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

第三节　胡塞尔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含义如此模糊乃至于混乱的概念，严格地说只有“后现代思潮”而无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很难说是一个主义，我们在此权且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很不严格的用语。提起后现代主义，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文艺批评理论、精神病学和女权运动而不是哲学理论，以致于严肃的哲学家几乎拒绝使用这一术语。

我是在“后主体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因为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也是一个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无论后现代主义是彻底地反叛现代主义还是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而现代主义和主体主义即使在意义上不能完全替换使用，至少在时间意义上是可以叠合的。现代性的激进的主体个人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价值意识上的普遍必然的终极性寻求，恰恰是主体主义的理论基石。解构一元主体而代之以多元性，消解同一性而代之以差异性，放弃必然的终极理性而代之以或然的境遇合理性等等，这种“主体性的黄昏”时代也就是“现代性没落”的时代。因而我把参与这场消解现代主体中心一元理性的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以至于某种意义上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列入了后现代主义阵营。有人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在对抗后现代性^[47]，这样则把后现代主义完全看成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彻底反叛的对立极，而后主体主义哲学则成了一个由现代性向后现代过渡的阶段。这样理解，后现代主义就成了一种哲学上的空白点，使用逻辑和语言方式谈话的哲学根本就无法去谈论和定义后现代主义。而在后主体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后现代主义则使从哲学上谈论后现代主义，无论是摧毁性还是建设性的，成为可能。

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进行了反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形而上学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传统根基，形而上学传统在古代哲学中以实体主义的方式，在现代哲学中则以主体主义的方式而存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从一开始在编纂亚里士多德作品时就含有超越感性直观性，超越可感知的有形自然之学的含义。这种形而上学传统以一种异世的、彼岸的、超验的、永恒的、绝对理性的方式成为支撑着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脊梁，严格传统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乃是指metaphysics而不是知识学意义上的philosophy。

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特性是超越可感的直接经验世界的流变性、差异性和有限性，在这种千变万化的直接经验背后寻求一种永恒的绝对同一性，以之作为流变世界的终极基础。这种终极基础是一元的、永恒的、绝对普遍必然的，在古希腊哲学中，它是始基，在中世纪，它是上帝，在现代哲学中，它是作为认识和价值的绝对基础——一元主体。因此超验性与绝对同一性是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特征。

而现象学运动的主体间性探讨在这一点上已经偏离了形而上学传统，这一偏离自胡塞尔晚期思想就已经开始了。经过海德格尔的“共在”，萨特的“互视”到伽达默尔的对话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传统形而上学终极一元的、普遍必然的理性基础已被相对的、多元的境遇合理性所取代。追求绝对性、必然性的雄心被主体间的对话妥协所消融，超验的终极理想被当下性世俗性所淡化。而主体间性又与世俗性相互推理，互为条件，抽空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超验性与终极一元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主体间性后来被进一步表述为个体间性（interindividuality），它与世俗性已成为后现代的基础性论题。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早期因素在现象学运动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思想中就已潜存着，而且越来越明显。现象学拒绝在现象背后看到什么非现象的本质，已经有排斥形而上学终极实体的倾向。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仍然是非事实经验的先验物，而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现象则越来越当下化，感性化了。伴随着这种当下化和感性化，现象由先验主体的反思中走进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自我的独白也就自然地转变成了主体间的对话，这种趋势在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用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取代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胡塞尔一直试图把现象学建构成严格科学的哲学，使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成为一种中性的无偏见的绝对普遍的方法，这种方法自我标榜为无前提性、无预设性的公正描述。在本质现象学时期，这种无前提、无预设的公正描述自然地具有排斥主观性以及同一主体，追求意识对象的绝对自身呈现的倾向。在转向康德式的先验唯心论之后，现象学偏重于意识对象的被构造、偏重于主体作为现象世界之源头而不是再单单强调意识对象的本质性和客观性的自我呈现。在这种康德式的主体自我构造对象世界的理论中，如何保证一种无前提、无预设公正描述就成了一道难题，因为康德的认识论本身是以认识的有条件性为前提的。因此胡塞尔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保证现象学开端的绝对无预设性的描述方法，他毋宁是最终以康德的方式、以保证认识前提亦即认识主体的先验性普遍性结构的方式来保证认识的普遍性，当然胡塞尔将康德的先验认知结构的共时性特征消融在先验主体的内在时间里的自我生成之中了，所以认为认识的有无前提性是现象学与解释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是不正确的。其根本区别毋宁是现象学把这种前提认作是一种普遍的先验结构，而解释学将其理解为一种相对的文化生成意义上的“成见”。

“成见”是文化生成意义上的，是包括个人生命体验的、社会文化交往的一种历史性的“视域”，这种视域本身是传统的不断“叠加”和“积淀”而成，而且它将继续不断地在与其他“视域”的“融合”过程之中自我更新，因此认识、理解本身是一个无限开放、无限发展的过程。终极的、绝对的先验性被彻底抛弃了，而代之以有限的相对的事实性的人的存在与理解。伽达默尔认为“人类此在是一次性的、有限的和历史的，它实际不愿被看作是一个爱多斯的事例，而想作为最实在的事物而得到承认”^[48]。

人的存在由先验性下降到一种事实性的有限层面，其自我中心的一元反思认识方式也就相应转化为多元的交流对话。传统的规则理性、理论理性被重新解释了的苏格拉底的对话理性和亚里士多德提及过的实践理性所取代。文本的意义（不仅仅指文字意义上的文本）再不是独立自足的和自我封闭的，而是需要在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文本的意义也包含着阅读者、对话者的理解，它在不断地被重新理解重新阐释中得到丰富和完善，因此一个终极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历史性的、境遇性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reason被相对意义的rationality所淡化。理解和对话使一个既不是对话这一方的，也不是对话那一方的全新的意义出现，因此对话不是一方驳倒另一方，一方说服另一方，而是一种境遇理性的生成过程^[49]。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意识哲学更明显地转向一种非课题性的“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研究，由纯粹的意识反思走向社会实践的探索。哈贝马斯明确认为形而上学意义的普遍必然理性的互解势在必然，在他那里，“理性（Vernun－ft）的力量已经被削弱成为一种合理性（Rationalitaet）的特性”^[50]。

哈贝马斯将主体主义哲学的纯认知的主体改造成了一个交往活动的生活实践的主体，这种实践主体已经具有一种交互性和社会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接近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哈贝马斯批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萨特用一个设定的孤独自我或此在，交互主体性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51]。

哈贝马斯重视胡塞尔晚期思想中的“生活世界”理论，将其改造光大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理论，并将其与主体间性和语言学联系起来研究，事实上是哈贝马斯使“生活世界”理论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理论热点。

但哈贝马斯认为“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是一种从认识论那里借来的构造世界的设想……社会理论必须从开端上就摆脱认识构造的理论，从语用学这个薄弱环节突破，语用学天生就与那些通过语言中介的交互行为有关。因此，‘生活世界’应当作为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被引进”^[52]。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起点不是笛卡尔和胡塞尔的意识层面的“我思”，而是本原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日常意见和行为实践的奠基性层次，这个层次被形而上学思维斥之为虚妄不真，胡塞尔注意到其奠基性作用但却最终只将其理解为达到先验现象学的一条通道，而哈贝马斯则将其作为哲学的真正的阿基米德点。哈贝马斯十分强调生活世界的非课题性、前反思性和直观性，生活世界是作为理性的发源地，而不是相反，作为理性的构造物和引申物。因此生活世界不是一元主体反思的产物，而是一开始就作为社会交往、语言实践的领地，这也是胡塞尔作为主体视域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引申，哈贝马斯把哲学由玄思引向社会实践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之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玄思的消失，哲学渐渐也消失在社会学的实证考察和分析之中。

如果不能完全将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断定为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思想中用相对主义取代绝对主体、消解主体，把哲学由主体思辨引向社会交往实践的后现代倾向却是明显和举世公认的。

这种后现代主义倾向中较为突出的还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他用差异性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整体同一性，用主体不在场的书写取代了主体意向性的言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把哲学从理性意识领域扩充到精神病学、犯罪学等领域，继尼采的“上帝死了”后，他提出“人的死亡”的学说，认为知识－权力，主体－统治，同一－排他相互蕴含。此外还有罗蒂对笛卡尔主义的镜式理论和基础主义的批评，等等。

后现代主义是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和补充，时时把现代主义作为自己言谈的对立面和参照前景，其自身并未形成一个独立而系统的理论体系，重于摧毁而疏于建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对传统的共同攻击多于相互之间的理论关注，因此极难在后现代主义的纷繁理论之间清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发展线索，而且后现代理论本身就要求作者退出文本，反对用逻辑主线去裁剪材料，但“主体性的黄昏”的主导趋势还是清晰可见的。当然这种“黄昏”（twilight）仅仅意味着现代一元主体从唯我独尊的至高地位下降到了与他物平等对话的地位，而不是彻底地消亡了，如果它彻底地消亡掉了，后现代的多元性和“本体论平等”的主张也就无法成立了。而且绝对取消主体，言谈、知识，包括统一的时间、空间概念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