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

四、观念史研究

在洛夫焦伊对观念史的研究中，“单位—观念”(unit-idea)是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观念史由若干基本单位组成，其中最主要的基本单位就是“单位—观念”。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应当研究观念史由以组成的基本单位，而不应直接研究什么体系或主义。他不赞同哲学史研究的传统方式，认为哲学史家往往只限于陈述某些主要的体系或思潮，而忽视这些体系或思潮由以组成的那些在逻辑上起能动作用的因素，结果把哲学史表现为一部混乱的历史。他认为任何哲学史或哲学学派的学说都是一些复合物，而且是一种不稳定的复合物。他认为这些庞大的思潮和趋向，这些通常被贴上“主义”标签的东西，照例不是观念史家所感兴趣的最终对象。哲学史家的任务就是要分解各种哲学的复合物，找出它由以组成的基本元素，也就是找到他所谓的“单位—观念”。

洛夫焦伊对“单位—观念”这个新概念的提出和强调，与他对观念史的看法密切相关。他说：“所谓观念史，我指的是某种比哲学史更加专门而又较少受到限制的东西。它主要是通过它本身所关心的那些单位的性质而被区别开来。尽管它处理的材料很大一部分与思想史的其他部门所处理的材料相同，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部门早先进行的研究，可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划分这些材料，使这些材料构成新的组合和新的关系，并从特定目标的观点去观察它们。它的开始程序可以说多多少少类似于分析化学的开始程序，尽管这种类比有它的危险。例如，在处理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时，它把它们切割为一些不能触犯的个别系统，并且为了它自己的目的把它们分割为许多单位—观念。”^[40]这就是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在各种主要的体系或思潮的背后去探索那些根本的、持续的、反复出现的而且起能动作用的单位—观念。

在洛夫焦伊看来，单位—观念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在《存在的巨链》一书中，他把单位—观念区分为五种：(一)隐含的或不太明显的假设，或者多多少少不自觉的心理习惯；(二)辩证的动因；(三)对形而上学感染力的感受；(四)神圣的词或词组；(五)专门的命题或原理。在任何思想体系或者所谓“主义”中，都能发现这些不同类型的单位—观念。哲学体系由以组成的那些基本的单位—观念其实为数很少，仅仅由于哲学家对它们作了不同的应用和组合，构成各种各样的模式，才表现出各种哲学体系各自的新颖性和独创性。

洛夫焦伊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侧重于考察历史的各个分离的部分，他则强调考察历史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并由此提出“存在的巨链”这个概念，即把宇宙看作一条存在的链条，它由无限众多的环节组成，这些环节以循序渐进的阶梯方式相互衔接，从那仅仅属于非存在的、最贫乏的存在开始，通过各种可能的等级，而上升到尽可能最高的创造物。

洛夫焦伊还强调观念史的研究具有综合性，也就是说，必须把不同专业的学者的力量集中起来，对观念史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完成观念史的研究使命。他说：“值得信赖的历史综合(historical synthesis)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即使为了理解一个主题的某一部分，那些被组合到一起的构件也应是一些美好的构件，它们必须由一些在这些构件原来所属的领域内受过专门训练并且具有最新的技术知识的人所提供，或者至少被他们批判地考察过。”^[41]正如过去的思想是许多人的成果一样，观念史也只有依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观念史本身就是一种必须由许多人协力完成的事业。

观念史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而不仅仅属于哲学或历史学的研究，因为观念史研究的任务在于“通过单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于其中的一个以上的历史领域(其实最终是通过所有的历史领域)”来追溯这些单位—观念的发展，“不论这些领域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或者政治”^[42]。他特别把观念史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对照地加以考察，因为这两种研究都跨越了传统上按国别或者按语言所划出的种种界限。他说：“与所谓比较文学的研究相同，观念史也表现出一种对下述后果的抗议，这种后果往往是由于传统上按国别或者按语言来划分文学或其他某些历史研究而产生的。”^[43]与此相关，他主张打破哲学系和现代文学系之间的壁垒，因为观念史家既要经常探索某些观念或预设在某种哲学体系、宗教系统或科学理论中的最初表现，同时也要探索它们在艺术，特别是文学中的那些意义深远的表现。

总之，在他看来，观念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于一个特定的观念，一个明显的或隐含的预设，一种心理习惯，一个特殊的话题或论据，如果要充分了解它们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这需要在这些活动表现于其中的所有那些精神生活阶段中，或者在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资料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阶段中，有联系地追溯它们的活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