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之道

四、富国强兵之道

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有人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擅长弹琵琶，不过我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使鼎盛的国家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都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并不为过。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裨益。也有一些大人物在处理事物上，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分高估自身的能力，以致费力不讨好，也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以致凡事缩手缩脚？

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而，工作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国力的错误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做一个大果核，却把它比做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颗粒，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和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为大国的基石。

设有坚固的城堡，储备有丰富的火药、军械、铁骑，但没有训练有素的强悍国民的国家是不会强大或打胜仗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有人告诉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准备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少取胜，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上。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些人凑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罗马士兵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国民是否英勇。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即使国家军械不缺乏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士兵，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只要有勇敢的精神，便可知自己的力量。反之，即使威风一时，不久也会威风扫地、一败涂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过重，就永远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这里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却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贵族如果增加得太快，平民的情绪就会变得消沉，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这里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会有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所以，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就强大。比如，英国的土地和人口虽然较少，可是武力却较强，因为从英王亨利七世开始，就给农场和农舍制定了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致过着贫贱的生活，即使是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只是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

“举国皆兵，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贵族显要享有富贵，仆徒如云，他们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国家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容的态度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靠少数的国民、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国家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它可以安稳地守卫一定的领域。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土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会被风折断。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允许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接纳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时甚至全民族归化。此外，他们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连这些权利也都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都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在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甚至在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菲力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扩充武器装备当做主要的任务、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是战争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目标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器装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曾经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在当今的欧洲国家中，还算强盛的只有西班牙。但是，我们最关注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作为适当的借口。因为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的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归来，认为扩张疆土是他们大将的荣誉。可是，他们发动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决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政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声称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那它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事物和社会团体也都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师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是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武装起来，则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虽然耗资很大，可是在邻国之间，它可以起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恺撒的事说：“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上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他是虚荣心太强，想把恺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1571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陆地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的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都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的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与古代光荣的战争比，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此外还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施。然而，在古代，在战胜的地方都竖立起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授予个人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得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它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和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的，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的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和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作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