并不想否定我可以肯定弗赛尔教授在上面那段话也不想否定历史在某些方面有时可能会重复出现,我也不想否定某些类型的历史事件(诸如古希腊和近代的专制的兴起)之间的相似性对研究有关政治权力的社会学的学者们可能很有意义。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重复情况都牵涉到环境,而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环境可以对其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固然,一旦我们相信重复性的生命周期律(这个信念是从类比思辨得来的,也许是从柏拉图继承下来的),我们肯定几乎到处都会发现支持这种观点的历史证据。然而,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似乎有事实证明的形而上学理论之一罢了。可是,只要较为仔细地考察一下,那些事实正是在它们所要验证的那些理论的指导下选择出来的。
论点(b)认为我们可以探明和推知进化运动的趋势或方向。在转到这个论点时,不妨先说明这个论点产生的影响和对于某些代表论点(a)的周期假说的支持。例如,汤因比教授为了支持论点(a)而提出具有(b)性质的如下观点:“文明不是社会的静态状况而是一种动态的进化活动。文明不但不能静止,而且不能逆转方向,否则就破坏文明自身的运动规律……”在这里,我们几乎有了通常在论点(b)的命题中所具有的全部因素:社会动态学(与社会静态学相反)的观念;社会的进化运动(在社会势力的作用下);以及这种运动的方向(和进程、速度),(据称运动定律不被破坏则运动就不可逆转)。有着重点的名词都是从物理学中引用到社会学中去的,而这种引用就造成了一系列误解,这是极其粗心的、是对物理学和天文学事例的非常典型的科学主义的误用,当然,这种误解在历史决定论的研讨会之外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例如,采用“动态”这个词(例如目前流行“宏观动态学”这个词)是完全可以的,甚至不喜欢这个词的人也得承认这一点。然而,这种用法恰恰是从孔德而来。孔德试图把物理学家关于静态和动态的区别应用于社会学;这种做法无疑基于一种严重的误解。因为社会学家称之为静态的社会,恰恰同物理学家称之为:‘动态的”(尽管是“静止的”)物理系统相似。典型的例子是太阳系;在物理学家看来,它是动态系统的范例:但因为它是重复的(或“静止的”),因为它既不生长也不发展,因为它没有显示出结构的改变(除了不属于地球动态范围的变化之外,所以在这里可撇开不谈),它显然相当于社会学家称之为“静态的”那些社会制度。联系历史决定论的说法来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天文学的长期预测的成功,完全在于太阳系所特有的重复性,但在社会学家的意义上,它是静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考虑历史发展的任何征象。因此,用静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动态预测来证明非静态的社会系统的大规模历史预言的可能性,实属错误。
同样极其相似的误解,在于把物理学中的其它名词用于社会。这种用法常常是无害的。例如把社会组织的改变,生产方法的改革等等描述为运动,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然而,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只是用作比喻,而且是容易引起误会的比喻。因为在物理学中,如果我们谈到物体或物体系统的运动,那么,我们并非意指该物体或物体系统有什么内部的或结构的改变,而只是说它改变了它相对于某个(任择的)座标系的位置。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运动”与此不同,他是指某种结构的或内部的改变。因此他将认为社会的运动是可以用势力来解释的,而物理学家则认为,只是运动的变化而不是运动本身才需要如此解释。关于社会运动的速度或它的轨道、路线。方向等概念,如果只是为了表达某种直觉的印象而采用,那同样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以科学自居,那么,这些概念就成为科学的奇谈怪论。或者更确切他说,成为整体主义的奇谈怪论。显然,可以量度的社会因素的任何变化(例如人口的增长)都可以用图示的方法表示为一条轨迹,就象运动物体的轨迹一样。但是,这种图解显然不是描述人们所说的社会运动——因为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剧烈的社会变革。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图解结合起来而形成一个多维示图。然而,这种综合的图解也不能说是代表社会运动的道路:它所告诉我们的,只是各个单独图解的相加而已;它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运动,而只代表被选定的几个方面的变化而已。社会运动变化这个概念本身——把社会看作如同实际物体那样,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沿着一定的道路、按着一定的方向运动的这种想法,纯属集体主义的胡思乱想。
尤其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象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因为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
但是,可以说,在社会变化中,趋势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每一个统计学家都可以计算出这类趋势。这些趋势难道和牛顿的惯性定律不是很相仿吗?回答是:趋势是存在的,或者更确切他说,趋势的假定通常是一种很有用的统计方法。然而,趋势不是规律,断定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普遍规律则不是断定存在;相反,就象在第20节的末尾所表明的,它断定某事的不可能性。断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种逻辑情况的实际意义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可以根据规律来作出科学预测,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趋势的存在来作出科学的预测(这是每一个审慎的统计学家都知道的)。我们不妨再以人口增长为例来说明,人口增长的趋势已持续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但有可能在十年之内或更快得多就发生剧烈的改变。
有必要指出,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毫无疑问,把趋势和规律混为一谈的习惯加之对趋势的直觉观察例如技术进步,曾使人们提出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学说——即关于不可抗拒的生物进化规律的学说和社会运动不可逆转的学说。这种混淆和直觉曾致使孔德提出连续规律(laws of succession)的学说。这个学说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自孔德和密尔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共存规律(law of coexistatlce)(据说它相应于静态)与连续规律(据说相应于动态)之间的区别,当然可以用合理的方法来加以解释;这就是说,这个区别是不包含时间概念的规律与引进时间的规律(例如说及速度定律)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点却与孔德及其追随者所想的并不完全一样。当孔德谈到连续规律时,想到的是决定一系列动态现象按我们观察到的顺序连续出现的规律。孔德所设想的“动态的”连续规律是不存在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们肯定不在动态学范围之内(我指的是动态学)。在自然科学中与这些规律最接近的情况,——即孔德所想到的情况,大概是自然界的周期现象,例如季节、月亮的盈亏,日蚀的重现或摆的摆动等等。但是、这些周期现象在自然科学中被描述为动态的(尽管是静态的),而在孔德对这些词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周期现象则不是“动态的”而是“静态的”;无论如何,它们很难说是规律(因为它们依赖于太阳系中的特殊条件;见下节)。我把它们称之为“类连续规律”(quasi-laws of succession)。
关键之点在于:我们虽然可以认为,任何实际存在的现象连续都是按着自然规律进行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实际上,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如果风吹动一颗树,并且牛顿的苹果坠地,那么,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事件可以用一些因果律来解释。但是,任何单独一个规律(例如引力定律),甚至任何单独一组规律都不可能描述有因果联系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实际的或具体的连续,除了引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解释风压的定律;树枝的摇动;苹果柄受到的张力:苹果因碰撞而摔伤,摔伤后经过化学过程引起的各种情况等等。且不说摆的运动或太阳系的例子,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既没有连续规律,也没有进化规律(laws of evolution)。
然而。孔德和密尔确实认为他们的历史连续规律就是决定历史事件按其实际出现的顺序连续发生的规律。这一点从密尔在谈论如何“通过对一般的历史事实的研究和分析来发现进步规律的方法”时所持的态度就可以看到。他说:一旦找到进步规律……它必定使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事件,好比在代数中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无穷级数的几个项来找到它们的排列规律,从而预测该级数的其余部份,预测任意一项的数值。密尔本人虽然也批评这个方法,但他的批评(见本书第28节开头)却完全承认发现类似于数学级数规律的连续规律的可能性,尽管他怀疑“历史给我们提供的……连续的顺序”是否和数学级数那样充分地“严格一律”。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决定各个事件的这种“动态”系列连续发生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在另一方面,具有这种“动态”性质的趋势是奇金存在的;人口增长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我们可以猜想,当密尔说到“连续规律”时,他心中所想的是这种趋势。这个猜想由密尔自己来确证,因为他把历史进步规律说成一种趋势。他在讨论这个“规律”时,说到他认为,“总趋势是并且将仍然是一种进步,除了偶然的和暂时的例外——它是一个朝向较幸福和较好的状况的趋势。这……就是……这门科学(指社会科学)的一个定理。”密尔竟然郑重地讨论“人类社会的现象”是否围绕“一一个圆形轨道”旋转或者是否沿着“某一轨迹”运动这个问题,是和他把规律和趋势相混淆以及认为社会可以和行星那样整个儿移动的整体主义观点相吻合的。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明确说明,我相信孔徳和密尔对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尤其想到孔德对规律和科学预测的强调,想到他对本质主义的因果理论的批评,想到他和密尔关于科学方法的统一的学说。但是,我认为他们关于历史连续规律的学说比一堆错误引用的比喻好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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