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自明性

第三节　生活世界与自明性

用无中介的直观取代概念的推论和玄虚的思辨，悬置各种成见和前概念，追求绝对公正的中性观察和直观描述是胡塞尔自始至终的根本立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直观自明性的可能性也就成为现象学的可能性。而胡塞尔从《观念》Ⅰ起，由追求绝对被直观给予的自在观念而走向康德式的先验主体构造，在先验主体的意向性构造前提下谈论对象的被给予可能性，这种先验主体倾向几乎被胡塞尔坚持到最后。因此胡塞尔的自明性基本上是一种谓述自明性，即一种被先验主体的内在时间构造和逻辑统摄能力加工整理过的自明性，现象学的直观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纯粹经验材料的自在地被给予，而是这些经验材料在先验主体的预期视域、意向模式以及内在时间的统一性中被选取、被组合和被补充，直观的对象惟有在这种主体的整合功能和经验材料的交织互补中才成为可能，这正是康德所谓的“知性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而这种在先验主体的逻辑构造功能基础上得以可能的自明性很难说是一种无前提的绝对直观自明性。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意识到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明性应该是突破任何主体的理想化目的化的前谓述的、生活世界中的经验绝对被给予的自明性，一种所有谓述明证性最终的基础——纯粹经验的前谓述自明性。“一切谓词明证性最终都应当基于经验明证性之上。澄清谓词判断之起源、证明这一基础关系以及追踪前谓词明证性从经验明证性中的产生，这一课题在一旦澄清了经验的本质之后便表现为这样一个课题，即回溯到世界，看它作为一切单个经验的无所不包的基础、作为经验世界，是如何直接地、先于一切逻辑作用地被预先给定的。回溯到经验世界就是回溯到生活世界。”^[13]如前所述，胡塞尔关注到了一个前谓述的生活世界但其先验现象学方法并不能提供给他一种现实描述交往对话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因而基于先验主体性立场的胡塞尔不可能真正地进入一种真正现实的前谓述自明性之中，它的明证性只能是主体参与的谓述明证性。

存在主义使哲学的对象由先验意识转向了个人当下的生存体验，这种生存体验的直接感受性在很大意义上具有个人性的特征，尽管个人是处于与他人和他物共在的“在世”结构中，而这种共在却体现为一种“忧”和“烦”，是一种本真自我的“沉沦”状态。因此存在主义的生活世界以及建立在这种生活世界基础上的直观明证性主要是私人性的和当下性的。生活世界一旦被完全现实化，它往往也就同时会相对于生存主体的个人历史境遇性而完全相对化，但生活世界不仅仅是相对的、私人性的，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在交流共处基础上的同一性世界。而只有哈贝马斯才把交往和关系现实化，认为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对话交往中，在历史性的相互解释中的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现实的东西，因而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才是真正主体间的公共的世界。如果我们排除了先验的设定而把生活世界理解为自明性的现实基础，那么倘若生活世界只是个人的和相对的，自明性也就只能是个人的和相对的，自明性就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不同生存境遇和不同生存经历的人各自拥有自己的自明性，而作为知识的绝对起点，也就是作为一种对话前提和终极标准的先验自明性原则也就相应丧失了，文化不可避免地陷入彼此无法对话和进行比较的相对主义。而交往共生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共同生存境遇和生存历史基础之上的原初自明性领域。也只有基于这种共生交往境遇的原初自明性领域才使先验自明性的绝对性和境遇自明性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得到一个较为妥当的解答。一个作为绝对前提的先验自明性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存在一个竖立于公共生活世界基础上的公共自明性领域对人类文化和生活都是有必要的。而以概念推理和思辨为特征的哲学恰恰最容易因为缺乏这种公共自明性领域而各自陷入孤僻和怪诞。文学、音乐、美术正是由于拥有这个相对于一般大众的公共自明性领域而在现代生活中处境优于哲学，科学理论虽然极其专业而复杂，但抽象的科学理论可以通过技术发明而转换为原初的公共自明性。现代生活中各种政治和社会专业程序日益远离普通大众的原初生活世界的自明性，这些专业化程序能否返回生活世界而向一般大众透明化和直观化，也是关乎社会进步和公正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法律上的陪审团制度，政治上的透明度要求，都体现了对公共生活世界和相应的公共自明性领域的追求。

【注释】

[1]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93页。

[2]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p.130，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

[3]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p.69，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

[4]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8页。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6]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9页。

[7]参见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中译者前言，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8]Cf.Landgrebe：Life－World and the Historicity of Human Exisence，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p.168，Melbourne and Henley，1984.

[9]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p.166，Northwestren University Press，1970.

[10]参见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11]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2]参见W.奥斯维特：《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13]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