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状态与自然状态

二、社会状态与自然状态

与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不同，卡尔霍恩主张社会状态论，反对自然状态论。启蒙思想家大多认为，在远古时期，人们处于自然状态，各自自由地、平等地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任何政府或法律的控制或约束。国家是后来人们根据生活需要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卡尔霍恩则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他说：“这种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与种族的保存和永存是不相容的。因此，把这种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这是对这个词的严重误用。它不仅不是人的一种自然状态，而且，在各种可以设想的状态中，它与人的本性最为抵触，最不符合人的情感，与人的需求最不相容。人所处的状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造物主正是为了这种状态而创造出人，而且人只有处于这种状态中才能使自己的种族得到保存和完善。由于从来没有存在过那种被称为自然状态的状态，而且不可能有这种状态，因此人们不是出生于这种状态，而是出生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状态之中。”^[1]

卡尔霍恩强调人从本性上讲就是一个社会的生物，因为，人作为一种有感觉的生物，本能地具有一种保卫自己以及延续自己种族的愿望，而人只有处于社会状态中，人的这种愿望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他说：“人的本性就在于人是一种社会的生物。人的意欲和需求，无论是身体的或道德的，都不可抗拒地迫使人与他的同类联合起来，而在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国家，他都决不能找到一种与社会状态不同的状态。换句话说，人确实决不可能生存于另一种状态中，即使人可能生存于另一种状态中，人也不可能使自己的道德能力和理智能力在那种状态中获得充分的发挥，或者使自己在各种生物中上升到一种比野兽更高的地位。”^[2]他认为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另一个同样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一方面，人的本性使社会状态成为人的生存所必需，成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所必需，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社会状态本身也是无法存在的。在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地区，都找不到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无论是文明社会或者野蛮社会。

在卡尔霍恩看来，人作为社会的生物既有与他人结成社会的愿望，又有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倾向。因为，每个人都往往看重自己的利益，看重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认为自己的利益、安全与幸福高于别人的利益、安全和幸福。当不同的人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导致人们相互敌视、仇恨以至残杀，给社会造成不安和混乱。为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排除由于这种关系紧张引起的种种冲突，防止仇杀、战乱等等人为灾祸的发生，就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管理社会的控制力量，这种控制力量就是政府。因此，政府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绝对必需的，国家是社会的自然产物，而不是来自所谓的社会契约。他说：“由此可以得出，人的本性是如此构成，以致政府对于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而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对于人的能力的完善来说也是必需的。因此，政府起源于人的本性的两种构成：同情的或社会的情感构成遥远的原因，而个人的或直接的情感构成最近的原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