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

从不大严格的意义上讲，可以说西方哲学家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已着手研究意义问题，并试图通过分析表达式的意义来澄清思想。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已谈到一般概念（共相）的实在性问题，认为一个普通名词（例如，“树”）或形容词（例如，“绿的”）之所以能够在同一意义上用于许多不同的个别事物，是由于存在着由这些词所命名的实体。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事物的“本质”问题，把本质和偶性区别开来，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规定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的内涵。他关于词代表词所指的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观点，成为现代的指称论，特别是内涵论的先驱。在中世纪，唯名论的重要代表阿伯拉尔（P．Abailardus）从个别高于一般这个基本论点出发，认为专名（“苏格拉底”）指的是苏格拉底这个人，而通名（“人”）则没有一个同样明确的对象与之相对应，只不过是代表一个类的名称或记号。在近代，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他的四种幻象的理论，其中的“市场幻象”就是指由于各人对语言文字的意义理解不同而引起的误解。霍布斯提出名称所指理论，认为我们是依靠现象的特征（“标志”）来记忆现象，同时又是通过记号来使别人回忆起这种现象，“标志”和“记号”的统一就是“词”（“名称”）。洛克是“观念论”的意义论的创始人，他认为有意义的词所指示的不是事物，而是作为精神实体的观念。休谟也持类似的观点。到19世纪，密尔（J．S．Mill）提出外延和内涵的理论，认为绝大部分词和词组既起指示（外延）的作用，又起包摄（内涵）的作用，不过专名只起指示而不起包摄的作用。布伦塔诺（F．Brentano）首先提出“意向性”的理论，认为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即指向一个所意向的对象。他的门徒迈农（A．Meinong）把这一理论加以发展，提出他的“对象”理论，认为思想所意向的任何事物都是对象。以上这些理论对20世纪形成的严格意义的语言哲学，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尽管从古代到近代，西方哲学家已对语言哲学进行了这么多的研究，但现代的西方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仍然认为语言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以往这些哲学家虽然力求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避免因用语不当或理解不同而产生误解和混乱，或者力求清楚地阐明他们所用的哲学术语的意义，但是，不论他们多么重视语言的使用，他们始终认为语言不过是表达思想和交流知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但在现代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和交流知识的手段，而且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因为他们认为哲学问题产生于哲学家们滥用或误用语言，只要通过语言分析纠正了对语言的滥用或误用，就能促使哲学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在对语言研究的看法上的这个重大转变，正是到20世纪初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的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在20世纪初建立的严格意义的语言哲学，是与当时发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紧密相连的。他们认为，“语言转向”标志着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他们看来，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侧重于研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讨世界由以构成的最终成分。例如，泰勒斯所说的“水”，阿那克西曼德所说的“无限”，阿拉克西美尼所说的“气”，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原子”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本源、现象后面的本质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因此本体论成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中心。到近代，从笛卡儿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来源，也就是认识究竟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等。这种转变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又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哲学阶段，对语言的研究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许多哲学家已认识到，哲学问题不过是关于哲学语言的意义问题。哲学研究之所以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离开认识来讨论存在是收不到成效的；而哲学研究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则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或者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楚哲学语言的意义，而研究哲学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

现代语言哲学家还认为，这种语言转向也与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在当时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连。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数理逻辑得到了迅速发展。布尔（G．Boole）在19世纪中叶建立了逻辑代数，弗雷格（G．Frege）在19世纪末建立了命题演算和狭谓词演算”，罗素（B．Russell）和怀特海（A．N．Whitehead）在20世纪初又加以发展，完成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到20世纪30年代，哥德尔（K．G9del）证明了逻辑谓词演算公理的完全性和算术系统的不完全性。所有这些成就使逻辑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数理逻辑借助于形式化的逻辑语言和逻辑演算来处理形式逻辑中的问题，这有助于对问题作高度精确的表述，避免自然语言表述中的不确切和逻辑上的不严密。现代语言哲学家认为，数理逻辑的发展为以新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并且形成了某种新的方法论格式，这种方法论格式就是“分析”（analysis）。

数理逻辑在哲学中的运用，促使许多哲学家、主要是分析哲学家改变了对哲学的性质、任务和对象的传统看法。弗雷格首先把研究意义理论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把意义理论看作哲学中唯一的一个部分，其成果不依赖于哲学的其他部分，并且是其他部分的基础。罗素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凡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问题。通过对各种哲学问题进行逻辑分析，就可以看出哪些哲学问题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哪些哲学问题才是具有他所理解的那种含义的逻辑问题。因此他主张把运用数理逻辑对科学命题和感性知觉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看作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语言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即对哲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的活动。石里克（M．Schlick）以及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他们也认为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而是活动的体系，哲学的任务不是获得知识，而是通过对各个专门学科的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分析，以澄清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意义。石里克还把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这种新看法称为“哲学中的变革”。日常语言学派不强调逻辑分析而强调概念分析，特别是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对某些与认识有关的词、短语或语句的细致分析。奥斯汀（J．Austin）宣称，对日常语言的这种研究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赖尔（G．Ryle）认为他们的这种语言分析方法在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概括说来，所谓“语言转向”就是在哲学中把语言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在他们看来，语言是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逻辑分析或概念分析这两种语言分析方法是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的意义，哲学的性质就在于它不是理论，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澄清语词和语句意义的活动。正是由于他们对哲学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的看法都发生了这些重大转变，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语言哲学成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们的论著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属于这个领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

分析哲学家之所以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十分重视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具体说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本体论方面来看，有一部分分析哲学家试图从探讨语言的结构去了解世界的结构，这种观点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认为，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是严格对应的：专名与个体相对应，命题与事实相对应，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对应，存在命题与存在事实相对应，如此等等。通过把复杂的命题分解为基本命题，例如把分子命题分解为原子命题，进而对原子命题进行逻辑分析，通过确定它是否真实来确定它所表述的事实是否成立。如果原子命题是真的，原子事实就存在，如果原子命题是假的，原子事实就不存在。原子命题的真值的可能性表示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对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卡尔纳普（R．Carnap）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就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写成的。不过，后来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不再像罗素等人那样重视从语言的结构中去了解世界的结构，而更多地强调逻辑分析或概念分析在认识论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认识论方面，绝大部分分析哲学家都强调，要清除哲学中的混乱，解决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必须从研究语言着手，弄清楚词和语句，或者概念和命题的意义。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一致认为日常语言十分不完善，它的概念含混不清，它的语句也很不严密，种种哲学混乱正是由此产生的。因此，他们主张批判和改造自然语言，建立精密完善的理想语言或人工语言，这是理想语言学派的基本观点。日常语言学派同样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语言混乱，要清除哲学混乱必须从研究语言、排除语言混乱着手，但他们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丰富的，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哲学混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哲学家们不了解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大大地加以简化，违背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因此，只要我们弄清楚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按照正确用法使用日常语言，就能排除哲学混乱，而不需要建立人工语言。可以看出，尽管这两大派在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看法上有所分歧，但它们一致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语言混乱，要清除哲学混乱就必须从研究语言、清除语言混乱着手。因此，语言哲学成为理想语言学派和自然语言学派始终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方语言哲学家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在语言哲学研究的着重点、手段，方法等方面有一些发展和变化。粗略说来，有这样一些趋势值得注意。一、在对哲学任务的看法上，早期的语言哲学家如罗素等人虽然把哲学研究归结为对哲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但他们仍然认为研究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因此在他们的哲学研究中仍包含有相当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后来，逻辑实证主义者强调反形而上学，把本体论问题排除于哲学研究领域之外。日常语言学派尽管对形而上学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但他们致力于研究日常语言本身，也不注意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起，语言哲学家又恢复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并在语言研究中提出了若干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重要论题。二、在语言哲学所使用的研究手段上，从弗雷格，罗素开始到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强调把数理逻辑作为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手段，并在构造人工语言方面花了很大精力。40年代起，日常语言学派则不强调数理逻辑的作用，并对构造人工语言持反对态度。60年代后，语言哲学家虽然不强调人工语言的构造，但仍然把数理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手段，尤其是模态逻辑越来越受到重视。三、在语言哲学研究的着重点上，语言哲学家在20年代和30年代侧重于语形学的研究，即注意研究语言的逻辑句法。40年代后，语义学研究在语言哲学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60年代起，语用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四、在语言哲学的哲学基础方面，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经验论占据主导地位，最近二三十年来唯理论的影响日益上升，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康德的先验论在一部分语言哲学家中颇受重视，乔姆斯基（N．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就是建立在唯理论的哲学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