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

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

纳塞尔、杜维明

马效佩译

纳塞尔：

今天下午来到你们中间，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看来我个人生命中的一切，生来就是要做一名学生和一个教师的，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在求学和教书中度过的。我很荣幸来到中国这个伟大国家最为吉庆、最为重要的这所大学——北京大学访学，我不知道该说Beijing，还是Peking，并与我的老朋友杜维明教授展开这样一场对话。

我是1971年在印度马德拉斯第一次见到杜维明教授的，我们当时都在那里参加一个主题为“哲学——东方与西方”的学术会议，我是作为一名发言人参会的，而那时的他还是一名学生，而现在的他，早已是一名知名教师了，我当然仍然还是一名教师。

自那时起，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共同参与了很多研究课题，其中包括《世界精神性——宗教追求史全书》，我们还共同发起了关于伊斯兰教与儒家文明对话的一系列活动，很多人也参与了进来。那些活动的经过是这样的：

作为一名研究哲学，尤其是东方哲学学生，我一直对中国哲学非常感兴趣，我从来就不认为儒家是一种量性哲学，尽管我没有写文章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但我明白，哲学，正如我们东方人所理解的哲学那样，是质性的哲学，如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伊斯兰哲学。我在青年时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老子、庄子和孔子，尤其是特别关注了十三世纪的新儒家朱熹等人的思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一天，我和杜维明教授一道在檀香山参加一次会议。傍晚，一天的长会结束时，杜维明教授对我说：“纳塞尔博士！请您拿上这篇文章，这是一个施政建议书，它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请您过目一下，想一想，我们明天一起探讨一下。”那是塞缪尔·亨廷顿撰写的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题目为“文明的冲突”。由于我们当时都很累，我也就没有邀请他到我的房间，他回了自己的房间。接下来，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认真地阅读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令我非常不安。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一起共同探讨了那篇文章。杜维明教授说：“我们必须展开一场伊斯兰与儒家之间的对话，这两大文明必须走到一起，互相了解。我们不能再像以前的时代那样隔绝下去了。”我告诉他，很久以来，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那时没有任何人讲这个问题：自十九世纪开始以来，在亚洲的各大文明中，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比较对象时，我们总是会说，“我们与西方”，“我们与西方”，“我们与西方”。每当一个印度人要写关于印度哲学的问题时，他总是会写“印度哲学与西方”；而当一个中国人要写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时，他总是会写“中国哲学与西方”。在我看来，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遗留物。各大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展开相互之间的对话，与西方文明相比，这些文明更有延续性，它们有广柔的地域和悠久的历史。所以，让我们来发起一场对话吧！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马来西亚有一位副总理，名叫易卜拉欣·安瓦尔，他曾是我的学生。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回儒对话提供了各种方便，使会议得以在吉隆坡召开。那个国家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是穆斯林，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是华人，其中很多人是儒家，也有一些人是基督教徒。在这个国度里，这几大圣道——如果你们了解我讲的圣道指的是什么⁽¹⁾——面对面的相遇，是一个开展对话的绝好国度。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参加那次对话会议，杜维明教授去了，并且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当时几乎强迫我以前的两名学生，威廉·柴悌克教授和村田幸子教授去吉隆坡参加那次会议，我让自己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学生奥斯曼·伯克尔去接待他们，他们去了，而现在他们俩都已成了杜维明教授的亲密朋友。自那以后，一系列对话活动就得以展开。毫无疑问，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它推出了回儒对话方面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书名叫《伊斯兰教与儒家》，该书由奥斯曼·伯克尔主编出版，杜维明教授也为它的出版做了很大的努力。

接着，我和杜维明教授在哈佛大学主办了一系列对话会议，我们邀请了代表双方的几十名学者参与对话。同时，由于杜维明教授的不懈努力，以及我个人的一点点帮助，精通汉语的日籍教授村田幸子博士在她的丈夫威廉·柴悌克博士的协助下完成了《苏非之光的中国折射》一书。威廉·柴悌克博士是一个大学者，是苏非玄学方面在美国站在最前沿的一位学者，是一个伟大的美籍学者，我因他而倍感自豪。他们俩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研究并最终完成了这部专著的出版。

最近，又有一部新作被推出，杜维明教授为这部新作的出版与柴悌克夫妇一道花费了将近十年的心血。多少个年头以来，他们在定时相聚，推敲文本，深入探讨哲学和语言学的难题。很遗憾，我个人不懂汉语这个伟大而奇妙的语言，所以无法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一部重要的专著得以出版，一大块完整的研究领域被开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块研究领域被人们叫做“中国伊斯兰哲学与智识探讨”，这是一场伴随着翻译活动的学术运动，发生在明末清初，当时有很多关键性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新儒家（即宋明理学）使用的古典汉语，其中大部分是波斯语的经典，也有一些阿拉伯语的经典。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学术上讲，回儒对话已经被提上了一个日程表，这两位著名学者已经在你们之前划出了一个行动路线图，我希望以后会出现一些学者去填补这个日程表。我们俩都觉得，对未来的学术研究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当然我并不是在这里想给你们刻画出一个象牙塔式的意识形态，我是说，就实际的未来研究而言，这是可行而极其重要的。

在重要层面上讲，世界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整个人类的这一半——伊斯兰世界与华人的世界加起来构成着整个人类（human species）的一半，我不用世界的种族（world races）这个术语，因为人类有很多种族，合起来构成了人类。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种族，但是人类集合体的一半几乎就包括在这两大人群之中。所以说，这两大人群如何互相理解，不仅对他们自身，而且对整个人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请允许我在这里打住，把机会交给杜维明教授，请他谈一谈。

杜维明：

尊贵的客人们，朋友们！我感到非常激动，实际上可以说倍感荣幸，享有这样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与我尊敬的朋友展开一次对话，我总是把他称作一个处于师长和朋友之间的人。

他讲得很精确，我们就是1971年在印度的马德拉斯相识的，自那时起，我们一起参与了很多研究项目、会议和对话活动。我特别感谢他的是，通过他我认识了两位才华横溢的杰出学者。一位是村田幸子博士，她在日本接受了学术训练后，又在德黑兰度过了大约十三年的求学生涯，另一位自然是威廉·柴悌克博士，他们一起在德黑兰度过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后来两人相爱结婚了，我们在谈论一对夫妇组成的学术团队。在过去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里，每到夏天，我们四个人一有机会就凑到一起，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朋友偶尔参与，聚集在柴悌克夫妇在纽约的家里，进行一种学术意义上的社交活动，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们探讨儒家哲学和伊斯兰哲学，展开这两大智慧传统之间的交流。

首先，我要回应一下纳塞尔博士所做的评论。是的，我们真的应该超越“西方与下余世界”，即包括中国、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下余世界，与西方相对应——这样一种心态。我知道亨廷顿爵士老是爱用“西方与下余世界”这样的概念，顺便提一下，塞缪尔·亨廷顿是我的一个同事，一年前去世了。很多年以来，我们有过多次探讨，基本上是一些争论和辩论。

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用一种结构更为复杂、内容更为丰富多彩的方式谈论这个世界，而不是用“西方与下余世界”那样的心态去看待世界。我们应该用多样的方式去看世界。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深深蒙恩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在八百年的时间里被改变。如果没有那样的联系，我们就很难想象今天中国的精神生活景象会是怎么样的。同样，早在唐代，基督教文化就已经在中国有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没有阿拉伯的学术，如果不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把希腊思想输回西方，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想象西方会发展出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就不可能产生那个叫做启蒙运动的事件。所以说，西方在同一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也深深蒙恩于伊斯兰世界，当然，我指的就是讲阿拉伯语的群体。

在二十一世纪，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重新展开一场性质更为复杂多样的对话，在伊斯兰、印度、佛教与中国等各大文明之间展开广泛深入的对话。顺便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我们将在北京大学主办一次有关印度与中国哲学对话的非常重要的会议，精确地说，就是印度与中国之间关于知识、智慧和精神性追求的哲学思考方法。我们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实际上的交流禁绝状态应该结束了，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自1962年以来，这两个国家之间就没有实际交流。所以，我非常高兴，这样的会议将打开通向对话的另一条道路。最近，我们也在谈论一种三向交流，即在华盛顿、德黑兰和北京之间，美国、伊朗和中国之间的交流，这样的三向交流肯定会帮助我们去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由于纳塞尔博士提到了两个人，关于他们俩，请允许我补充一两句话。他们俩就是他的两个杰出的学生，威廉·柴悌克和村田幸子，我跟他俩一道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求学经历。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要出版著作的念头，我们只是想学习。起初，村田幸子拿来了一本书，那是一本由一位伟大的中国伊斯兰思想家王岱舆写的著作，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当然也有很少一些人知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那本著作就是《清真大学》，它出版于利玛窦正在撰写他那本关于基督教教义的重要著作的时代。她不但把《清真大学》翻译成了英文，而且还做了评论和注释，出版了《苏非之光的中国折射》⁽²⁾。这本书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兴趣，不仅在伊斯兰学界，而且还在汉学界以及很多其他领域中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接着，我们决定开展下一个项目，研读另一本著作。我希望从现在起，你们大家都要记住这个名字，他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家，一个伟大的中国学者，名叫刘智，智实际上就是智慧的意思。刘智撰写了一部非常复杂，而且体系完备的著作，叫做《天方性理》，意思就是伊斯兰世界关于性与理的观念，那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我们商定了要精读这本书。他们家住纽约，从纽约开车到哈佛大学的剑桥往往需时六个多小时。每逢周末，如果我碰巧就在剑桥的话，他俩就会过来，星期六下午从一点到六点或七点，坐在一起精读这一本特殊的著作。我们总共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才完成了第一次完整的精读。读完后，我说这可不行啊！我不能确定我们的理解是否准确，我们得重读一遍。为什么？还要花另外三个年头？我说也许要花上四个年头。就这样，我们又花了三个年头。这样，才完成了一部新作。这本著作刚出版不久，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刘智的圣贤之学》⁽³⁾，是根据这位伟大作家的原典阐释其思想的著作。

我认为刘智和王岱舆是中国十七世纪初十八世纪末出现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那时，著名的耶稣会思想家利玛窦正在中国活动。我必须说，这两位中国伊斯兰学者，不论从他们思想的深邃精巧方面而言，还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度理解而言，要比利玛窦的著作及其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判断要显得公正得多，也更让人喜爱。然而，中国社会彻底忽略了这一问题，或者，中国社会就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思想。我确信，中国社会将会开始欣赏他们。

还是让我来阐述我的下一个论点吧！很多年以来，古典汉语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的专用语言。没有人想过古典汉语可以被用来理解和阐述异常深奥而精巧的伊斯兰教玄学，人们熟知的是，伊斯兰教的玄学总是与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连在一起的。可是，从现在起，我们不得不说，古典汉语已经被用于，也可以用来做了解极其复杂的伊斯兰教玄学的一个工具。

讲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伊斯兰教玄学方面要感谢纳塞尔博士，你们将会知道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比他更有功底。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称他为一名师长和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处于师长和朋友之间的人的原因。谢谢大家。

纳塞尔：

杜维明博士引出了一个话题，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谈一谈。这个话题是第一次谈到，以前没有谈过。大家可以把这个话题当作我的一个浅见，予以思考，它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益的果实。这就是中国、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知识界精英回应文艺复兴以及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启蒙运动的不同态度，他们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

利玛窦把一种早已接受了人的理性的世俗化的天主教求知态度带入了中国，并把它介绍到了科学研究之中，而这正是——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圣道的世俗化的开始，它导致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过了这么多世纪之后，我们来这里谈论儒家在中国的复兴。

印度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出现了一些印度人，其中大多数是印度教徒，也有一些穆斯林开始渐渐参与到了我们的朋友杜维明称作启蒙运动的事业，即那些与启蒙运动相关的活动之中。

尽管伊斯兰世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但是这样的活动影响并不深刻。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伊斯兰世界从根本上抵制了人的理性的世俗化。只是到了现代，啊！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二十一世纪了，那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些思想家，他们想把启蒙运动中已经世俗化了的人的理性强加给伊斯兰世界。可是，他们都是二流的思想家，并没产生多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比上述话题次要一点的问题，我也想在这里谈一谈。我经过五十年的思考和写作，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启蒙运动就是死亡，它是一条死亡之路。原因很简单，现代人世俗化了的生活方式只会带着我们走向最坏的危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危机中间。实际上，后来风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启蒙运动的西方式回应，目的在于反对启蒙运动一边倒的思想支配。

下面让我来谈一些新话题吧！我要讲的新话题就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上，正当一场严肃认真的回儒对话掀开序幕之时，一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却正在转向那位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理性激情，转向世俗化了的理性，转向即将诞生的启蒙运动。假如那一场回儒对话真的持续下来的话，它肯定会给中国人思想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也可能对伊斯兰思想产生类似的影响。这两大文明会发现它们拥有的共同点非常之多。

关于中国文明一边，我不想多谈，我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这方面我只是一个学生。至于伊斯兰一边，我了解一点，可以谈谈。放眼伊斯兰世界，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初，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场抵制西方支配，即智识控制的智识性反思展开了，首先在巴基斯坦、伊朗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思想圈子里，大约二十年后也在土耳其出现，在有些地区，这种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演变成了政治性的。这场反思今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伊斯兰世界将会从中国的经历学到很多东西，东方的另一个大文明，即中国在接受了耶稣会传教士的世俗化理性思潮后发生了何等的变化？

中国文明是一个与伊斯兰非常相似的文明，它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更像伊斯兰。不是因为中国有穆斯林在生活，而是基于这个文明本身的概貌。看看吧！伦理道德所占的支配地位，伦理道德不是属于个人的事，而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对宇宙秩序的信仰；人的行为有宇宙意义的认定，等等。中国的穆斯林思想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像易卜拉欣（亚伯拉罕）那样的圣人，一位像穆萨（摩西）和尔萨（耶稣）那样的圣人，伊斯兰教意义上的圣人，这样的立场绝非偶然。可以理解，生活在开罗的人也许不知道这一立场，但生活在伊朗的人知道，这些思想在那里有所反馈，因为比起处于伊斯兰世界西方的阿拉伯世界而言，伊朗属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它更接近于中国。说到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似点时，我还想提一下另外一部分：对艺术的欣赏态度，对待自然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家庭问题，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家庭在社会中的功能与地位，等等。尽管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人的世界在地域上相距遥远，但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却非常明显。举例来说，来过北京的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宣称自己到过北京，但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是否到达了今天北京的所在地，有些历史学家对这一点问题有所争论，可他的确到了中国，甚至有可能到了北京的近郊——就记录了中国的种种奇异文化，但他也记录了许多相似点，他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到了家乡一样。他发现了很多相同之处，如人际相处的态度，尊重长者、尊重法律、重视家庭、崇尚道义等等，这些理念在伊斯兰教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位置。孔子在其论语中特别注重中庸这个理念，这一点与《古兰经》讲的“Ummahtan Wasatan”非常接近，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中正的民族”，伊斯兰教主张选择中正道路，反对过分与不及两个极端。

认识到这些，对穆斯林而言，研究与他们自己的文明非常相似的一个文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很有益的。在穆斯林世界进入殖民时代，西方以武力控制这个世界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在思想方法论上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支配，他们感受到了这个运动对他们的社会起了什么作用，它给他们的社会带来了何等的变化。伊斯兰世界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对伊斯兰世界的现状，对当前正在开展的思想辩论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我确信伊斯兰世界一定会吸取来自中国人世界的这个教训。这个问题不必再多谈。

我们正在谈论的伊斯兰与儒家的对话，我和杜维明教授已经关注了几十年，它不仅有一个政治层面，当然有这个层面，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对这两大文明而言，它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智识和精神层面。

在结束我目前的评论之前，请允许我再讲一个话题。在伊斯兰世界里——当然伊斯兰世界东起距我们很近的塔吉克斯坦以及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一直延伸到摩洛哥——有一个属于伊斯兰文明的讲波斯语的世界，它更接近于中国人的世界。我说的讲波斯语的世界不只是波斯，而是伊斯兰世界里那一部分更为波斯化了的区域，如穆斯林治理时期的印度，七百年来它的官方语言一直是波斯语，它也包括中国的穆斯林，之所以这么讲，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要语言，文化语言就是波斯语，在他们的生活中，波斯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阿拉伯语。这个讲波斯语的世界与中国非常非常接近，这个世界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也把中国的许多东西教授给了其他人。在这个世界里，一种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我们今天从事的儒家与伊斯兰的对话也是在这里发起的，这场对话运动将在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块区域以及其他地区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伊斯兰世界的这块东部区域，我是一个伊朗人，波斯语是我的母语，我在伊朗德黑兰大学从教多年，领导哲学学院，在我之前，这所对伊朗而言就像北京大学一样重要的大学并不教授汉语。我坚持要开设很多课程，包括梵文，汉语，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汉语课程终于开设了。即使在我们中那些对文化比较感兴趣的学者中，有一种严重的偏向于印度的倾向，因为有上百部印度教经典早已被翻译成了波斯语，还有上千部关于印度的著作被印度籍的穆斯林或者到印度游历的波斯人翻译成了波斯语。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尽管这样，中国却在波斯语文学里有着突出的存在，古典波斯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令人骄傲。我自己在孩提时代学习鲁米和鲁达基时就知道了中国，听到了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画家以及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事情。

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我相信，我们进行的这场对话将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已经成了某种诱惑的源头，一种像磁铁一样吸引人的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所以说，这场对话重要到了极点，它将涉及各大主要领域，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继续遭遇这样的对话，我相信，你们中那些较为年轻的人将会见证这样的历史。

杜维明：

非常感谢您！我想纳塞尔博士的确第一次就这个话题发表了如此绝美而极富感染力的评论，但我要站在一个对面的角度上与您分享我的观点，其中会有一些辩论的成分，这正是对话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互相吹捧。

伊斯兰教的经历是一个历史事实，它在这方面与中国的经历极端地不一样。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们何以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到达中国以前，尽管伊斯兰与儒家两大文明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却享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从表面看来两大文明各不相同，但却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可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不论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世俗化或者世俗主义运动，两者的回应却决然不同。有位学者在其著作里提到了面对西方挑战的四种不同回应方式。

第一种是高调拒绝。这种拒绝态度说，这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太不一样了，在我们对他进行批评，彻底了解它对我们在更久远的未来产生的种种影响之前，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它。这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回应。

第二种就是全盘接受。让西方进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摩登，即使牺牲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在所不惜。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所大学建立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际上，5月4日就是这所大学的奠基纪念日。当然，五四运动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强大观念，这些我们都清楚，其中，反传统是五四运动遗产最主要的特征。这就是第二种回应。

第三种回应就是让西方的一部分观念进来，同时保住一些自身的传统观念，让两者共存，当然这种情况往往并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从外部强加的。

第四种回应就是融合，两者之间的融合，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努力，想把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的现代文化融合到一起。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一个大的融合。

至于纳塞尔博士对未来的评论，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遗留物，是很中肯的。我要强调的是，那是一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特殊时代，大多数强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那时产生的，更不用说日后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解体了。现在，面对未来，一个大问题是，带着这种特殊的心态，这种文化运动的进路，我们如何走向未来？据说，这种心态帮助我们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我认为，我想我们大家都赞同这是一种高调的宣传，我们有必要认真仔细地考虑目前的境遇。

让我来简短地讲述一下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自十九世纪末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很多人拥抱了革命精神，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精神，它可以把中国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并拒绝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一种强有力的感受或信仰也出现了，认为我们最终必将渡过难关战胜西方。两种非常激烈的情绪相伴共存：一种是反传统情绪，任何与我们的现代身份相矛盾的东西，我们要拒绝，包括儒家、佛教和各种传统；另一种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渡过目前的困难，最终获胜。两者之间，即接受建立在这种革命观念之上而且也并不容易消化的外来文化与为了生存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感受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紧张关系。所以说，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对传统的猛烈攻击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两者气氛紧张地共存了很久，而且显得极为难以调和。

我对启蒙运动的批评是这样的：启蒙运动催生的一些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合理的法律程序、人权、个人的尊严、理性思考等，在表面看，这些观念都是非常积极的，它们在二十世纪为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有所贡献，但是，它存在两大真空，或者我把它叫做两大缺失。第一，它认可了对基督教的改造，使它变得特别不适宜于精神领域，或者特别不易于接受精神世界。大家都知道，它那种世俗化了的人文主义，那种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主义，都特别不适宜于纳塞尔博士提到的那些重大的价值观念，如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家庭内的关系，以及我们人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生态世界，而是要超越这个有限的生活团体，去拥抱一个更大的团体，去拥抱超越于人的世界之上的精神理念和精神实质。这就是我要拒绝的第一点。我认为第二点更为严峻，关于这一点，我要请纳塞尔博士展开来讲一讲，那就是关于对待大自然的态度这一问题。启蒙运动对大自然的观念立足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思想。什么是力量？力量并不是去认识大自然，而是要控制大自然，去攫取大自然。这样一来，大自然就被减缩成了各种各样物体的复合体，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类所攫取。从此，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就被歪曲了。

纳塞尔博士是这一问题的一个先知先觉。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思考，那时生态环境危机还没有爆发。你们都知道，环境保护运动起始于1972年，自那时起，它持续发展，到今天可以说达到了高峰。他很早就开始对环境问题变得焦虑不安。可以说，起码我个人认为，他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就是对环境危机的哲学和宗教批评与思考，而今天，我们大家正面对着这样的环境危机。我希望您讲一讲，与大家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经历。

纳塞尔：

我当然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这里就是那个造就了宋代山水画的伟大国度，这里就是那个激励人工作、勤恳奋斗的国度。山水画实际上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延伸，欣赏宋代山水画，往往不由自主地让人看到大自然的神性，让人感受神性在艺术中的再现。讲生态环境问题之前，请先允许我关于启蒙运动再说几句话。

我们惯于说，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个因素是好的，那个因素是坏的。然而，就哲学——我们俩都是受过哲学训练的，我知道在现代哲学里拷问真理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了，真理不再属于让人热衷的话题类型——而言，哲学的去向始终盯着最高价值观念。问题的实质是：启蒙运动对人的实质，对人的心智，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假设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才是最最关键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种不包括任何一点好的因素的存在体系，即使你谈论用炸弹轰炸一个城市，那么，几年之后，轰炸行为也会导致一些寄生虫的产生，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是绝对的罪恶，因为，罪恶并不拥有绝对存在，罪恶永远是相对的。所以，您讲得很对，启蒙运动催生了一些价值观念，比如民主运作程序、人权等，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人权问题往往被一些西方势力所利用，当他们喜欢民主时就大谈民主，当他们不喜欢它时就在下一周忘掉它。我有一次讲过，人权就像导弹一样，当它被发射时，在空中拖出长长的红色火焰，接着马上消失，过一会儿，红色火焰又出现在天际。这就是人权被利用的比喻。让我这么说吧，启蒙运动催生的一些价值观念，具有积极意义。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可是，自由不仅仅是身体的自由，还有灵魂的自由，像老子这样的大家肯定比他人更明了灵魂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牺牲了灵魂的自由，代之以量化了身体自由，是的，每个人都有活动的自由，可以搭乘这辆车，也可以搭乘那辆车。

在这些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念上，我赞同杜维明博士的观点。可是，这里关联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即真理的问题。难道人类社会可以按照一个错误的真理观生活吗？即使这个错误的真理观与大自然的真相抵触，人也可以按照它去生活吗？这个话题带着我走向大自然这个问题。

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他联络很多人建立了一个科学协会，获得了多方面的财政支持去研究科学的起源与本质。当时有一种论点认为科学带来的是力量，他发表了一个宣言，一个非常重要宣言说，科学是建立在控制之上的。我原来是学物理学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物理，所以我懂一点科学。作为硬科学的物理学，它的一切是围绕着控制实验运作的，它总是要控制大自然，目的就是要攫取，要掏出大自然的秘密，并通过认识这些秘密去了解大自然是如何运转的。这种要控制大自然的方法论以后成了科学的基石。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赞成这么做，世界上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说过，科学开始之处就是功利介入之时，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这些科学家认为，科学家的职责不是获取力量，他们反对控制大自然，他们所想的是一种认知，就像古代中国的科学和伊斯兰的科学那样，是要获得一种洞见，一种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theoria理论，是一种对真理的层级意义的框架性认识，起码是要认识物理的真相。

但是，控制和征服大自然的思想从一开始就笼罩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的就是能够挣钱，能够提供制造军事力量的仪器。即使到了今天也一样，假如各个基金会和美国军方从麻省理工学院抽走他们提供的那些用于开发更好的产品的项目经费支持，那么，麻省理工学院就会关门，我们的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也得关门。这就是驱使着我们称为现代科学的这个东西的训律。

然而，毫不客气地说，大自然及其所蕴含的一切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大自然有一个现代科学从来没有能够处理的层面，它只是用否认真相的方式忽略了其存在，这就是大自然的精神性层面。只有当我们的女士们变老的时候，只有当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弯下腰的时候，他们的立场才有些软化。可是，孩子们怎么样？他们仍然我行我素。

大自然要远远大于我们在物理学中对她做出的界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就是：基于把大自然当作一个“它”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与人的贪婪结合到了一起。把大自然当作一个“纯粹”的物体，认为大自然就是资源，物质利益的资源，而不再把大自然当作人的朋友，人的精神性追求的助手，即没有把她认作一种精神资源。而且，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启蒙运动也没能改变人的贪婪。在某个层面上讲，即就终极意义上讲，人是好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邪恶，一旦人获得了力量，支配大自然的力量，再加上他的贪婪，人就会变得不可收拾。现代科学就这样带着我们来到了毁灭的边缘。我非常伤感，去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但没有唤醒很多人，相反还让很多人忘记了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惹麻烦的真理。去年，我召集了一些人探讨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子辈知道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孙辈将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嘿！贪婪就在这个时刻走回来了，一个说，我正在忙于处理我在华尔街的生意，另一个说，我开车还在另外一个岛屿兜风享受呢！有些人还取笑我们。经济的复苏也不会解决我们的困境，它不会成功，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真实。

由于真主恩赐给我的一些特殊机遇，我年纪轻轻就来到了美国，学了物理学，学了哲学，伊斯兰哲学，特别是苏非，我的主要兴趣点就在东方哲学，这一切领域中的知识加起来使我还在哈佛大学当学生时就认识到一场很大的危机将要在全球发生。我昨天听说北京的路有六环，哈佛所在的波士顿只有一环路，这一环路把波士顿包围起来，从外围割断了它与大自然中的各种生灵的联系。我们感觉到一场天大的变化发生了，至少对我们中那些对这样的变化有所敏感的人而言就是。我从来就喜欢郊游，因为我热爱大自然，就像很多西方人那样，我喜欢爬上山顶的高峰去眺望，杜维明博士后来也到山顶眺望了波士顿被环卫起来与大自然隔绝的景象。我认识到我们失去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这种认识萦绕在我的脑际，直到有一天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扬——他那时已经举办了一系列演讲，谈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认为了解各大文明的人士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些机构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到芝加哥大学举办讲座，我那时虽然很年轻，但也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去芝加哥大学讲学。我在1966年写成的《人与自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就是第一次预言了环境危机将要爆发的书，它是在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系列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很快得以出版。

作为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诸多因素加在一起，让我认识到这不仅是一场环境或者工程危机，也不是可以用天大的危机这句话来形容的危机，而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危机，这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决裂引发的危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日本人、波斯人、祖鲁人、美国的印第安人是如何看待森林的，如何看待山脉的，如何看待树木的？他或她何以能够与大自然保持几千年的和谐相处？几十个世纪以来，人从来没有感到过大自然即将坍塌的危机。是的，以前有的是经济危机，蒙古人侵袭了中国和我的祖国伊朗，诸如此类的危机还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会想到所有河流中的水都被污染，我们的子孙会没有纯净水可喝，世界人口会如此猛烈的增长，以至于我们没有食物可食，等等。在一个关于大自然真相的错误假定的引导下——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用自己的手在毁灭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了这个大灾的时代。

今天，只要给我们增加一点工资，或者给予任何一点利益，就能把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引开，让我们忘记整个社会正在向大灾走去，我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危机。不管美国政府花费多少美元也无法阻止危机的爆发，除非我们彻底改变我们的认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人类力量的局限在哪里？大自然一旦发怒，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也应该记得孔子早就说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都有其分寸。阿拉伯语有一个意蕴极其丰富的词汇，读作Al Haqq，意为真理，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即真主的一个尊名，它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真理，即事实真相，也指事物源生的规律，也指每一个生灵拥有的权利。世界上的每一种东西都有自己的权利，我们面前的这束花有它的权利，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把它当作一束花去对待，一切动物、植物、山川、河流都有各自的权利，我们一旦不尊重这种权利，各种生灵的Al Haqq权利，我们就制造出了不平衡。要知道，最终的胜利不在我们一边，大自然将是最终的胜者。

我们现代人具有的牛气与自大一点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我们真的很无助。假如发生一次地震，超过里氏八级，或者八点五级，对大自然而言，再加一两个点有何不可呢？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真的很羸弱，如果大自然中的巨能突然被释放出来，我不知道我们能干什么？任何一位有良心的科学家都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们。很简单，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只是焦急地等待，我们必须醒过来。这就是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讲的浅见信息，特别是给那些年轻人。

杜维明：

非常感谢您！我要重复一遍刚才纳塞尔博士讲过的一个论点，我们不可以把大自然看作一个由一些物体组合成的复合体，不能看作一个无生命的“它”，我们应该把大自然看作一个由有生命的主体组成的联合体。我想，我和您，以及我们在座的大家都会赞成这一点，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去拥抱的真理。

大约在15天之前，我们在北京大学主办了一次关于地球挑战的会议。曾担任荷兰总理的罗杰·罗德斯先生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现在是联合国宣传地球面临的挑战的形象大使。我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时遇到了路易斯·斯特朗，你们知道此人就是环境运动之父，由于环境问题，他在斯德哥尔摩觉得不舒服，决定来北京居住，倡导人们关注环境这一问题。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他在北京工作了五六年，现在他已经回去了，正在准备出书详述自己的经历。住在北京的那几年中，他往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回去，因为北京的环境问题太严重了，然后，他又回来继续工作。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完全赞同您对我们面临的危机的整体描述。这让我想起，那是大约在1965年，当人类第一位宇航员从太空中肉眼观察地球的景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地球的话，那么，你就不能真正认识地球的意义，就像只有一个死去之后又回来的人才会了解生命的意义一样，你没死，你就不能真正认识生命的意义。当我们从太空中观察地球，全面认识地球时，我们认识到地球上的任何东西，矿物、土壤、水和空气，一切都是那么美妙，那么珍贵。

我最近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间做了一次调查。问学生们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哪一个更重要，学生只能任选两者之一。只有四个学生说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其余将近一百多名学生都说生态平衡更为重要。我深受感动。但是，还是让我们现实一点吧！现在你回到家里，回到你的工作中，回到你的工厂，你最关注的是什么？肯定是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决定着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甚至我们对某个人的定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赛跑之中，一方面，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一方面，又不能停下来，非常难。

这让我回想起一个源自非洲的谚语，它说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的后辈作为信托交给我们保管的宝藏。可现在，我们转而把地球当作一个“它”去对待，我们只想花掉它，为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利益服务，我们不再关心我们的后辈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无论如何，这样的教诲对我们显得弥为珍贵。

我的下一个话题与您关于科学所做的评论有关，我想，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之间是有一个区别的。举例来说，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精神和目的就是认识大自然、认识真理。科学主义却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讲认识真理，不讲认识大自然，它只知道利用大自然，它主张任何东西都应该量化，只有感觉到的或者触觉到的东西才是科学的，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精神性可言，因为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构成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真理，是正确的。它认为，任何一件不可感觉或者不可触摸的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评价事物的标准就是你必须拿出一件可以证明你的业绩的东西来。假如你说，我在追求真知，我在享受心智打开的快感，我在得到很多智慧，它说这什么都不是，因为你如何说服我们呢？除非你发表一篇文章让我们看到证明。

总之，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两难境地的世界里，两边都是险恶。如果我们跟着潮流走，跟着时髦的生活方式走，我们肯定走向毁灭，如果不是在我们自己这一代毁灭，那么肯定就是我们的后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如此的无力无助，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我觉得生态危机问题的一个灾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那些科学家，都觉得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我们肯定会陷入大灾。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觉得自己的无力，我们无法改变现状。

基于我们开放的心态，基于我们敏感的批评眼光，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就处在灾难当中。这就是我赞同纳塞尔博士关于世俗主义所做出的论断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儒家是一种精神性运动，而世俗主义的理念是反宇宙（anti-cosmological）的，我自制了反宇宙这个术语，世俗主义不仅是反生态的，而且还是反宇宙的。因为，精神性追求不只关乎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它也关乎大自然和天，关乎什么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关乎人如何才能与大自然建立一种持续而和谐的关系？这是一些非常重大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拥抱这些概念。

我想请纳塞尔博士说几句，结束这次对话。然后主持人李先生可以宣布答疑阶段的开始。我们必须在五点过后就结束我们的活动。

纳塞尔：

我看五点已经过了，何不先让同学们有一个提问的机会？我想就此刻打住，看看同学们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