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起源和功能

四、国家的起源和功能

政治哲学也是霍金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政治哲学看作心理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伸，认为政治学需要获得这三门学科的支持。他把心理学看作关于人的本性的科学，把伦理学看作关于正义的科学，把形而上学看作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理论，认为这三门学科是政治哲学赖以立足的基础。

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学说居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国家的形成在人的天赋本性中有其心理学的根源，并提出“权力意志”(Will-topower)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表达了人的本质，国家正是从这种本质或本性中产生的。他说：“人所具有的生存意志(Will-to-live)采取了权力意志的形式，即一种有意识地控制宇宙所拥有的能量并利用这些能量来改造宇宙的意志。”^[83]人的权力意志要得到实现，需要具备一些先决条件，如知识的获得与积累、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等等，国家之所以需要就在于建立这些先决条件。人们在实现各自的权力意志中，既由于某些共同的利害关系而需要在生存斗争中同心协力，又由于维护各自的个人利益而会在瓜分斗争果实中发生冲突，国家的任务既在于促使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同心协力，也在于当人们相互冲突时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国家力求把它的各个成员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意志联盟(Will-circuit)，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对各个成员的活动有所限制，另方面又为每个成员满足各自的需要提供机会。因此，可以说国家是它的各个成员的人格的一种延伸和扩充。他说：“国家是每个成员的权力意志所需要的一种联盟，这个联盟所占的范围等同于一定领土上全体成员所占的范围，它把全体成员都包括在内。”^[84]

霍金的国家学说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他把个人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信息，即“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终极单位”^[85]，而把自由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信息，即认为“任何社会的福利都可以委托给它由以组成的那些个人”^[86]。他承认自由主义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可见，由于它把权利和义务割裂开来，不重视情感的力量，不能实现社会的团结，因此它必然要被其他政治理论所取代。在他看来，未来的理想社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同心协力的功能；二是不可归纳的个人。所谓“同心协力的功能”，他指的是这样一种功能，它“促使和引导人群一道行动，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87]，这种功能不可能立足于纯粹的经济动机之上，因为经济动机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而必然来源于人的情感，道德情感是这种功能的本质。没有共同的目的和道德情感的力量，就不能把人们聚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理想社会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承认个人是不可归纳的。各个个人的意愿之所以能够汇合成整个国家的意愿，正是因为“公共的目的是个人的目的的延伸，并且从个人的目的中汲取其生命。因此，个人在精神上始终先于国家。未来国家的原则应当是：每一个人都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88]。他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力量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但他同时又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认为个人应当服从社会的需要，个人之间应形成一种同心协力的伙伴关系。他把未来的理想社会称为“伙伴关系的国家”(the Co-agent State)。他说：“伙伴国家建立在每个自由的个人之同心协力的活动之上。”^[89]

霍金的国家学说之所以是个人主义的，这不仅由于它认为个人是国家范围内唯一的创造性泉源，而且由于它把个人权利看作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十分强调个人的权利，但与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然权利论不同，他认为人的自然权利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他看来，个人只有一种自然权利，这就是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权利。他说：“个人应当发挥他自身具有的力量，这是正确的或者完全正确的，可以说个人有一种‘自然权利’，这就是变成他能够变成的那种人。这是个人唯一的自然权利。”^[90]同时，他认为个人权利受到一定限制，最主要的限制来自个人自己对周围的人以及公共福利的善良愿望。由于道德制约对于个人的权利要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一种推定的权利，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使得推定的依据发生变化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可以改变的。他主张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负有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的。此外，他主张个人应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等，反对国家干预这些自由，也反对任何私人机构或个人滥用这些自由。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霍金把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德原则看作正常的国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反对当时在政治哲学中流行的把政治和道德割裂开，把国际关系仅仅归结为利害之争和权力之争的观点。他明确地谴责“任何种类的决定论，不论是经济的或者其他的，因为决定论使世界的事务屈从于利益和权力之争”^[91]。他主张美国与苏联和平共处，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中已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谴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政策，谴责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政策，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犯。他坚决反对原子战争对人类的威胁，认为这是世界历史在当前面临的最大祸害。他呼吁“把这个最大祸害看作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坚定地正视这个事情，而不要退却”^[92]。

霍金特别强调宗教信仰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宗教力量可以弥补政治力量的不足。在他看来，在经济或军事上拥有巨大力量的国家，在犯罪、教育、娱乐以及家庭关系这样一些重要领域内却往往软弱无力。例如，为减少犯罪，政府采取各种惩罚措施，但它们往往不能达到使罪犯改恶从善的目的，因为单纯的惩罚不具有道德力量。要使罪犯改恶从善，必然要求罪犯具有一定道德感，知道犯罪是不道德的，惩罚是对他的挽救。他强调人的道德感归根结底来源于宗教信仰，只有宗教才能为社会生活提供人所需要的道德情操。国家如果把政治与宗教割裂开来，就不能有成效地解决社会上与人的思想和意识相关的大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