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天启(18)
任 军译
在当今文化氛围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世界上其他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地区,哲学与天启(prophecy)都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在很多人眼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理解本体(reality)之性质的进路。但是,在现代世界之前的各个传统文明中,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在今天,就传统之世界观依然存在而言,事情也不是这样。毋庸赘言,“天启”的意思不是预言未来,而是从更高或更深层级的本体那里为某个特定人类群体带来某种启示。如今,天启在各种宗教中发生作用的方式彼此相异,但是在各个不同的世界里——古埃及、古希腊以及印度,当然还有天启在其中起着中心作用的亚伯拉罕一神教那里——“天启”之本体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从亚伯拉罕一神教的角度来理解天启,那我们就可以在几乎所有各有所异的宗教界域中看到,天启不仅仅在法律、伦理以及精神的意义上,而且在一种与知识有关的智慧的意义上呈现出来。在印度的智者(rishis)、诸萨满教的萨满们、希腊宗教的巫医—先知(iatromanitis)、道教的仙人、佛之启明(illumination)以及后来体验到启明或者顿悟(satori)的禅宗大师们、琐罗亚斯德等伊朗各宗教的先知们,当然还有亚伯拉罕一神教的诸先知那里,我们均可见到此种本体。因此,在以上所有这些世界里,普适意义上的哲学无论兴起于何时何地,它都会以诸多的形式同天启联系在一起。
即使我们将哲学的定义限制在那个古希腊因之而闻名的思想活动——现代西方在对历史的理解中将这种活动视为哲学思辨自身之起源——之中,在希腊哲学开端的那个时期也可以看到哲学与天启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亲和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希腊哲学传统之初,哲学与天启本不可分,只是在后来才渐趋疏远。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希腊哲学思辨起始的三个重要人物。据说哲学一词由毕达哥拉斯所造,他肯定不是笛卡尔或者康德那样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据说他有一种超常的先知能力(prophetic power),而且他自己就像一个先知那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19)实际上,穆斯林将他称作认主独一者(muwahhid),有些穆斯林还将他认作先知之一。
巴门尼德通常被称作西方逻辑学和哲学之“父”,他总是作为一位理性主义者出现,碰巧还写了一首水平一般的诗。但是Peter Kinsley在他最近的卓越研究中清楚地表明,巴门尼德非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相反,他深深地浸蕴在希腊宗教意义上的天启世界之中,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seer and visionary)。(20)在那首包含了他的哲学要旨的诗中,巴门尼德被太阳的女儿们——她们从位于存在之最远层级的光明之宫而来——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21)这种神游是如何发生的?答案是:“潜思”(incubation),这是希腊宗教中人所共知的一种精神修行,人在其中保持着彻底的寂静,直到他或她的灵魂被带到更高的本体层次上,同时,存在之神秘得以显示。
巴门尼德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他的精神旅程,直到遇见向他传授所有重要之事的女神,也就是说,她把那些被看做是希腊哲学思辨之源的东西教给了巴门尼德。值得注意的是,当女神见到巴门尼德时,把他叫做korous,即年轻人。这件事情不同寻常并令人入神,因为在伊斯兰传统中,精神武士[(spiritual chivalry),阿拉伯语为futuwwah,波斯语为jawānmardī]一词是与年轻人(futā/jawān)这个词相伴的,据说这种精神武士在伊斯兰教之前就有,并在伊斯兰教之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伊斯兰教这里,它的起源是与阿里联系在一起的,(22)他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领受了这个称号;而且它同苏非行知融为了一体。此外,传统伊斯兰之源流已经将阿里同伊斯兰形而上学的创立联系到了一起。(23)
被称作kouros的另一个希腊人是克里特的厄庇美尼德(Epimenides of Crete),他也曾神游于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他遇到了正义女神,并给这个世界带回了法律。和巴门尼德一样,他也写了诗。如今厄庇美尼德是作为一个巫医——先知或者iatromantis——对于这种人来说,凡事均要经由潜思而得以显示——为人所知,而且他也曾在一个洞穴中静修过多年。(24)巴门尼德是与这个传统相随相伴的。iatromantis就像萨满一样,神游于另一个世界,他们不仅描述自己的游程,而且他们按照让其他人也有可能进行神游这样一种方式来使用语言。他们在诗中用的是密咒和旋诵(incantations and repetitions),我们在巴门尼德那里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还引入了甚至远在西藏和印度的东方故事与传说,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门尼德学派本身起源于东方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在那里,阿波罗神作为iartomantis——这些人作为阿波罗的使者,受他的启示而撰作了含有本体之知识的安眠诗——的神圣典范而受到了特别的崇敬。
近几十年,在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巴门尼德的家乡——的出土文物中发现的一些铭文,直接将巴门尼德与阿波罗和iartomantis联系到了一起。正如Kingsley所写:“作为阿波罗之子,巴门尼德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他与神秘的巫师——先知之人同属一系,而这些人在运用密咒诗和到另外一个世界神游方面都是行家里手。”(25)如果我们还记得“阿波罗不是光明之神,而是神之光”那句隐微之言,(26)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希腊哲学的开创者巴门尼德所阐发的哲学在其产生的那一刻是如何与天启——这正是亚伯拉罕一神教的词语——深深地关联在一起的,这让我们不会忽视天启——我们马上就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内在精神意义。整个巫医—祭司的传统都是在对阿波罗·奥留斯(Apollo Oulios,医神阿波罗)的祭礼中创立的,据说巴门尼德就是其奠基者。值得注意的是,巴门尼德的这些特征虽然被西方人所遗忘,但却被伊斯兰哲学记住了,穆斯林哲学史家们不仅将天启与伊斯兰哲学联系起来,而且也与希腊哲学联系在一起。(27)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yanba’al-hikmah min mishkāt al-nubuwwah”这句阿拉伯哲言,即“哲学出于天启之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巴门尼德的老师既无名也无财,他首先教给学生的是寂静或者hesychia。这非同小可,因为柏拉图等试图理解巴门尼德的后来者们,更多是用hesychia而非其他什么词语来描述巴门尼德对本体的领会。“对于巴门尼德来说,我们通过寂静而达到寂静。我们通过寂静来理解寂静。通过静修我们体验到存在着一个超越出这个感觉世界的本体。”(28)此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hesychia”的用法在静修(Hesychasm)——这体现了东正教以获得圣洁与灵知为目标的隐秘教义——之中是同希腊的逻辑学和哲学的奠基者相伴随的。
在巴门尼德的诗里,女神很清楚地告诉他,巴门尼德作为女神的使者,要将女神传授给他的东西带回到这个世界。Kingsley解释了这种语境中的使者(mes-senger)一词的意思。“只有一个名称能够很好地描述巴门尼德心目中的那种使者:先知。‘先知’一词的真正意思不是能看到未来。在词源上,它仅意味着某人的任务就是在代表某种伟大的力量、某人或者某物来说话。”(29)对于巴门尼德来说,这种“先知的作用”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哲学家、诗人以及巫医,还要像厄庇美尼德一样,成为一个给世间带来法律的人。
但是,巴门尼德和天启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公共的(social)、法度的(legal)和显白的(exoteric),而是内在的(inward)、启始的(initiatic)和隐秘的(esoteric)。如果领会得当,他的诗本身就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引导,“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一篇给入门者的文本,只有愚人才会错过这些迹象。”(30)这样,他就与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连成一系,他们的哲学也只针对那些有能力接受其要旨的人,而且只有同希腊宗教的隐秘维度而非显白维度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说明,如果要充分领会他们的哲学,必须受到启发。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伊斯兰哲学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等人的哲学有许多相似的洞见,伊斯兰哲学家们特别是光照学派对这些人推崇备至。
在恩培多克勒的神秘形象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位作为诗人和巫医的哲学家,他也被很多人看做是一位先知。“作为一位术士和诗人,他也是一位先知和巫医:那些我讨论过的巫医——先知之一。”(31)恩培多克勒也写过诸如自然哲学(physics)之类的宇宙论和自然知识方面的著作,但即使是在这些领域中,这些著作也不仅是为了提供事实,而是为了“拯救灵魂”,(32)这与许多伊斯兰哲学家——包括苏赫拉瓦迪甚至伊本·西纳的“灵示”(Visionary Recital)(33)——的宇宙论非常相似。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恩培多克勒把他自己看做是一位先知,把他的诗歌看作是一种隐微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哲学传统起源之处的这三位人物同时也是先知。这是许多在天启之光下经年不衰的哲学的一个特征。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古印度的贤哲们,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哲学思想的开创者,还有中国那些用诗在表述自己的贤哲们。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一神教世界中的很多犹太教和基督教哲学家那里发现这一点,特别是在伊斯兰哲学家——生活在伊斯兰历13世纪(西元17世纪)世纪的伊本·西纳、纳绥尔·霍斯鲁、海亚姆、苏赫拉瓦迪、阿富达尔·丁·卡萨尼、米尔·达麦德、穆拉·萨德拉、哈吉·穆拉·哈迪·萨布孜瓦里——那里,这一点也屡见不鲜。
在哲学被简化为理性主义或者越来越多的非理性主义的某个世界——例如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之中,不仅是秘教(esoterism),就连宗教本身也被否认,或者被边缘化,上述针对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们的解释在很多领域内都是被排斥的,而且,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与天启之间的脉络联结以及特殊意义上的哲学、诗歌、秘教之间的脉络联结都不被予以考虑或者被看成是无足轻重。但足以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的是,被一些当代西方学者所确认的哲学、天启和秘教之间的关系,在伊斯兰哲学传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在这里对这些希腊人物进行讨论,是为了说明哲学和天启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自西方中世纪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被中断了——不仅对于理解伊斯兰哲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加深西方哲学自身之源流的理解也意义不菲,但西方哲学自身已经同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以及基督教神学相距甚远,因此,这种源流虽为西方哲学和伊斯兰哲学所共享,但这两种思想潮流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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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当然会有不同的模式或者层级,如果我们对不同的宗教传统进行研究就会认识到这一点,即使限定在单个的传统中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就可以看到,约拿或者但以理的先知地位是无法同摩西或者穆罕默德相比拟的。但是摆在与之相关的哲学面前的难题是,在对天启的不同理解中也有着共通的因素。天启首先意味着不同层次的本体,无论它们被构想为主观的或者客观的等级秩序。如果只有一种——客观地伴随着有形世界以及主观地伴随着我们的那种被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和可接受的意识形式的凡常意识——单一层次的本体的话,那么天启的作用——从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层次的意识那里带来启示——就毫无意义可言,因为这就不会有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层次的意识,而且,任何关于它们存在的主张都会被拒斥或者被当作是主观的幻觉。实际上,现代科学主义和流行的世俗化的世界观都会持有这样的观点:既排斥比世俗世界更高层次的存在和超然的本体,又排斥比凡常意识更深层次的意识和内在自我。但是在天启之本体以这种或那种模式发生作用的所有世界里,对更高层次的本体和更深层次的意识的接受都会被不言而喻地当作理解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本体之性质的正确模式。(34)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表述,这个判断会涵盖亚伯拉罕一神教、印度宗教、道教、儒教、地中海宗教、伊朗宗教、萨满教和佛教,这些宗教更为重视意识层次而非客观存在的等级。
在这些世界中,天启是一种中心本体,创生了哲学必须要予以讨论的重大问题。天启为社会提供了法律和道德引导,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对此必须予以考虑。而且,天启可以提供关于本体性质的知识,这包括万事万物之起端或源极的知识、宇宙的产生及其结构的知识或称之为宇宙起源论(cosmogony)和宇宙论(cosmology),以及人类灵魂本性的知识,这包括“灵物学(pneumatology)”即传统心理学以及末世论(eschatology)即有关事物的目的的知识。由人类所经验或者思辨到的本体的所有主要方面的知识,都是天启的产物,也包括时间与空间的性质、形式与实质、因果、命运以及其他许多哲学所涉及的一般问题。
此外,某些形式的天启一定是与内在的知识、隐微和神秘以及不对普通大众予以表达的其他层次的本体有关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希腊哲学的起源同希腊宗教的隐秘维度之间的关系,在其他传统中——包括佛教,特别是在后来越来越多地将哲学同古兰启示的内在维度联系在一起的伊斯兰教——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证。哲学与秘教——从普遍意义上定义秘教也是天启的一维——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也有着很长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德国浪漫主义运动。
自17世纪以来,西方哲学被迫同对现代科学所描画的图景进行哲学化缠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康德那里,哲学越来越成为近代科学的婢女,而且在许多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哲学流派——它与依赖于科学世界图景的逻辑学并无二致——之中达到极致。与此相类似,在各个以天启和启示之本体为中心的传统世界中,无论这天启“化身”(embodiment)为一本经书或者其他形式的启示——或来自于天堂,或来自于使者自身,就像印度的“化身(avatārs)”、佛陀或基督那样——哲学必须要对这种中心本体予以考虑。哲学必须要对某事某物进行哲学思考,在这里所讨论的传统世界中,某事某物总是包括通过天启而显示的本体,佛陀和印度教智者(rishis)的启明、上帝在西奈山对摩西的教诲、大天使伽百列向穆罕默德传达《古兰经》都是其表现形式。
在我们所讨论的传统世界里,哲学不会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神学,除非我们把哲学限制到其现代实证的定义上,实际上在这种限制下也没有什么非西方的哲学可言,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也谈不上什么中世纪的西方哲学。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据说是第一次使用哲学这个词语的那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所给出的哲学的定义,并将哲学看作是智慧(sophia)之爱,或者我们接受柏拉图将哲学定义为“练习死亡”——按照这种说法,哲学同时包括知识行为和精神修行——的说法,那么在不同的传统世界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哲学流派,有些流派像澳洲原住民和美洲土著那样,至今仍以口传的形式存在,(35)有些流派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书写了大量的哲学作品。
即便我们只想涉及书写的哲学作品,那也要表述天启国度之中的大量哲学主题,这涉及道家与儒家的哲学传统、藏传佛教、大乘佛教及其日本支派,它们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当然还有非常丰富的印度教哲学传统。我们也要注意到亚伯拉罕一神教的世界,从哲学是在天启所引导的诸世界中进行活动的这样一种视角,来表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哲学流派。尽管这三个亚伯拉罕系传统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但是也不能对它们完全不加区分地予以处理,因为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天启观念和神圣经典是紧密一致的,而基督教则将耶稣看作是神之化身,它的天启观念和神圣经典在很多方面是不同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正如我们在基督教哲学中对道成肉身的哲学讨论以及伊斯兰教背景中的“天启哲学”中所看到的,这种区别具有特别重要的哲学意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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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将主要在伊斯兰哲学的范围内来讨论天启之国的哲学。这种限定的理由多半在于,过去五十年里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伊斯兰哲学方面的。我们也曾研究过其他传统,而就其中所发现的诸多相似和差异而言,我们足以能断言,同样可以为希腊、犹太教、基督教,或者新儒家以及印度教等哲学传统写出一部类似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相似要比差异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相似点关系到各传统之间共同的基本形而上学真理,这种真理我们用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来命名。永恒哲学也会由于思想倾向不同而各有表述上的差异,但各宗教间除了其形式层面上的多样性之外,还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在这些差异之中,永恒哲学以相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37)
总之,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呈现的是伊斯兰哲学的学说及其历史,作为哲学,它在由天启和神圣经典——伊斯兰世界因这部经典而得以成就——所引导的世界之中发挥着作用。我们特别关注后期伊斯兰哲学,尤其是在波斯,在伊斯兰历7世纪(西元13世纪)蒙古入侵之后,这里成为延续伊斯兰哲学生命力的主要地区,在这个地区,哲学更为接近于那种通过天启而达到的内在本体。这也是后期伊斯兰哲学依然不为西方所熟知——除了一些操欧洲语言的学者在20世纪下半叶的研究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中所讨论的许多人物和思想根本不为西方所知。对后期伊斯兰哲学进行强调也是出于比较研究视角的兴趣,因为这种研究展示了伊斯兰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这两种传统是如何在伊斯兰历8至9世纪(西元14至15世纪)之后分道扬镳,并导致了如此不同的命运。伊斯兰历8世纪(西元14世纪)之后,西方哲学与神学渐行渐远,哲学的主要流派也逐渐不再是基督教哲学,事实上,许多哲学流派普遍地在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进行对抗,把哲学看作宗教的主要对手。相反,在伊斯兰世界中,哲学在一个由天启之本体所引导的领域内继续发挥着作用,除了各伊斯兰国家零散出现的世俗哲学,这种情况基本上持续到了今天。
很奇怪,现在有许多世俗化的穆斯林学者,他们在表述伊斯兰哲学但又同伊斯兰哲学传统脱离开来,这些人倾向于批判“天启哲学”的根本观念,而且企图按照现代西方的方法将哲学从天启中分离出来,而在西方,相当多的美国哲学家——出于对作为一种活的哲学的犹太教哲学的兴趣——现在却加入了基督教哲学家的行列。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那些探寻犹太教或者基督教哲学之再生的西方哲学家来说,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它一直在一个由天启所引导的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也能够作为活的哲学而发挥影响。此外,这项研究也许会对某些有志于哲学但又脱离他们自己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本身并没有背弃天启之本体——的穆斯林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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