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第一节　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谈到“文明”（civilization）一词，首先需要简略地谈一谈这个词与“文化”一词的区别和联系，因为这两个词的含义十分近似，但也有些区别。上面提到，从广义上讲，“文化”一词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那种用以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以及通过这种能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这种广义而言，“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的含义可以说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往往被当做同义词交替使用，不作严格区分。不过，有些人也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对它们作些区分，用“文明”一词指那些处于较高水平的文化，例如，用“文明国家”指那些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创造出较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国家，用“文明人”指那些达到较高文化水平、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的人。这样一来，与“文化”一词的一般用法不同，“文明”一词被作为一个用以表示一个国家、民族、群体或者个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方面所达到的阶段或状态的标志。

“文化”和“文明”两词的这种区分，在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得到一种特殊的解释。他在此书中把“文明”看做文化的一个有机的、逻辑的后果，看做文化的完成和终结。他说：“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在这部著作中，头一次在周期的意义上把这两个词用于表示一种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连续，而在以前，人们用这两个词表达一种不明确的、或多或少是伦理的区别。文明是文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1]

斯宾格勒按照他的文化形态学理论，把世界历史看做由许多个独立的文化单元组成，这些文化单元包括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等等。每种文化都是一种像植物那样的有机体，按照自然发展规律经历各自的发生（前文化）、发展（文化）和衰落（文明）的过程，也可以说，都要经历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周而复始。就西方文化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按照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所说的“西方文化”，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文化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而是指10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另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与他所说的西方文化没有继承关系。按照他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西方文化开始于10世纪的法兰克时期，这是西方文化的前文化时期。10～16世纪的哥特时期是它的文化早期，此时它处于文化生命力充沛的春季和夏季。16～19世纪的巴罗克时期是它的文化晚期，此时它处于成熟阶段的秋季。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西方文化向文明时期过渡的阶段。19世纪初进入文明时期，即进入衰落时期，像处于冬季的植物那样。在文明时期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压倒农业和手工业，城市统治乡村，政治屈服于经济，文学和艺术受到全面控制，不能自由发展，人性遭到歪曲和摧残，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受到压抑和损害，人与自然日益分离，整个西方文化处于没落状态，因此他把自己的这部代表作称为《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与维特根斯坦是同时代人，仅比维特根斯坦年长九岁。维特根斯坦明确地把斯宾格勒列入对他的思想发展发生过影响的人物之一。1931年，他对自己的思想渊源作过这样的陈述：“我认为在我关于我进行思考只不过是进行复制的想法中含有某些真理。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思想，我的思想总是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我只不过立即满怀热情地抓住它，把它运用于我的阐释工作。博尔茨曼、赫茨、叔本华、弗雷格、罗素、克劳斯、卢斯、威林格、斯宾格勒、斯拉法就是这样地对我发生影响的。”（v.11，p.27）他在《文化与价值》一书中多次提到斯宾格勒，并对他的某些观点作出赞同或者批评的评论。

在文化问题上，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正面评论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也没有明确提到斯宾格勒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的特殊区别，但他显然赞同斯宾格勒关于19世纪及其以前的西方文化优越于19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这一基本观点。维特根斯坦没有对“文化”这个概念下什么定义，不过他指出：“文化是一个集团的规章，或者至少是以这种规章为前提。”（v.11，p.113）斯宾格勒强调在文明时期的西方社会中，人与自然、上帝以及一切崇高之物日益分离。维特根斯坦赞同这种看法，他说：“奇怪的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文明——房屋、街道、汽车等等——使人与它的本质，与崇高之物和永恒之物等等分离开来。在我们看来，仿佛我们的文明环境以及其中的树木、植物都被随便地包裹在玻璃纸之内，仿佛与一切伟大之物、与上帝隔离开来。这是一幅强加于我们的奇怪图画。”（v.11，p.69）

在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斯宾格勒对19世纪初期以前的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都怀有赞赏与怀旧的心情。与此相似，维特根斯坦也明确表示他倾向于舒曼（R.Schumann，1810～1856）那个时代的西方文明，而对19世纪末叶之后的西方文明，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文明则持批判态度。1929年，他明确表示：“我经常思考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也就是说，它是现时代的，还是来自舒曼的那个时代。在我看来，它至少是那种观念的延续，尽管它不是当时实际上发生的那种延续。这样一来，便把19世纪下半叶排除掉了。我必须说，这纯粹是一种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沉思的结果。”（v.11，p.5）

1930年，维特根斯坦在他为自己的《哲学评论》一书写的一篇前言的初稿中，明确表示他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抵触情绪。他声明：“这本书是为那些对贯穿于本书中的精神持友好态度的读者写的。我相信这种精神不同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它们的文明的精神明显地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建筑、音乐之中，体现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这种精神与作者的精神格格不入，志趣相反。”（v.11，p.10）他又说：“事实上，我仍然不同情欧洲文明的主流，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因此，我给分布在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朋友们写出这些话。”（v.11，p.11）对于这本书的精神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他明确表示：“在我看来，这本书与欧洲和美国的那种不断发展的文明毫无联系。也许这种文明是这种精神赖以产生的必要环境，然而它们的目标不同。”（v.11，p.12）

在上述那篇前言的初稿中，维特根斯坦还谈到文化和价值的关系，认为一种文化仿佛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给每个成员指定一个位置，每个成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我们可以十分公正地按每个成员对这整个组织作出的贡献来衡量每个成员的力量。然而，在没有文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力量被分割开来，个人的力量被消耗在对付敌对力量和克服摩擦阻力之中，以致未能在个人所经历的路程中表现出来。在文化的时代里，人们为同一个伟大目标效力，而在没有文化的时代里，人们往往致力于追求某些私人目标。不过，他仍然认为，“文化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人的价值的消失，它只不过意味着这种价值赖以得到表现的某些手段的消失”（v.11，p.11）。

维特根斯坦还分析了什么是文明的特征。有人认为我们的文明以“进步”这个词为特征，他则认为进步是文明的形态，而不是文明赖以取得进步的那种特征。文明的特征在于构造，即构造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有人认为甚至明确性也只是一种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它的目的本身。他则认为，明确性、清晰性就是目的本身。他说：“我对建造一座大厦毫无兴趣，而有志于获得一种关于这座可能的大厦的基础的清晰认识。”（同上）

其后，在许多不同的场合，维特根斯坦反复声明他的思想不同于现代欧洲和美国的那种主流精神，强调他的著作不是为那些持这种主流精神的读者写的。例如，1931年，他再次声明：“如果说我的书是为一小群人（如果能够称之为一群）写的，这并不意味着按照我的理解这一群人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的确是我所关注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而是因为他们构成我的文化域，仿佛是我的同胞，其他人对我而言则是陌生的）。”（v.11，p.15）

斯宾格勒在他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中，提出“原型”（Urbild）这个概念，认为原型表现出每一种伟大文化（例如，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等等）的特征，构成每种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它的数学、建筑、宗教、社会政治制度等等）之间的联系。维特根斯坦在谈到斯宾格勒的这个概念时作了这样的评论：“如果斯宾格勒这样说就更好理解，我把不同的文化时代与家庭生活相比较；一个家庭内部有家族相似之处，尽管在不同家庭的成员之间也有相似之处。家族相似在这些或那些方面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相似。”（v.11，p.21）维特根斯坦认为，斯宾格勒所列举的各种文化单元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正如家庭成员之间尽管各不相同，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那样。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斯宾格勒的“原型”概念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至于这种联系是否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宾格勒的“原型”概念的启发，维特根斯坦的门生和密友冯·赖特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能肯定地说，维特根斯坦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中意指斯宾格勒曾经影响他对生活的看法，毋宁说，斯宾格勒的著作加强和促进了他清楚地形成他自己的观点。这种实际影响似乎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观点有关，的确与他的后期哲学中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策略（manoeuvre）有关，这就是‘家族相似’这个概念。”^[2]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一种文化中的各种不同的表现（科学、宗教、道德、政治制度等等）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旦这种文化进入其衰落时期，其中各种表现之间的联系便逐渐松弛，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文化繁荣时期，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为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奋斗，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文化衰落时期，人们不再为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奋斗，而是各自为阵，相互争斗，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至于原型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将把与所观察的原型相符合的一切事物，赋予我们所观察的那个对象。可是，有些人把原型与对象混为一谈，以致他们独断地把那些只能为原型所具有的特征赋予对象。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这种观察仅仅在个别场合下才是正确的，那它就不具有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普遍性。维特根斯坦却认为：“原型恰恰应当清晰地显示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它就表现出全部观察的特征，规定了观察的方式。这种观察便处于焦点之上，它的普遍效力立足于它规定了观察的方式这个事实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一切仅仅适用于原型的事物也适用于所有被观察的对象这种说法之上。”（v.11，p.21）

斯宾格勒和维特根斯坦两人都对19～20世纪的欧洲文明状况持悲观态度，不过，在这个方面，他们既有相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一致之处。例如，在对俄罗斯文化的看法上，与斯宾格勒相一致，维特根斯坦也没有把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列入当时的欧洲文明之列。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代表的那种俄罗斯文化不同于当时处于没落时期的欧洲文明。他在1935年去苏联访问，部分原因就是企图在那里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代表的那种俄罗斯文化，结果失望而返。另一方面，与斯宾格勒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现代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是一致的，它们都片面崇尚科学技术，轻视人生意义，属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

在谈到西方文化中对犹太人的评价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它们之间没有思想继承关系。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西方文化中对犹太人的评价时也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人们经常用一些不适宜于犹太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许多人清楚地知道，希腊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不是专业运动员，与西方的任何专业不相对应。就犹太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v.11，p.23）他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往往用一些不适当的标准去衡量犹太人，有时对他们评价过高，有时又评价过低。他认为斯宾格勒没有把威林格这位属于犹太血统的思想家划入西方思想家或哲学家之列，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作出大胆的概括和预测。与斯宾格勒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不能对未来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作出可靠的预测，而仅仅对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化怀有一种深切的留恋。在他看来，未来像变幻无常的云彩那样，是无法预测的。他说：“你不可能建造云彩，这就是你梦想的未来决不是真实的原因。”（v.11，p.57）他对此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当人们对未来进行预测时，总以为世界沿着我们看见它目前行进的那个方向行进下去就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其实，世界所走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它的方向经常变换。有些人预测下一代人将研究某些问题，并加以解决。他则认为“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一种谅解自己未能完成自己本应完成的工作的方式。”（v.11，p.35）正如父亲往往希望自己的儿子将完成他自己未竟的事业，可是，儿子长大成人后会碰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兴趣，进行新的工作，很可能不会继续完成他的父亲未竟的事业。

维特根斯坦承认，他没有把整个西方文化作为史诗加以体验和描绘，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贝多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歌德曾经考虑或处理过这些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哲学家处理过这些问题（也许尼采附带涉及过）。他说：“就西方哲学而言，也许这些问题已经消失，这就是说，在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把这种文化的进展作为史诗加以体验和描绘。或者，更准确一些说，这种文化已不再是史诗，或者仅仅对某些从外部观察它的人来说它才是史诗；贝多芬或许预见到这一点（像斯宾格勒曾经暗示过的那样）。”（v.11，p.14）他认为一种文明必定预先有它的史诗诗人，一个人不可能在他自己死亡之时报道自己的死亡，而只能以预想或预测的方式加以描述，同样也可以说，如果你想看到对整个文化的史诗般的描绘，你就必须阅读这种文化的最伟大人物的著作，即阅读对这种文化的衰落可能作出预测的那个时期里写出的著作，只能用一种隐晦的、只为少数人理解的预言性语言加以描绘。也许，在这里，他似乎把斯宾格勒的那本颇为晦涩难解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也包括在这类预言式著作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