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述的和前谓述的自明性

第三节　谓述的和前谓述的自明性

我们一般把自明显现理解为一种表象的直接呈现，在这种意义上，自明性只能是感性知觉的自明性，但问题在于，一个完整的可以被直观的表象仅仅是一些原初的感性材料本身呢，还是这些零散的原初感性材料本身在已受到认知主体的统摄时才可能成为一个直观的对象？如果一切自明的直观对象都仅仅是被主体的先天认知形式所整理统摄了的感知材料整体呈现，那么自明性就是康德意义上的逻辑统摄了材料的谓述判断的自明性，如果自明性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这种逻辑统摄以前的最原初的感性给予物，而且认为只有这种没有受到任何理性污染的实事本身的直接呈现物才是最本真的自明性，那么这就是在追溯一种前谓述的前逻辑的自明性。但这种纯粹前逻辑的自明性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直到康德为止，西方哲学是将感性与理性截然分离的。感知经验的直观性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直接的事实，但感性直接经验的变易性与模糊性，以及其私人性和不可公共传达性使它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开始就不断地遭到哲人们的鄙弃，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认为经验感受是蒙蔽真理之光的混浊的介质，近代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承袭这种思维路向而把哲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超越了感性模糊性的理性确定性之上，笛卡尔的自明性是剔除了感性直观的数学和逻辑的自明性，感性经验正是他在其普遍怀疑中所要首先排除掉的东西。而康德先验哲学的确定研究对象虽然是剔除了感性内容的纯粹先验形式，但康德的创举是他看到了纯粹的形式并不能被直观到，即所谓“思维无内容为空，直观无概念为盲”。纯粹的先验形式在康德那里并不是事实上脱离感性材料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它是与感性材料交织在一起的，仅仅是思维的分析才使这种形式与内容相分离。这一点可以说极大地启发了胡塞尔。在康德那里，明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直观，就是直接的看和直接的感受，这种直接的感受一方面有被动接受的含义；而另一方面，“感性对象的内容正是以感性接受力作为先天条件把它向我们呈现出来的那种方式被给予我们的，因此在感性对象中，除了被动接受过来的感性内容外，又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主体的先天接受能力在接受时放进对象中去的东西，即接受方式或形式”^[9]。康德认为在感性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认知主体的先验感性时空形式，说明康德认为在正常的理性思维中不存在未进入时空框架的纯粹感性材料，事实上，前逻辑的和前知觉的纯粹感性材料直到后现代才成为一种被探讨的认识对象，我们在毕加索的绘画中、在尼采的酒神精神中、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中，以及在后现代的文艺作品如意识流小说中，能看到一种似曾相识但又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却是曾经像在梦境中一样被我们直观地感受过，但它因为得不到我们意识层面的肯定而无法成为我们意识的确定对象而消散了，这也许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与后现代文化真正分道扬镳的地方。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在可言说可思维的确定性意义上来定义存在，这种追寻确定性的理性传统在胡塞尔看来是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因此胡塞尔认为，人们不能把明证性解释为感知^[10]。如同康德的感性材料如果没有时空框架和知性范畴的参与就不能成为直观对象一样，胡塞尔的直观对象乃是意识的意向性所指与这种意向的被充实的结合，“每当一个设定性意向通过一个相应性的和完全合适的感知，或者通过相关的个别感知的合适综合而得以证明时，我们便会谈到在松散意义上的明证性”^[11]。自明性在康德和胡塞尔那里，既不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以及笛卡尔的纯数学和逻辑的观念自明性，也不是洛克和休谟的感性经验材料的直接呈现，而毋宁是二者的结合。

直观的对象不仅仅是当下被给予的感知材料，感知材料无不已经受到主体认知框架的统摄和整合。因此自明的显现物不仅仅是一个对象性的东西，它同时也内在地包含了被对象化了的先验主体的认知功能。这种理论虽然直到康德和胡塞尔哲学才被明确化，在哲学史上这却也是被很多人不自觉地默认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的被形式统摄的质料，休谟的与印象相交融的感知，无不是这种理论的初级表现形式。细思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初衷，即是用确定的语言和逻辑去言说可言说的东西，语言和逻辑不可言及之物，我们必须对它保持沉默或对其终止判断，这是现代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所共同认可的。黑格尔提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事实也在于表明偶然的历史事件除非被逻辑化，否则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胡塞尔在其晚年探讨“生活世界”理论之前，其意向性理论、先验主体的构造理论，以及其“共现”理论，无不是在探讨这种与传统理性相一致的谓词判断的明证性。

最能明显地表现这种谓词判断和逻辑判断意义上的明证性的无过于胡塞尔的“共现”理论，“共现”（Apprasentation），又译“附呈”，“是指对原初无法当下拥有之物的当下化”^[12]。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直观对象的诸因素的感知不可能是完全原初和当下化的，我们所能当下原初感知到的只是这个整体对象诸因素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对象中诸因素的其他部分则是通过记忆或前瞻而被主体所意向性建构出来的。“在外感知和物体‘对象’的相互关系中，包含着本真被感知之物与未被本真感知之物的区别。”^[13]感知是当下的原本意识和非直接当下的共同意识的结合，例如我只看到桌子面对着我的一个面，而桌子的背面和其他的面以及其他性质是不可能与桌子的正面同时当下化地被我所感知的，而当我转到桌子的背面时，其正面又不能被当下感知了。所以我们能当下感知到的只是作为整体对象的桌子的诸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但在我的意识中所直观呈现的却不是这一个或几个感性材料因素而是一个整体的桌子，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直观对象的桌子不是被当下原初给予的而是被先验主体的意识所意向性构造出来的。我们将意识中的记忆或前瞻当下化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直观对象，“感知是一种真实的展示（它使被展示之物在原本展示的基础上直观化）与空泛的指示（它指明可能的新感知）之间的混合”^[14]。空泛的意指可以不断地得到充实，正是这种意指和充实的结合而构成了谓述判断的直观明证性，因此“每一个感知都隐含地伴随着一个完整的感知系统”^[15]。即使是“原本经验”的“体现”，即直接呈现，也都被进行了首次的主动综合^[16]。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胡塞尔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是一个现代主体主义理性大师。但胡塞尔并没有止步于康德，也没有止步于现代理性。胡塞尔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详述了传统而不止步于传统，他详尽地探讨了谓述判断却没有止步于这种康德主义的谓述判断的明证性。他进一步地考察了一种前逻辑的前谓述判断自明性的可能性。

胡塞尔直到其晚期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及《经验与判断》中才开始着重探讨和关注前谓述判断自明性问题，这是与他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关注相一致的。从执着于主题化的先验意识到关注非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从逻辑意识追溯到前逻辑领域，不能不说是胡塞尔思想焦点的又一次转移，这种转移可以说是现代逻辑理性向后现代前逻辑潜意识转移的一个例证。但胡塞尔这种晚期思想的转变在其早期的和一贯的思想脉络中也能找到隐蔽的迹象。胡塞尔现象学的逻辑开端可以说是现象学的悬置，试图通过这种悬置而达到“面对实事本身”的现象学直观，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胡塞尔试图超越传统思维定式而追求一种原初的被给予物的初衷。他晚年通过对非主题化的原初生活世界经验的探索而对主体的逻辑统摄的绝对权威性进行了质疑，他认为前谓述判断的明证性是指“形式逻辑并不探讨”的“涉及到对象的预先被给予性条件”^[17]。这是对最原初的、尚对理想化还一无所知的经验明证性的回溯，这是“对那些属于最终原始的、尚不精密的、尚未从数学—物理学上被理想化的明证性领域的意见进行辩护”^[18]。他认为这种先于一切逻辑作用而被预先给定的经验明证性是谓述明证性的最终基础。但我们所获取的经验世界是作为已经混有了我们或他人的逻辑判断和价值评判的世界而被给予我们的，剔除混杂在纯粹经验明证性中的传统的和实体的谓述判断而直观被给予的实事本身，是胡塞尔早期思想中的现象学悬置和晚期思想中的返回生活世界的共同旨趣，但现象学悬置并没有悬置先验主体自身，而且先验主体恰恰是其进行思维的逻辑支点，而返回生活世界确实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胡塞尔试图突破一切思维起点和思维定式而直观纯粹经验本身的意图，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一种后现代思维。但如同电脑难以反思其程序一样，人们要彻底地排除自己赖以思维的一切前提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像我们必须要借助于一个阿基米德点才能撬动地球一样，我们要撬动这个阿基米德点我们必须有另外一个阿基米德点，因此我们在思维中总是有一个前提是不能被反思和悬置的，这也是在我看来纯粹的后现代不具有可能性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胡塞尔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其先验主体主义立场，他所努力抨击和突破的只是近代物理客观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思维定式。因此，纯粹的前谓述的经验明证性是一个纯后现代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