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奇诺和皮科

第三节　费奇诺和皮科

145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公国的执政者科齐莫洛伦佐·梅迪奇的庇护促进了柏拉图学园的繁荣。不过，柏拉图学园不是官方的机构，在法律上与国家和教会没有联系。它也不是一所大学，而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爱好者组成的自由协会。它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职业和地区，包括诗人、画家和建筑家，神甫和世俗人士，还有政府官员。在柏拉图学园中，对柏拉图的尊敬几乎成为宗教崇拜，柏拉图像基督一样被供奉。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作为人文主义中心达半个世纪之久，它是文艺复兴文化和美学的一个典型现象。学园的新柏拉图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夏日，学园成员们聚集在喷泉旁，从山峰的美丽和松树的芬芳中感到极大的精神享受。他们讨论最高的善和柏拉图的真理。11月7日柏拉图忌日时，学园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宴会开始前，学园成员们讨论灵魂的本质，认为对于人来说，没有比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更重要的了。柏拉图学园充满着友情和人性，这是一种抒情的、浪漫的人际关系。柏拉图学园的精神领袖是费奇诺，重要代表有皮科。

一　费　奇　诺

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是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青年时代曾在大学接受过医学教育。1458年移居佛罗伦萨，研究希腊语和希腊罗马哲学。他翻译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波菲利、扬布里柯和普罗克洛等人的著作。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柏拉图哲学，在《柏拉图神学》中他力图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结合起来。他的美学思想见诸他于1474—1475年写成的《柏拉图（会饮篇）注释》。

在总的哲学倾向上，费奇诺处在经院哲学和泛神论两者的中间地位。经院哲学认为上帝是一种先验存在，上帝创造了世界；泛神论则把上帝等同于无限的世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哲学倾向在费奇诺的美学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费奇诺的全部哲学是围绕“爱”展开的，这种爱把柏拉图的厄罗斯和基督教的爱（caritas）结合起来。什么是费奇诺所说的“爱”呢？这就是从上帝到宇宙和从宇宙到上帝的精神循环。费奇诺像普洛丁一样，把上帝理解为不可分割的太一。上帝创造了宇宙，宇宙有四种等级存在：宇宙理性，宇宙灵魂，自然和无形式的质料。在上帝和宇宙的四种存在之间发生着正向运动和反向运动，这就是精神循环。上帝的美在一切事物中闪光，在一切事物中都有爱的对象。爱发展人的精神力量，使低下的质料向神的地位上升。“像我常常重复的那样，上帝面孔在天使、灵魂或物质世界中的光辉和美应该被称作为普遍美，而对这种美的普遍追求应该被称作为爱。”^[11]按照费奇诺的理解，爱是一种愿望，然而并非任何愿望都是爱。爱只有受到认识能力支配时，它才开始追求最高的目的，追求善，这种善也就是美。费奇诺关于爱的思想对艺术家、诗人、哲学家如米开朗琪罗、布鲁诺、塔索、斯宾塞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当时许多论著讨论的对象。其中有些论著描述和颂扬了女性的美和德行，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礼仪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帕诺夫斯基因此把费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称作为“佛罗伦萨的福音书”。

柏拉图的《会饮篇》专门研究了爱，费奇诺在为《会饮篇》写的长篇注释中讨论了美学问题。费奇诺的美学理论表明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是严格的新柏拉图主义观点，另一种是把人的个性绝对化的观点。我们先看第一种观点。在这方面费奇诺的典型表述是：“美是非形体的”，美是“上帝的理性对质料的胜利”。他写道：“形体不可能是美的本质，因为如果美是形体的，那么，它就和灵魂的德行没有共同之处，灵魂的德行是非形体的。美离形体是如此之远，不仅存在于灵魂的德行中的东西、而且存在于形式和声音中的东西不可能是形体的。”“事实上，一个人同样的形体今天是美的，而明天由于某种不幸的事件却是丑的，这表明形体是一回事，而美是另一回事。”^[12]费奇诺认为人有六种灵魂能力：触觉，味觉，嗅觉，理性，视觉和听觉。前三种能力属于形体，后三种能力属于精神。理性知觉灵魂的德行，视觉知觉形式，听觉知觉声音。它们的知觉对象都是非形体的，美只可能存在于灵魂的德行、形式和声音中，爱也只属于这三种领域。

灵魂的德行和声音是非形体的，然而形式怎么会是非形体的呢？费奇诺的解释是，视觉在知觉事物时，它所认识和把握的是事物的形象，而不是形体。例如，小小的瞳孔能够把握广袤的天空，天空显然不是以形体进入瞳孔的，瞳孔根本无法接纳天空的形体。形象是外部形体的映象，它在灵魂中是非形体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美本身与其说是有形体的形象（species），不如说是事物的某种精神映象（simulacrum）。”^[13]

费奇诺还写道：“有些人认为，美在于各个部分的某种安排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于合适和比例加上悦目的颜色。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因为既然各个部分的这种安排只存在于复杂的事物中，那么，任何单纯的事物都不可能是美的。然而，我们也把纯粹的颜色、光的来源、单一的声音、金银的光泽、科学和灵魂称为美的，这一切都是单纯的事物；它们使我们产生奇妙的快感。”^[14]这完全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并且是对普洛丁《论美》的某些内容的复述。

然而另一方面，费奇诺又高度评价人的个性的价值，承认人的创造能力的巨大可能性。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不过，这个上帝是理性，理性在其本质上到处都是一样的，人的理性只是上帝理性的反映。人是“上帝和世界之间的联系环节”^[15]，人可以上升到高层世界，但不否定低层世界，也“可以下降到低层世界，而不忘却高层世界”^[16]。费奇诺写道：“如果上帝的神明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条件，那么，统治着一切存在物、包括活物和死物的人，当然也是某种上帝。他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的上帝，他利用、驾驭、驯养这些动物。他是自然元素的上帝，他栖居在这些元素中，并使用它们；他是一切物质事物的上帝，他利用、改变和改造它们。这个人在本质上是如此众多的事物的主宰，他占有不朽的神的地位，无疑，他也是不朽的。”^[17]

费奇诺美学理论中的矛盾表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不是罗马新柏拉图主义，也不是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而是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其实，这种矛盾也可以说不是矛盾，矛盾双方的统一之处在于：费奇诺承认人的个性和一切自然现象也具有上帝的绝对性。

费奇诺和柏拉图学园宣传和颂扬了文艺复兴佛罗伦萨时期的艺术，当15世纪伟大的建筑家阿尔伯蒂尚未成名时，就得到柏拉图学园的扶持。费奇诺对艺术模仿自然的说法作出了新的解释，艺术模仿自然那样去创造，从而强调了艺术的创造原则。在赞叹佛罗伦萨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时，费奇诺肯定了诗、绘画、建筑和音乐是自由艺术。他写道：“如果我们应该谈论黄金时代的话，那么，这当然是产生黄金智慧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正是如此，在看到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导致几乎灭绝的自由艺术的繁荣，它们是语法、诗、修辞学、绘画、建筑和古代俄耳甫斯颂歌。这一切都在佛罗伦萨。”^[18]

二　皮　科

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著名的活动家，曾任米朗多拉公国的执政者。青年时代在意大利帕多瓦和法国巴黎等地学习，谙熟亚里士多德哲学。和费奇诺不同的是，他力图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普洛丁和基督教结合起来。他甚至写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协调》的著作，只是由于早逝未能完成。他涉及美学问题的著作有24岁写成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以及23岁写成的对他的朋友贝尼维尼爱情诗的注释。

1486年皮科公布了《关于所认识的一切的900题》，这些论题阐明了他的哲学观点。他准备邀请欧洲的哲学家们于1487年就这些论题举行辩论会，由于罗马教皇英诺森八世认为其中13个论题是异端邪说，辩论会未能举行。《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就是皮科为这场辩论会写的开场白，这篇开场白在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中获得广泛的知名度，成为文艺复兴独特的宣言和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的丰碑。

在皮科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人是伟大的奇迹”、“世界上没有比人更奇妙的”之类的说法。这些说法的论据包括：人是一切创造物之间的中介，人由于洞明的智慧和明晰的思维而成为自然的解释者，人接近上帝而统治万物，等等。然而，这些论据都不能使皮科感到满足。他认为，这些论据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主要的。什么是人最值得称赞的呢？他的回答是人的创造能力。这也是《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的核心内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也应该自由地创造一切。皮科写道：“于是，上帝把人作为自己直接形象的创造物，把他置于世界的中心，说：‘亚当啊，我既没有给你固定的居所，又没有给你自己独有的形象，也没有给你特殊的功能，目的是要你根据自己的愿望、按照你的意志和你的决定去获得居所、面孔和功能。其他创造物的形象被限制在我所规定的法则的界限之内。而你不受任何界限的束缚，可凭自己的意志、凭我交给你的权力决定自己的形象。我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心，使你从那里更便利地观察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我不使你成为天上的，或者地下的，也不使你成为可朽的，或者不朽的，为的是让你自己、自由和光荣的匠师，按照你所喜欢的形象造就自己。你可以再生为下等的、无理性的动物，也可以按照自己灵魂的要求再生为最高的神’。”^[19]皮科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他指出达到善的三个阶段：借助伦理学净化欲望，借助辩证法完善理性，借助自然哲学认识神。他把人理解为理性的和自由的存在，人的完善通过自由思维的途径形成。

从美学的角度看，《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人成为文艺复兴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文艺复兴美学像文艺复兴哲学和文化一样，其基本出发点是肯定自然的现实性和对它的认识的可能性。自然是文艺复兴美学研究的第一主要对象，既然人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那么，他就成为文艺复兴美学研究的第二主要对象。与中世纪美学相比，文艺复兴对自然的理解有了很大变化，而对人的理解变化更大。

皮科对贝尼维尼爱情诗的注释阐述了柏拉图关于爱的本质的学说。皮科认为，爱是对美的追求。有两种美，一种是普通的感性美，它产生于比例、协调、和谐，这种美肉眼可以见到。另一种美是理性美，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由非肉体的视力、即理智来知觉。“就像有两种美一样，也必须有两种爱：下界的爱和天国的爱。由此，一种爱追求普通的感性美，另一种爱追求理性美。”^[20]按照皮科的理解，理式从上帝下降到天使的理性，于是产生对理性美的爱。接着，理式又从天使的理性下降到灵魂，下降到灵魂的理式已经不如天使的理性中的理式完善，就像灵魂不如天使的理性那样完善一样。有些高尚的人会回忆起他们的灵魂在依附肉体之前所见到的完善的美，为了重新见到这种美，他们尽量摆脱、拒斥肉体，在爱的力量的驱使下，他们向更完善的境界上升，终于使自己的灵魂和天使的理性相结合，从而使人变成天使。皮科把美和爱的理论同世界结构的完善、和谐结合起来。

皮科的上述观点适应了文艺复兴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丢勒等人的内在需要。文艺复兴艺术家们都力求忠实于自然。而皮科阐述了“忠实于自然”的美学基础。“忠实于自然”不仅是准确地描绘自然的外部面貌，而且是深刻地认识自然的内部结构和规律。皮科认为，认识了自然的美，也就认识了自然的结构和规律。

与费奇诺相比，皮科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他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明显地超越了中世纪哲学的界限，而费奇诺则有较多的天主教色彩，他是天主教神甫，从事占星术活动，而皮科则是占星术的反对者，虽然他也常常论证巫婆的存在。由此可见人文主义者思想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