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的基本发展线索

第一节　美国哲学的基本发展线索

哲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受其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因此，哲学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但绝不是封闭在“象牙之塔”中孤立地发展的。美国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发展与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美国宗教的演变以及美国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联系。这里仅从这三个方面对美国哲学的发展线索作些考察。

一、美国哲学的发展与每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密切相联，这种联系在社会动荡或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殖民时期，北美的经济处于创业阶段，哲学在那里也处于萌芽阶段。独立战争时期，与当时动荡的革命形势相适应，政治哲学在美国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上升到首要地位。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动员民众、组织军队、夺取战争胜利、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这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动员民众和指导革命的政治哲学。杰弗逊、佩因等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他们提出“服从自然法则”、“保卫自然权利”作为动员民众献身革命的战斗口号，把“实现共和主义”看作独立战争的政治目标。建国以后，政治哲学家的注意力转向联邦的权限问题、联邦政府的结构问题、选举制度问题、工农业政策问题等等。以华盛顿等人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与以杰弗逊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围绕着联邦制或邦联制问题的争论，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在工农业保护政策问题上的争论，亚当斯和泰勒在权利平等问题上的争论，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出现一次重大转向，这就是从18世纪下半叶较为激进的“理性时期”转向19世纪上半叶偏于保守的时期。在理性时期，人们普遍崇尚理性、民主和自由，要求公民权利受到保护，要求在政治生活中贯彻民主原则。建国以后，人们不再继续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甚至对群众运动产生反感和畏惧情绪。这种政治上的保守情绪在南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当时一些有名的政治哲学家泰勒、塔克、迪尤、斯蒂芬斯、布莱索、卡尔霍恩等人的著作中，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强调保持现状，不支持民主改革，抨击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传统观念。这种保守倾向在奴隶制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千方百计为奴隶制辩护，宣称奴隶制是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在奴隶制已基本废除的北方，社会政治思想则比较开放。

南北战争后，南方以奴隶主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政治上的保守思想大大削弱，北方以工商业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得到重大发展，美国进入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到19世纪末已成为西方世界中经济强国之一。在此时期的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思潮，它反对政府对企业进行过多干预，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力求使工商业摆脱政府的法令规章的束缚，为自由竞争创造充分条件。

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经济经过迅速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原来为自由资产阶级服务的旧自由主义也转变为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加强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干预，加强对企业经营的监督，举办广泛的福利事业等等。罗斯福的“新政”便以这种新自由主义为其思想基础。在实施新政的那十几年间，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凯因斯、汉森、加尔布雷斯等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成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此相对应，当时在社会哲学中的帕森斯、默顿等社会学家主张的“均衡论”，也是为维护新政服务的。

20世纪中叶，新政遭到反动派的猛烈攻击已停止实施，美国战后繁荣的势头逐渐减弱，国内经济面临许多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所削弱，新保守主义一度活跃起来。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从新自由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贝尔、利普塞特、亨廷顿、兰德等，他们认为凯因斯等人的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美国民主政治的危机，政府对企业的不适当的干预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原来的社会福利政策给政府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坑，国内又爆发两次经济危机，民权运动、社会反战运动以及新左派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下，以马尔库塞、米尔斯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得到重大发展。他们从对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端提出批评，发展到对美国社会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民众有进行反抗的权利，主张采取非暴力行动与现有制度进行斗争。70年代以后，这种激进主义思潮逐渐衰落，保守主义思潮又有所回升。

二、由于宗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此美国哲学的发展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都与宗教的演变保持密切联系。

在殖民时期，清教的神学思想在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当时移居北美这块殖民地上的居民，大多是虔诚的清教徒，少数信奉英国国教或天主教，教会在殖民地居民中拥有巨大影响，居民都有上教堂的义务，不参加教堂礼拜或者信奉异端，在法律上都是犯罪行为。当时创建的高等院校(如哈佛学院、耶鲁学院等)都由宗教团体主办，其宗旨在于维护正统的宗教思想以及教会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在哲学课程中，宗教哲学居于首要地位，神学思想往往与哲学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当时主要哲学家约翰逊、爱德华兹的哲学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宗教信条作论证的。

独立战争时期，清教日趋衰落，自然神论得到巨大发展，成为当时神学和哲学中的一种主导思潮。自然神论是一种理性的宗教，它反对基督教所宣扬的具有人格的上帝及其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而把上帝看作一种作为“世界理性”的、非人格的存在物。富兰克林、杰弗逊、佩因、艾伦、帕尔默等人，是这一时期自然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自然神论思想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城乡居民中间广泛流传。

19世纪上半叶，与当时政治上的保守情绪上升相对应，在宗教哲学中唯一神论也取代了自然神论而上升到主导地位。与自然神论一样，唯一神论也反对传统的三位一体信条；不过，与自然神论不同，唯一神论不是强调人的理性，而是强调人与上帝之间心灵上的直接沟通，不是批判传统宗教中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非理性因素，而是信奉自然神论所批判的“天启”、“奇迹”、“预言”等等传统教义。

19世纪下半叶，新教(基督教)继续在美国宗教中占居主导地位，它有自己的神学体系。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应，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神学”或“神学理性主义”，它在教义的解释上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20世纪初，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神学被“原教旨主义”所取代，后者主张绝对信仰，禁止议论或修改教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到20世纪30年代，又出现了“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流行的“新正统派”神学在美国的翻版。它在教义的解释上，既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也反对过于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而主张回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教义上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在美国居民生活中的影响又有所增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侵朝和侵越战争中相继失利，在“核军备”竞赛中又失去优势甚至转而处于劣势，核战争的阴云使人们处于焦虑不安之中，他们纷纷到宗教中寻找寄托和安慰。而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拒绝从事本体论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这为宗教哲学在这些领域内的发展提供了可趁之机。此外，罗马教廷把传教重点从欧洲转到美国，这也大大促进了天主教在美国的传播，使之成为一个在美国其影响仅次于基督教的宗教组织。新托马斯主义是天主教的官方哲学，这种哲学过去主要研究存在和意识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向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宗教对美国哲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哲学始终在美国哲学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在美国许多哲学流派直接或间接地为神学思想作论证。在殖民时期，约翰逊着重论证上帝的存在与本性，爱德华兹提出一种有神论的宇宙观，强调天启高于理性。在独立战争时期，自然神论成为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以及天启、奇迹、灵魂不死等等教义成为哲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在19世纪，许多哲学家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宗教作论证，例如，先验论者钱宁对唯一神论和奇迹的论证，帕克对上帝与自然宗教的论述，沃尔特提出进化的宗教宇宙论和千年至福论的社会历史观，进化论者菲斯克提出宇宙有神论，绝对唯心主义者罗伊斯对绝对、无限和上帝的论述等等。甚至到科学发达的20世纪，仍出现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流派，如鲍恩、布莱特曼等人倡导的人格主义，怀特海、哈茨霍恩等人倡导的过程哲学，以蒂列希为代表的有神论存在主义等等。

三、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连，相互促进。

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如此，美国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对哲学的推动力量越强。在殖民时期，科尔登作为一名有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深受当时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医学、植物学的成就的影响，牛顿的物理学可以说是他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他也以阐释和发展牛顿的物理学而著称，同时他在医学和植物学领域内也取得重大成就。富兰克林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实验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牛顿学说的忠实信徒，他不仅把牛顿学说运用于他的电学研究，而且把它看作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他在电学理论和电学实践方面的成就使他被人誉为第二个牛顿。

独立战争时期，随着自然科学的传播，原来的宗教蒙昧主义大大削弱，理性和科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相信可以借助于理性的力量实现人生的目标，可以依靠科学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当时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重大发展。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既是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物理学的产物，也是科尔登、富兰克林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继续。例如，普利斯特列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传统，同时汲取了富兰克林的电学理论的成就，提出引力和斥力是物质的重要特征这个新颖的观点。库伯反对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主张精神依赖于物质，感觉、知觉、意愿、思想等心理现象依赖于大脑这种具有高度组织的物质。拉什把唯物主义原理引入医学研究，提出生命不是由于某种神圣的东西注入惰性的物质之中所产生的结果，人的思维能力也不是上帝赐予人们的一种特殊能力等重要观点。

19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在美国的传播，把科学思想引入哲学和社会科学之中，又给美国哲学、社会学和神学以巨大影响。在哲学领域，它引导哲学家们着重从发展的观点观察现实，不再把自然界看作一种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看作一种不断进化的实在，“进化”、“生成”或“生长”这些概念变得比“存在”、“本质”、“结构”这些概念更加重要。在这种影响下，形成了以格雷、赖特、菲斯克等人为代表的美国进化论哲学。在社会学领域内，它促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在神学领域内，它掀起了进化论者与反进化论者围绕着物种进化问题展开的激烈论战，使传统神学的影响有所削弱。

进入20世纪，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对哲学的影响显得特别强烈。这首先表现在数理逻辑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分析哲学这个流派和语言哲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数理逻辑是弗雷格、康托尔、希尔伯特、皮亚诺、罗素等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创立的，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实用主义者都对数理逻辑作过深入研究，它是分析哲学家用以分析哲学命题和科学命题的主要手段，也是语言哲学家赖以从事语言分析的必要工具。其次表现在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这两种理论对经典物理学提出严重挑战，特别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和牛顿力学的运动定律进行了猛烈冲击，否定了经典物理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引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这次科学革命的深切关注。许多分析哲学家，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或者本人就是自然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史家，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有相当造诣或浓厚兴趣的哲学家，他们深受这次科学革命的影响，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在20世纪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科学哲学以及新历史学派科学哲学，也引发了科学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围绕着理论实体等问题展开的激烈论争。再次，表现在计算机科学的蓬勃发展促成了认知科学的兴起，使心智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工智能成为心智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过去对心智的思辨研究中，心灵仿佛是一种不可捉摸、神秘莫测的东西。认知科学则把人和计算机看作两种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把心智活动看作一种依据于一定规则对符号进行的操作，于是引导人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从事心智哲学研究。尽管目前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有许多争论，人工智能派主张计算机也能具有与人同样的思维能力，塞尔、福多尔等哲学家则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具有与人工智能不同的性质，计算机不能完全具有与人同样的思维能力，但可以肯定地说，认知科学的兴起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心智哲学向纵深发展。

以上从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美国宗教的演变以及美国自然科学的进步对美国哲学的影响这三条线索，简略考察了美国哲学的发展，下面还要从西欧哲学对美国哲学的影响这另一条线索考察美国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