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塞尔小传

纳塞尔小传⁽¹⁾

任　军

家　世

赛义德·侯赛因·纳塞尔（）1933年4月7日（伊历1312年1月19日）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学者和医者世家。纳塞尔的父系家族为圣裔，他的祖先穆拉·马吉德·侯赛因（Mullā Mājed Hossein）是著名伊斯兰学者，原生活于伊拉克纳贾夫，18世纪受波斯国王纳迪尔·沙（Nādir Shāh）的邀请来到波斯。但他尚未到达目的地就在途中归真，其家人遂定居于卡尚（Kashan）。他的后代纳塞拉（Seyyed NaSrallāh）幼习家学，成长为一位受世人所尊的伊斯兰学者。纳塞拉的长子，即纳塞尔的祖父艾哈迈德（Ahmad）在青年时代赴德黑兰求学，主攻医术，很快成为一代名医，并在卡扎尔王朝作为宫廷御医为王室服务，国王誉之为“医者之冠”（NaSr al-atibbā），纳塞尔家族的姓氏即由此而来。艾哈迈德的妻子，即纳塞尔的祖母柏古姆（Begum）来自卡尚的萨巴（Sabā）家族，此家族为西元9世纪名相巴马克兹（Barmakids）的后裔。卡扎尔王朝的诗圣萨巴（Malik al-Shu’arā’Fath‘Alī Khān Sabā）及许多著名诗人和艺术家都来自于这个家族。因此，纳塞尔的祖母对波斯古典诗歌非常熟悉，而且长于吟诗作赋。在孩提时代，纳塞尔的祖母和姑妈们教给他许多诗歌和民间传说。纳塞尔的祖父母育有五子二女，信仰非常虔诚。而且，纳塞尔的父系家族与苏非有世代渊源，他的祖先波什特马什海迪（Mullā Seyyed Mohammad Taqī Poshtmashhadī）是卡尚著名圣徒，他的陵墓与萨法维国王阿巴斯（Shah‘Abbās）之墓为邻，至今仍有人拜谒。纳塞尔的祖父师从苏非大师萨菲·阿里·沙（Safī‘Alī Shāh）及其弟子萨法·阿里·沙（Safā‘Alī Shāh），纳塞尔的父亲也与这些大师过从甚密。

纳塞尔的父亲赛义德·瓦利拉（Seyyed Valīallāh）出生于卡尚，成长于德黑兰，自幼接受伊斯兰传统和波斯传统教育，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波斯当时唯一的一所医学院，研习过自伊本·西纳（又名阿维森纳）以来的伊斯兰传统医学。他和纳塞尔的祖父一样，也是王室御医，但他对哲学、文学和教育更为投入。因此，除亲朋密友之外，他很少给人诊疗疾病。他在卡扎尔王朝末期到巴列维王朝期间，出任波斯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执掌教育部数十年。他还担任过德黑兰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几个学院的院长，被公认为伊朗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基人之一。

赛义德·瓦利拉是波斯两代精英的精神导师，也是纳塞尔的启蒙老师。他在哲学领域特别是伦理学领域颇有专长，著有《知识与伦理》（Dānish wa akhlāq）一书，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波斯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法语，还略通拉丁语和英语。他私人藏书颇丰，其中包括大量法文书，正是在这里，纳塞尔第一次接触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蒙田、孟德斯鸠、笛卡尔、帕斯卡、伏尔泰、卢梭这些名字。赛义德·瓦利拉饱受伊斯兰传统之浸染，又博洽西方传统哲学和科学。受父亲的影响，纳塞尔一方面被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深深影响，同时对西方的思想和宗教传统也并不陌生。

纳塞尔的母亲阿什拉芙（Ashraf）出身于另一种类型的家庭，她的祖父努里（Shaykh Fadlallāh Nūrī）是近代波斯史上最有名的宗教政治活动家之一，时任什叶派宗教领袖。后因反对1906宪法革命而被捕，并被当局处死。这给他的后代在精神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很多人从最保守的宗教立场转向最极端的现代主义，纳塞尔的一个舅父曾担任过伊朗共产党（Tudeh）总书记。

纳塞尔母亲出生时，纳塞尔的外祖父正在伊拉克纳贾夫学习。她在7岁时，举家返回德黑兰。纳塞尔的外祖父放弃家学，转向法律领域，成为一名法官。他对长女阿什拉芙的教育也特别关心，纳塞尔的母亲是当时伊朗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纳塞尔和他弟弟年幼时，母亲就积极参与妇女权利活动，为妇女事务机构服务。虽然接受过现代教育，但是她对伊斯兰的信仰非常虔诚。穆斯林常用的祈祷辞，就是纳塞尔的母亲教给他的。

幼年时期

纳塞尔幼年时期住在萨菲·阿里·沙的陵墓附近，旁边坐落着一座小清真寺，每逢礼拜时间，纳塞尔耳边就回荡着悠扬的邦克声。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德黑兰又处处浸染着传统的气息，《古兰经》的诵读声，小贩的叫卖声，窄小的街道，伊斯兰风格的喷泉，让德黑兰更像是一个中世纪的伊斯兰小镇。坐在他家的屋顶上，近可看到城市中此起彼伏的清真寺尖塔和圆顶，远可仰望西亚最高峰达马万德峰。夏日来临，纳塞尔家会去达马万德村避暑，在那里，纳塞尔总会领略到自然的壮观，对自然的挚爱油然而生，一生从未消退。

纳塞尔是家族里的长子长孙，在幼年时期一直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他的家人除了教他诵读《古兰经》，还教他波斯诗歌，特别是诗人菲尔多西（Firdawsī）、尼扎米（Nizāmī）、萨迪（Sa‘dī）、鲁米（Rūmī）和哈菲兹（Hāfiz）的诗作，其中许多诗篇纳塞尔至今仍能背诵。纳塞尔天资聪颖，3岁即可读写。5岁时在德黑兰沙赫巴德大街附近的小学上二年级，7岁时由于家庭搬迁，到另外一所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就读，并在六年级时以最高分通过国家统考毕业。读小学时他经历了盟军与波斯的战争，虽然他的家庭没有直接受到战乱影响，但是外国军事势力的入侵也让这个小男孩深深地感受到了屈辱和悲愤。

由于他父亲身份显赫，所以纳塞尔经常有机会参加一些重要聚会，见到学界、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例如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巴哈尔（Mal-ik alShu’arā’Bahār），著名哲学家富鲁基（Muhammad‘Alī Furūghī），他曾数次出任波斯首相，并将笛卡尔的《方法谈》译为波斯文。此外，纳塞尔家中也时常高朋满座。宗教界、学界的高层人士经常拜访他的父亲，内阁首相和各部大臣也是座上常客，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和学术问题。其中有刚刚从欧洲德、法等国学成的青年人，也有一些传统学者，更不乏民族主义者、左翼分子乃至共产党领袖。苏非大师阿萨尔（Sayyid Muhammad Kāzim‘Assār）和哈伊瑞（Hādī Hā’irī）在纳塞尔幼年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在纳塞尔成年后给予他很大的帮助，这在后文中还要说到。此外还有德黑兰大学的教授，如黑克曼（‘Alī ASghar Hekmat）、斯亚斯（‘Alī Akbar Siāsī）、德胡达（‘Alī Akbar Dehkhodā）等人，文学界领袖富鲁赞法（Badī‘al-Zamān Furūzānfar）、胡玛依（Jalāl Humā’ī），教义和教法学家沙哈比（Mahmūd Shahābī）、桑拉吉（Sharī‘at-i Sangilajī）以及新一代学界领袖汗拉里（Parvīz Khānlarī）。

在纳塞尔家中，除了波斯本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之外，他也受到过东西方各国文明的感染。在他出生前一年，泰戈尔访问波斯，纳塞尔的父亲作为东道主专门接待过这位文学巨匠。他的家里也常常朗诵泰戈尔的诗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塞尔的叔叔赛义德·阿里·纳塞尔（Seyyed‘Alī Nasr）曾担任过伊朗驻巴基斯坦、中华民国（1949年前）和日本的大使，他带回了南亚和东亚各国的艺术珍品，并经常在家中讲述在各国的见闻。赛义德·阿里·纳塞尔也是伊朗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翻译过米歇尔·拉辛和莫里哀的剧本。而且，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翻译过大仲马、维克多·雨果、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因此，纳塞尔在年幼时就感受到了东西方文明传统的多样性和巨大张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纳塞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伊本·西纳、鲁米、笛卡尔、帕斯卡、伏尔泰、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名字经常萦绕在他的耳旁，而确信与怀疑、传统与现代、科学世界观与宗教宇宙论、因果关联、空间之有限与无限、形神俱灭抑或神随形灭这些哲学论题对他来说也并不陌生。因此，纳塞尔在大约10岁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哲学问题意识。纳塞尔的头脑非常活跃，在学校里，他不仅数学成绩优秀，而且对诗歌和音乐也有特长，哲学和数学中的逻辑精神和艺术所体现的神圣之光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他时常与他父亲进行长时间的哲学讨论，而且在他父亲与家中客人的谈话和辩论中，他学到了很多哲学知识，这是他在接受哲学启蒙教育时至为关键的一个方面。从这时，哲学问题就逐渐成为他终生思考的课题，这为他后来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纳塞尔家中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先是他的父亲被撞伤，导致盆骨破裂，由于得不到较好的治疗，引发了肺炎和心脏衰竭，身体逐渐衰弱。紧接着，住在纳塞尔家中的他最小的姨妈因脑膜炎突然辞世，纳塞尔的外祖父不久后也离开了人世。这些悲剧给纳塞尔幼小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抹平的伤痕，也让他无法继续留在伊朗生活。纳塞尔对他父亲非常依赖，他的家人担心，如果他父亲去世，纳塞尔难以承受这样的悲痛。因此，家中委托在纽约谋职的一位叫艾曼德·凯亚（‘Emād Kiā）的舅舅安排他到美国上学。1945年10月，年方12岁的纳塞尔离开伊朗，前往美国。临别前，他的父亲面带微笑向纳塞尔说，虽然今世将会永别，但他的魂灵会一直眷顾纳塞尔。他并要求纳塞尔做一个自律自制的人，做一个视追求知识高于一切的人。纳塞尔带着父亲的忠告，踏上了赴美求学的道路。

当时要从伊朗去美国，必须横穿西亚，到埃及的亚利山大港乘轮船前往。当时正值二战结束，这次旅程对于一个成年旅行者来说都非常困难，更何况一个12岁的少年。他首先从德黑兰机场乘坐一架单引擎小飞机飞往巴格达，到达之后，他的一位亲戚即伊朗驻伊拉克大使将他送到了穆欣·萨德尔（Muhsin Sadr）——纳塞尔的娘舅亲戚，也是伊拉克总督兼议长——家中住下，这是纳塞尔第一次进入阿拉伯世界。然后从巴格达乘坐通宵大巴来到大马士革，几天后又穿过当时尚未分治的巴勒斯坦，来到雅法，再乘坐火车前往开罗。

当时的开罗要比德黑兰显得更为现代，这也是纳塞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他在谢菲尔德大饭店（1952年埃及纳赛尔革命中被烧毁）住了一个多月，等待前往美国。纳塞尔在饭店就餐时，偶遇一位埃及政府的部长，他非常喜欢纳塞尔，带他游览了金字塔等许多名胜古迹，而且正是他帮纳塞尔订到了从亚利山大港开往纽约的船票。

客轮先穿过地中海到达希腊的萨洛尼卡，再经过意大利那不勒斯和法国马赛，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后，于1945年12月17日抵达纽约。两个多月的旅程让纳塞尔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也给了他独立生活的自信。从这时起，纳塞尔就开始了他在美国的学习生活。

赴美求学

纳塞尔到美国时正值圣诞节期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经历了第一次圣诞节和新年庆典，在纳塞尔看来，这种活动显得极度无序和疯狂。舅舅艾曼德·凯亚为了使纳塞尔受到良好的教育，咨询了拉法叶大学（Lafayette College）的哈钦森（Dr.Hutchinson）校长。他建议纳塞尔到新泽西州哈特斯顿（Hightstown）的佩迪中学（Peddie School）读书。这所学校成立于1864年，是美国东海岸最好的学校之一，学生毕业后大多被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录取。1946年1月，在学业中断了3个月后，纳塞尔在这所学校开始了四年半的美国中学生涯。在佩迪中学学习之初，尽管凯亚舅舅每周不辞辛苦从纽约来看望他一次，纳塞尔还是深深感受到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孤独和隔阂。父亲去世后，纳塞尔的母亲和弟弟来美国探望过他，但因经济困难旋即返乡。

纳塞尔超群的学习能力再次在佩迪中学表现出来，他迅速掌握了英语，各科成绩优异，特别是数学成绩连年在全国联考中获得最高分，纳塞尔的老师们由此断定他应该继续学习物理学或者数学。纳塞尔也开始与美国朋友们建立起友谊，并开始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学业之外，他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特别喜欢网球和壁球运动，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期间，曾担任过学校壁球队队长。鉴于纳塞尔的出色表现，佩迪中学授予他维克里夫奖（Wycliffe Award），这是该校对优秀学生的最高奖励。1950年中学毕业时，纳塞尔作为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次演讲。而作为毕业生代表，一般会到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参观那里的实验室、爱因斯坦屋以及其他名人遗址。

需要注意的是，佩迪中学是一所基督教浸信会学校，因此，纳塞尔在此就读期间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礼制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体验，他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多次与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对话，而他对基督教的最初了解就来自于这个时期。

纳塞尔毕业时，向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这三所大学同时向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而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的奖学金最低。但是，纳塞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所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理工大学。1950年夏末，纳塞尔搬到波士顿地区，开始了生命中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是：至少要在物理实在的层面上，获得“万物本质”的知识。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了他选择的物理学专业的真实性质。

1950年秋，纳塞尔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伊朗籍学生，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但是他并没有住校，他母亲带着纳塞尔的弟弟迈赫兰（Mehran）在剑桥城外买了一幢房子，纳塞尔也和他们住在一起。而纳塞尔在美国生活的这几年，很少使用波斯语写作和交流，甚至忘记了他曾熟背的一些诗歌，但这种状况在他母亲1950年来到美国后，迅速得到了改变，纳塞尔重新进入了波斯文化的氛围中。他的弟弟迈赫兰后来也就读于哈佛大学，并成为一名石油地质专家。正如中学时代的老师们所期望的，纳塞尔进入麻省理工学物理学系学习，这个系集中了当时美国最有天资的一批学生，而在这些天才中间，纳塞尔表现非常出色，在大学一年级结束时，纳塞尔的成绩名列前茅。

但在此时，纳塞尔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一些不适。他偏爱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但对实验室却并不喜欢，他尤其厌烦这个学科中所充斥的实证主义气氛。纳塞尔多年来所关心的形而上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得到解答，他由此开始怀疑物理学能否回答什么是物理性实在的本质。在当代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主持的一次讲座中，学生们向他提问物理学的性质是什么，罗素回答说，物理学并不关心物理性实体本身的性质，它只关心与仪表阅读（pointer reading，指专门以科学仪器上的指针与仪表为对象的读数活动）有关的数学结构，在物理学领域内不存在任何“本体性的实在论”。这个回答让纳塞尔对物理学彻底失望。但他记起父亲去世之前对他的要求：做一个自律自制的人，所以他继续留在物理学系。在此期间，他还选修了大量超出物理系学生要求的数学课程，包括著名数学家诺波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讲授的傅里叶级数课程。

对物理学的不信任让纳塞尔在18岁时出现了思想危机，虽然他没有放弃这个专业，但是他的学术志向已经不在物理学。这场危机没有摧毁纳塞尔的信仰，但却动摇了他对生命之意义、知识之价值、寻求真理之方法等重要问题的理解。纳塞尔认为，追求真理之路是每一人自己的事情，如同每个人的呼吸一样，他人无法替代。因此，纳塞尔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人文学科的阅读和研习中。这时，他遇到了著名哲学与科学史家桑迪拉纳（Giorgio de Santillana）。桑蒂拉纳是意大利人，在欧洲教学多年后于美国定居。他曾与梅耶松（Emile Meyerson）长期合作，反对庞加莱（Henri Poincare）那种旨在“拯救现象”的物理学哲学。他不同意逻辑实证主义这种主流科学哲学，而是以实在论为基础，将自然科学看作是获物理层面上万物本体实在之知识的手段。

纳塞尔选修了桑迪拉纳的许多课程，系统学习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中世纪哲学、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以及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思想，同时，桑蒂拉纳还向纳塞尔传授了吉尔松（Etienne Gilson）、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的思想以及基督教哲学、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和符号论哲学，桑迪拉纳对但丁的《神曲》有独到的理解，堪称大师，这让纳塞尔受益匪浅。桑迪拉纳对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秘传哲学很感兴趣，为它们在现代西方的失落而惋惜。同时，他也热衷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思想，而这又是受他的父亲、意大利著名伊斯兰研究者大卫·德·桑迪拉纳（David de Santillana）的影响所致。纳塞尔和几位同学要求他开设一门关于印度哲学的课程时，他建议学生们去阅读勒内·盖农（Rene Guenon）的作品。纳塞尔正是通过盖农的《印度学说研究导引》和《吠檀多论人及其生成》这两部作品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传统哲学。

除了盖农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传统主义哲学家也对纳塞尔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就是斯里兰卡人库玛拉斯瓦米（Ananda K.Coomaraswamy）。库玛拉斯瓦米是著名哲学家、艺术史家，也是永恒哲学在美国最为有力的传播者之一。纳塞尔到哈佛大学读书之前他已不在人世，但是他的遗孀东娜·莉莎·库玛拉斯瓦米（Dona Luisa Coomaraswamy）还住在剑桥城，筹备出版她丈夫的遗作。库玛拉斯瓦米家中有一个书库，在传统哲学和艺术领域的书籍藏量很大。在这个书库里，纳塞尔读到了几乎所有在传统哲学研究方面的英文和法文著作，这其中包括盖农、舒昂（Frithjof Schuon）、布克哈德特（Titus Burckhardt）、帕里斯（Marco Pallis）、凌斯（Martin Lings）等人的著作。

通过这些传统哲学家的著作而发现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解决了纳塞尔的思想危机。从这时起，纳塞尔获得了思想上的确定性，并将此确立为自己的学术志向。用纳塞尔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如同从确然的知识（‘ilm al-yaqīn）到确然的显现（‘ayn al-yaqīn）再到确然的真理（haqq al-yaqīn），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轨迹和学术生涯。纳塞尔相信，我们既可以通过心—智（heart-intellect）所得到的知识来获取真理，同样可以通过启示来获得真理。对知识的探寻正是对存在之根本意义的理解，这就是用知识来拯救灵魂。传统学者的作品，特别是舒昂对灵性修行以及理论知识的讨论，对纳塞尔青年时期的生命历程有着重要影响。永恒哲学具有真理意义，但问题是如何理解以及实践这种真理。纳塞尔对传统哲学的研习将他从印度、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带到了中国传统中的老庄思想，然后回到伊斯兰思想。这样一种融会贯通式的循环让纳塞尔感觉回到了自己真正的精神之域和思想家园。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哲学，纳塞尔开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以更好地掌握西方传统哲学的脉络。同时，他也到哈佛大学跟随库玛拉斯瓦米的学生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学习印度教和佛教艺术课程，跟随铃木大拙（Suzuki Daisetsu）学习有关禅宗思想的课程。另外，科学思想史大师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在很多讲座和私下交流中，给予了纳塞尔许多指导，让他对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科学思想以及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有所了解。

在艺术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恩斯特·利维（Ernst Levy）在音乐学方面的指导让纳塞尔增强了对传统艺术的理解。纳塞尔自幼喜爱波斯古典音乐，在佩迪中学期间又喜欢上了西方古典音乐，他喜欢弹奏钢琴和波斯乐器桑图尔（santūr）。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在音乐图书馆做过勤工俭学，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西方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海顿、巴赫、韩德尔、维瓦尔第以及维特多利亚、帕莱斯特里那的曲目以及格里高利圣咏。他经常去听库谢维茨基（Serge Koussevitsky）、蒙特（Pierre Monteux）、穆赫（Charles Munch）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也常去纽约去听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瓦尔特（Bruno Walter）指挥的交响音乐会，纳塞尔认为，西方古典音乐是后文艺复兴时期少数免遭世俗化的艺术形式之一。利维将纳塞尔带入了西方音乐学的根源，给他传授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音乐哲学。在利维看来，和声和泛音是音乐的本质，也是整个宇宙实在的原则。在这种影响下，纳塞尔对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印度等地区的东方传统音乐进行了研究，并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音乐哲学进行对比，以期聆听柏拉图所说的“寂静之音”。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纳塞尔在哈佛大学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纳塞尔当时对自己下一步应该学习物理学专业还是科学史和哲学史专业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因此在硕士阶段他暂时选择了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并师从该领域著名权威比林斯（Marland Billings）和伯奇（Francis Birch）。在此期间，无论是地质学还是他同时选修的晶体学和海洋学，都向纳塞尔揭示了自然之美。但同时开设的古生物学却让纳塞尔感觉到非常厌烦，这门课程充斥着物种演化说和进化论的观点，而不允许学生质疑或者进行讨论。纳塞尔很快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无法像一门真正的科学理论那样可以面对问题，这种假说需要进行验证。本科阶段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扎实功底，为纳塞尔继续攻读科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纳塞尔学习科学史和哲学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西方科学之外的科学和知识类型，同时掌握近代科学的历史脉络。更为重要的是，纳塞尔的哲学观已经在永恒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下定型，不会被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所控制。195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纳塞尔进入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该系由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萨顿（George Sarton）创立，学生不多但精英辈出。纳塞尔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萨顿已经退休，但仍然在瓦登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主编《伊希斯》（Isis）杂志。纳塞尔是当时唯一准备对伊斯兰科学进行研究的学生，而萨顿在伊斯兰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尽管纳塞尔不同意他对科学史的实证主义解释，但仍然准备在萨顿的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不幸的是，在纳塞尔开始学位论文之前，萨顿就去世了。所以，纳塞尔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并在科恩（I.Bernard Cohen，讲授《科学史通论》）、吉布（Hamilton A. R.Gibb，讲授《伊斯兰哲学和教义学》）和沃尔夫逊（Harry A.Wolfson，讲授《伊斯兰文明史通论》）三位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这三位教授学术水平一流，尤其是吉布教授，此人为东方学派的典型代表，但又能以同情之态度研究伊斯兰，被称为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伊斯兰研究者。由于吉布教授的到来，哈佛大学成为美国最好的伊斯兰研究中心之一，纳塞尔也得以向他请教并探讨了许多学术问题，例如苏非在伊斯兰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这种交流不仅对纳塞尔是有益的，对吉布来说也收获不小。除了这几位教授之外，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专家耶格尔（Werner Jaeger）教授、隐逸派研究权威诺克（Arthur D.Nock）教授、东方艺术研究专家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教授，都或多或少对纳塞尔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影响。

除了哲学系和科学史系之外，哈佛大学其他领域的教授们也给纳塞尔带来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信息。伊朗专家弗莱（Richard N.Frye）、伊斯兰文明研究专家施罗德（Eric Schroeder）、政治学教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纳塞尔素有交往，而到哈佛大学参加学术交流的世界各国学术名流，如伊朗政治家艾哈默德（Jalāl Al-i Ahmad）、德国鲍豪斯建筑学派的创始人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日本禅宗思想家久松真一（Hisamatsu Shinishi）等人，也和纳塞尔就各个方面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而且，在这个时期，纳塞尔也开始与西方的宗教哲学家，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天主教哲学家泰勒（Charles Holt Taylor）、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等人建立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些学者建议纳塞尔深入阅读中世纪哲学的原典和研究著作，这让纳塞尔对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并让纳塞尔用现代语言来复兴伊斯兰哲学充满了信心。

同时，纳塞尔在求学期间，遍访欧洲各国。他曾拜访和会晤过许多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在伊斯兰思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如马西农（Louis Mas－signon）、伽登特（Louis Gardet）、诺斯罗普（Filmer S.C.Northrop）、科宾（Henry Corbin）、贝格尔（Gaston Berger）、巴赫拉德（Gaston Bachelard）、马塞尔（Gabriel Marcel）、维特（Gaston Wiet）、比奇（Charles Puech）、孟纳斯（Jean Pierre de Menasce）、本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阿纳尔德茨（Roger Ar－naldez）、卡亨（Claude Cahen）和拉扎德（Gibert Lazard）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传统学派的学者们，包括舒昂、布克哈德特、帕里斯、凌斯等人，他与这些学者建立了终生的学术友谊。

1957年和1958年的夏天，纳塞尔是在摩洛哥度过的。这段时间对他整个的思想生活和精神生活来说至为关键，他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最终的确定。而且正是在这里，纳塞尔全身心地投入了苏非功修之中，拜师于艾哈迈德（Shaykh‘IsāNūr al-Dīn Ahmad，即舒昂）所立的玛亚米耶（Maryamiyya）门下，玛亚米耶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沙孜林耶（Shadhiliyyah）及其分支德加维耶（Darqawiyyah）和阿尔及利亚苏非大师阿拉维（Shaykh Ahmad al-‘Alawī）所立的阿拉维耶（Alawiyyah）。纳塞尔最终在苏非传统中找到了逻辑和超越的统一，找到了真理和美的和谐。在伊斯兰传统的基础上，纳塞尔致力于在希腊传统、基督教传统、印度教传统、佛教传统、秘传犹太教传统、祆教传统等世界各大传统中，寻求真正的智慧。

自此以后，纳塞尔为自己的学术事业确立了以下几个目标：更为深入地钻研传统形而上学的各个维度；了解近代西方科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和宇宙论；在实证主义方法之外另寻研究科学史的方法，并建立一套真正从内部来研究伊斯兰科学和伊斯兰哲学的方法；对包括苏非行知、哲学、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整个伊斯兰思想传统进行复兴；从伊斯兰思想传统的角度对西方哲学进行审视和研究；在思想意义和哲学意义上对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进行讨论。可以说，纳塞尔一生的哲学追求在哈佛求学时期就已经定型了。

此外，纳塞尔对环境危机问题的关心也始于哈佛时期。前已述及，纳塞尔在伊朗时从小喜欢亲近自然，到美国后，他不仅遍游名山大川，也时常徜徉于瓦尔登湖畔，感悟梭罗（Thoreau）的哲思。他也喜欢阅读描写山岳江河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法文、德文文学作品，他对传统哲学中有关自然和宇宙论问题的探索直接发自这种热爱自然的天性。而与此同时，纳塞尔也亲眼见到，美国的现代化迅速造成了环境恶化，他认为，人类摧毁自然环境的速度，是以控制和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西方科学为基础的，同时依赖于人的贪婪和以经济发展为标尺的人类社会。纳塞尔清楚地认识到，这并不单纯是由于滥用技术和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环境危机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纳塞尔的学术研究中。

1958年，年仅25岁的纳塞尔以《伊斯兰思想中的自然概念》为题的论文申请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伊朗籍博士。在这篇论文中，纳塞尔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现代物理学无法为物理自然世界提供最终知识，那么何种科学能够提供？纳塞尔的答案是：传统宇宙论。他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探寻到柏拉图哲学特别是其《蒂迈欧篇》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进而研究了印度教的数论（Sāmkhya）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和宋明理学，最后则转向了伊斯兰哲学和科学。后来，这篇论文以《伊斯兰宇宙学说导论》（1963年）为题出版。

除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之外，纳塞尔在哈佛读书期间还有另外一项写作计划。桑迪拉纳教授主编了一套科学史丛书，希望由纳塞尔撰写伊斯兰科学史部分。纳塞尔在离开美国前完成了这一工作，后来又增加了若干章节，此书以《伊斯兰科学和文明》为题于1968年由哈佛和新美文库出版。纳塞尔认为，这实际上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因为这些文字的写作要早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纳塞尔放弃了留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于1958年秋回到伊朗。

返回故乡

自12岁离开伊朗赴美求学至25岁获得博士学位，这13年中伊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塞尔感觉到，现代性浪潮已经席卷了伊朗社会，他的家族和许多朋友也被卷入其中。纳塞尔回到伊朗后，首先决定解决婚姻问题，尽快从大家庭中独立出来，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求真悟道。纳塞尔的家族为他介绍了一位名叫苏珊·丹内施沃瑞（Soussan Daneshvary）的名门闺秀，她的家庭背景和纳塞尔家族一样，传统氛围浓厚，两家门当户对。而且丹内施沃瑞也曾留学英美，与纳塞尔情趣相投，两人很快完婚。妻子全心全意照顾纳塞尔的生活，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学术工作，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赛义德·瓦里·雷扎（Seyyed Vali Rezā）现为圣地亚哥大学政治思想学教授，女儿莱丽是艺术史家，供职于华盛顿国家艺术馆。

纳塞尔返回故乡后，在德黑兰大学文学院担任哲学和科学史副教授。该院院长锡亚西（‘Ali Akbar Siāsī）是伊朗著名教育家，也是纳塞尔父亲的学生，他和学院的同事们都非常欢迎纳塞尔的到来。纳塞尔加盟德黑兰大学后，主要讲授科学史和古希腊哲学，并在30岁时就成为德黑兰大学最年轻的全职教授。当时伊朗的人文学科研究主要是在近代欧洲大陆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倾向在德黑兰大学同样明显。在哲学教学中，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孔德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随着学术地位的逐渐稳固，纳塞尔开始对这种倾向进行纠正。首先，他坚持加强伊斯兰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学习其他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基础，将“伊斯兰哲学与文化”开设为博士生的公共必修课，并和科宾一起讲授。

同时，在其他几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授的帮助下，他还将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扩大到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此外，在他的倡导下，学院对东方哲学特别是印度哲学更加重视。德黑兰大学的哲学研究水平在伊朗国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唯一一个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高校。纳塞尔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改革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如达瓦瑞（Rezā Dāvarī）、阿瓦尼（Gholām Rezā A’vānī）、阿德尔（Gholām Rezā Haddād‘Adel）、鲍加瓦迪（NaSrollah Pourjavādī）、加汗吉瑞（Mohsen Jahāngīrī）、巴赫提亚尔（Mozaffar Bakhtiyār）等人都已成为当今伊朗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在德黑兰大学之外，纳塞尔也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是伊朗最高文化委员会委员，并在哲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担任各种政府和民间学会的理事。这让纳塞尔得以有很多机会组织国家级会议，讨论传统哲学论题以及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等问题。法国哲学家伽罗迪（Roger Garaudy）在70年代就倡导建立全球“文明对话”联络网，纳塞尔在王室的支持下，在伊朗成立了该组织的分支机构，一直运转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为止。

在伊朗工作期间，纳塞尔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他用波斯文写作的著作以伊斯兰哲学、伊斯兰科学、苏非学说和对永恒哲学代表人物库玛拉斯瓦米、盖农、舒昂、布克哈德特的引介为主。同时，他以波斯文修订了博士学位论文《伊斯兰思想中的自然概念》，并获得伊朗皇家图书奖。此外，他还对伊斯兰哲学和科学的一些基础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编辑。他在威廉·柴悌克的协助下，完成了3卷本的《伊斯兰科学藏书志》。这个藏书志其余4卷的书目资料依然保留在德黑兰哲学院，有待完成。在伊朗著名学者阿兰姆（Ahmad Aram）的协助下，翻译了纳塞尔本人的三部著作：《穆斯林三贤哲》《伊斯兰科学与文明》《伊斯兰科学：图解研究》。这些著作被多次重印，并成为伊朗多所大学的伊斯兰哲学和科学课程教科书。

在此期间，纳塞尔以英文写作的代表性著作是《穆斯林三贤哲》（1962年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稿）、《伊斯兰的理想与现实》（1964～1965年贝鲁特美利坚大学阿加汗讲座稿），这两部著作是纳塞尔被翻译次数最多的著作。同时，纳塞尔于1966年应邀主持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讲座，并撰写了《人与自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此书从哲学和宗教的深层次因素中对环境危机问题进行了讨论，被称为最先预言全球生态危机的著作之一，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波斯尼亚文和土耳其文。另外，他还撰写了《从伊斯兰看现代人的困境》《苏非论集》《萨德尔·丁·设拉子的超验哲学》等著作。在将伊朗哲学特别是穆拉·萨德拉的哲学思想推向英语世界的过程中，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除了教授和研究者这两个身份之外，纳塞尔还兼有教育家的身份。自1968年起，纳塞尔担任德黑兰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又担任副校长。1972年，纳塞尔被选为阿雅梅赫尔大学（Aryamehr University）校长，该校号称“伊朗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这些职务期间，纳塞尔全力推动伊朗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学科的发展。作为一名教育家，纳塞尔还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包括传统建筑、传统医学和伊斯兰教育国际研讨会。同时，他还积极向西方世界宣传伊斯兰文明成就，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举行的首届伊斯兰科学展，以及同年他和布克哈德特等人监制的BBC六集系列片《传统伊斯兰世界》，至今仍为西方许多大学作为教学片使用。

按照纳塞尔自己的说法，他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伊朗之后，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学业，而是开始了自己在伊斯兰哲学方面的再教育过程。他相信，真正口传式的伊斯兰智慧只有得到传统大师们的亲传才能得到。因此，回国后不久，纳塞尔就开始跟随前面提到过的伊朗哲学家阿萨尔和哈伊瑞进行学习，同时遍访伊朗传统智者和苏非大师，向他们求知问道。这些人包括：卡兹维尼（Sayyid Abu’l-Hasan Qazwīnī）、库姆沙伊（Mahdī Ilāhī Qumsha’ī）、穆斯利赫（Jawād MuSlih）、沙巴伊（MahmūdShahābī）、沙冉尼（Abu’l-HasanSha‘rānī）、马莱克尼亚（Hājj Malekniā）、努尔巴克赫什（Jawād Nūrbakhsh）、哈伊达尔（Mullā Hubb-i Haydar）等。

在这些人中间，纳塞尔最为亲近的是他称之为“第二父亲”的阿萨尔。阿萨尔学识渊博，熟知波斯传统智慧和西方哲学思想。纳塞尔每周专门抽出三个下午的时间向阿萨尔求教，授课范围包括贾米、伊本·西纳、伊本·图斐利、伊本·鲁士德、米尔·达麦德、图西等伊斯兰先哲的学说，直至1974年阿萨尔辞世。伊朗哲学家塔巴塔巴仪（‘Allāmah Sayyid Muhammad Husayn Tabātabā’ī）也给予了纳塞尔不少帮助。他与纳塞尔一起研习哈菲兹的作品以及中国的《道德经》和印度的《奥义书》，并应纳塞尔的邀请写作和编辑过《伊斯兰中的〈古兰经〉》《什叶派文选》，同时著有伊斯兰哲学教材《智慧的开端》和《智慧的目的》。当时伊朗的“大阿亚图拉”卡兹维尼是纳塞尔在传统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第三位老师，这位大师曾经是霍梅尼的老师，而纳塞尔从他那里彻底弄清了穆拉·萨德拉的形而上学和认知论中最为困难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些年长的学者之外，纳塞尔还与一些青年学者如穆塔哈瑞（Murtadā Mutahharī）、艾什提亚尼（Sayyid Jalāl al-Dīn Ashtiyānī）、亚兹迪（Mahdī Hā’irī Yazdī）等人过从甚密。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伊朗和西方知名伊斯兰思想家，对伊斯兰哲学的复兴贡献卓越。

除了伊朗国内的学者之外，纳塞尔与法国哲学家科宾和日本学者井筒俊彦也建立起深厚的学术友谊。科宾早年长于现象学，他是将海德格尔著作译为法文的第一位学者。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纳塞尔就阅读过科宾的著作，并在欧洲同他晤面。科宾对伊斯兰哲学特别是波斯哲学兴趣很浓，在波斯哲学中又对苏赫拉瓦迪思想用功甚锐，他每年都要定期在德黑兰工作一段时间。回到伊朗后，纳塞尔同他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其中包括共同编纂《晚期伊斯兰哲学史》这部巨著。科宾专注于伊斯兰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而在当时伊朗普遍崇拜西方思想的氛围下，纳塞尔认为，科宾在复兴伊斯兰哲学和促进伊朗学界准确理解西方哲学这两个方面居功甚伟。1966年，他们共同出席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举办的伊朗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休息期间，他们一起登上了德法边界的圣奥迪尔山。科宾告诉纳塞尔，年轻的时候他曾翻过这座山，沿着脚下的这道山径到德国弗莱堡去拜谒海德格尔。而现在他的身边就站着一位伊斯兰哲学家，他不需要再从这条小径走下去了。后来，纳塞尔问科宾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来评价自己，科宾说：“我是一个现象学家，但这里所用的‘现象学家’是指传统意义上进行去蔽（kashf al-mahjūb）的人”。科宾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伊朗哲学与比较哲学》由纳塞尔主持的伊朗哲学院出版，而纳塞尔和科宾的友谊也一直维持到1978年科宾逝世为止。

与科宾一样，井筒俊彦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伊斯兰研究者，但与科宾不同的是，井筒俊彦是一位有着深厚禅学背景的东方学者。他精通诸多西方语言和汉语、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东方语言。他曾在《道家与苏非》、《创世与万物永恒秩序》这两部著作中对老子和伊本·阿拉比的思想进行了对比。1962年他在美国麦吉尔大学任教时，与纳塞尔首次相识。后来，井筒俊彦应纳塞尔的邀请在伊朗哲学院任教。同时，他将纳塞尔的《穆斯林三贤哲》译为日文并由日本岩波书局出版。1973年马王堆《道德经》帛书出土后，井筒俊彦建议他们合作将此书译为波斯文。但工作在接近完成时，纳塞尔被迫移居海外，这也是他在出走时随身携带的唯一一部手稿。井筒俊彦在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上给予纳塞尔很多启发，对他在比较哲学的研究工作中助益良多。由于井筒俊彦在伊斯兰哲学和其他东方哲学比较方面的贡献，纳塞尔认为，井筒俊彦是当代最为伟大的比较哲学家之一。

在伊朗工作和生活的20年间，纳塞尔本人的学术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大。他曾访问过巴基斯坦、摩洛哥、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瑞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奥地利、希腊等国，与各国一流哲学家和思想家会面，在各种高水平讲座上发表演讲，同时在国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学术地位不断提升。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对这位来自伊朗的学者十分欣赏，例如，1962年，纳塞尔访问哈佛大学开设讲座，他的朋友和老师们对他极力挽留，而哈佛大学也早就对这位杰出校友虚位以待，但纳塞尔表示自己还是更适合在伊朗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又如，1967年，印度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从剑桥大学史博定比较宗教学教授席位退休，史博定基金会主席的位置也将纳塞尔列为第一人选，剑桥大学力邀纳塞尔加盟，但纳塞尔依然婉言谢绝。

由于纳塞尔在哲学研究工作中的杰出贡献，1973年他被选为国际哲学研究学会理事。此后不久，国际哲学研究会前会长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y）访问伊朗并会见了伊朗王后，会谈中他建议，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伊朗应成立一个哲学研究和传播的中心，伊朗王后表示她会考虑这个建议。随后，建立伊朗皇家哲学院的计划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责成纳塞尔负责筹建。首先，纳塞尔选择波斯政治家和名医马利克（Luqmān al-Mulk Mālik）的寓所作为哲学院的地点。同时聘请一批伊朗哲学学者以及潘尼卡（Raymundo Panikkar）、马哈德凡（T.M.P.Mahadevan）、萨兰（A.K.Saran）、布兰克（Carmen Blacker）、贝特尔斯（Andrei Bertels）、史密斯（Huston Smith）、阿塔斯（Naquib al-Attas）、左拉（Elemire Zolla）等国外学者为哲学院理事会理事。1974年，纳塞尔被任命为伊朗皇家哲学院院长，他聘请科宾、井筒俊彦、柴悌克、亚兹迪等人为任课教师，并配备了相关工作人员，当年这个组织正式开始活动。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在研究院开始了学习和研究工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长为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伊朗皇家哲学院在纳塞尔主政期间，出版了波斯文、阿拉伯文、英文著作50多种，同时创办多语种学术刊物《永恒智慧》。1975年，国际哲学研究学会在伊朗马什哈德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这也是该组织第一次在伊斯兰世界进行类似的学术活动。会议主题为“哲学自身的意义与逻辑在哲学中的运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哲学家，如梅西耶（Andre Mercier）、努诺（Juan Antonic Nuno）、布鲁纳（Fernand Brunner）、拉特利尔（Jean Ladriere）、佩尔斯（Jerzy Pelc）、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利科（Paul Ricoeur）、大江正三（Ohe Seizo）、麦克科恩（Richard Mckeon）、梅尔森（Andreas von Melsen）、贝拉瓦（Yvon Belaval）等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标志着世界哲学研究议题、目标、方法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纳塞尔又被选为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FIPS）理事会的理事。这也标志着他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上受到了普遍的承认。

旅居美国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伊朗政治局势开始动荡不安。伊朗王室希望有人能在政府和宗教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而纳塞尔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因此法拉赫王后任命纳塞尔为特别办公室负责人，负责处理国家文化事务。但由于时局复杂，纳塞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伊朗当时最重要的职务之一。此前纳塞尔专心于学术和教育活动，所担任的职位如大学校长、皇家哲学院院长等一般都限于这些领域，他曾拒绝过政府最高负责人等多项政治性任命。但此次由于情况特殊，他不得不涉及一些政治性事务，从而被卷入政治风波之中。

接受任命半年后，纳塞尔负责代表国王参加1979年1月于东京举办的波斯艺术展开幕式。1月6日，纳塞尔先和妻子及女儿前往英国，准备在伦敦为女儿找一家学校读书，然后再飞往东京参加活动。在伦敦时，日本政府通知纳塞尔展览推迟。而后法拉赫王后又通知纳塞尔，她准备和国王前往开罗，需要纳塞尔陪同。所以纳塞尔一直在伦敦候命，没有返回德黑兰。随后，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他的寓所被占，私人藏书和学术资料也被没收。纳塞尔由于政治身份特殊而有国难回，他只能与妻子以及儿子（雷扎此前已经在英国读书）和女儿继续留在伦敦，处境十分困难，他充分地体会到了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就是死亡之练习”的深刻含义。

在伦敦两个月之后，美国犹他州大学向纳塞尔发函，邀请他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于是他决定前往盐湖城，就此开始了旅居美国的生涯，他借用伊斯兰哲学光照学派奠基人苏赫拉瓦迪的著作《西方放逐记》，将自己的旅美生涯称作“西方的放逐”（The Occidental Exile）。1979年夏天，访问教授任职到期，犹他大学、坦普尔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同时聘请他为全职教授，纳塞尔最终选择了坦普尔大学。但由于子女在波士顿求学，所以他决定在那里安家。

在纳塞尔离开伊朗之前，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吉福德讲座就已向纳塞尔发出邀请。该讲座因吉福德爵士（Adam Lord Gifford）而得名，由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和圣安德鲁斯这四所苏格兰最主要的大学轮流举办。讲座主持人一般都是在哲学、神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享有较高地位的学者，例如我国学界所熟知的缪勒（F.Müller）、詹姆斯（W.James）、柏格森（H.Bergson）、汤因比（A.Toynbee）、吉尔松（E.Gilson）、阿伦特（H.Arendt）、希克（J.Hick）、乔姆斯基（N.Chomsky）、博兰尼（M.Polanyi）、赖特（G.von Wright）、艾耶尔（A.Ayer）、麦金太尔（A.Mac Intyre）等人，而纳塞尔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穆斯林学者。他在伊朗就开始准备此次讲座，但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让他的讲座大纲和资料丧失殆尽。

来到美国之后，纳塞尔开始重新准备吉福德讲座。由于他的出众才华和惊人的记忆力，以每周一章的速度在两个半月内完成了全部讲稿，而写作过程主要是他在来往于工作地费城和居住地波士顿之间的旅程中完成的。纳塞尔后来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写作如同天赐之礼降临于他，在他心中清晰成形，各章内容毋需任何停顿或犹豫，似奔涌之流连绵不断地完成。1981年春，纳塞尔以“知识与神圣”为题进行了吉福德讲座，当年，同名著作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纳塞尔也由此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伊斯兰思想家。例如，中国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对纳塞尔的评价是：“他对神圣体知的深刻，在当世已罕见其人”。

在美国工作期间，尽管纳塞尔自己认为他的首要身份应该是一位传统主义者和永恒哲学的阐释者，但美国学术界仍然将纳塞尔看作是一位伊斯兰哲学家。在此期间，纳塞尔的作品主要以英文为主，他面向的读者也分为西方民众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两个群体。他的工作以复兴伊斯兰思想传统为主，同时对环境危机问题、伊斯兰艺术的意义、近代科学理论和发现为传统世界带来的挑战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伊斯兰思想家，他在宗教对话领域与约翰·希克、汉斯·昆进行了多次对话，土耳其学者阿斯兰（Adnan Aslan）的著作《基督教哲学和伊斯兰哲学中的宗教多样论：希克和纳塞尔的思想》就是对这一工作最好的说明。

1982年，纳塞尔受邀参加“气势恢弘、包罗万象的国际性出版计划”（杜维明语）——《世界精神性全书》的编撰工作。该百科全书由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的天主教神学和哲学家卡辛斯（E.Cousins）教授主编，共分27卷，参编者均为当今世界宗教学与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包括武内义范（T.Yoshinori）、沃勒尔（R. Waller）、格林（A.Green）、斯瓦拉曼（K.Sivaraman）、奥卢普纳（J.K.Olupona）、奈斯（P.V.Ness）、阿姆斯特朗（A.H.Armstrong）、布朗（J.E.Brown）、卡曼（J.Carman）、伊利亚德（Eliade）、费福瑞（Faivre）、吉尔奇（L.Gilkey）、麦克金（B.McGinn）、迈恩多夫（J.Meyendorff）、尼德尔曼（Needleman）、潘尼卡、佩里坎（J.Pelikan）、沃林（Whaling）、杜维明等人，他们都是对其所研究的宗教传统的精神性层面有实践体验和独特领悟的权威。纳塞尔在其中负责编写《伊斯兰精神性全书》（两卷本），并先后于1989年和1991年出版。

1984年，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同时邀请纳塞尔担任伊斯兰研究的教席。纳塞尔认为，华盛顿大学的职位要比常春藤联盟的大学教席的行政责任更少一些，而且华盛顿特区的环境也更适合他居住，加之他的许多伊朗朋友都定居于此，所以他放弃了耶鲁大学的邀请。在华盛顿大学，他除了讲授伊斯兰研究课程之外，还开设了永恒哲学、宗教和科学、人与环境、神秘论比较等课程，门下学生多以伊斯兰思想研究为主。同时，纳塞尔笔耕不辍，撰写和编著有《宗教与自然的秩序》《伊斯兰艺术与精神性》《波斯的伊斯兰思想传统》《波斯哲学文选》《追求神圣》《舒昂经典文选》《现代世界中的传统伊斯兰》《青年穆斯林如何认识现代世界》《伊斯兰哲学史》（与奥利弗·李曼合编）、《波斯伊斯兰思想传统》《对神圣科学的需要》《自始至今的伊斯兰哲学：天启之国的智慧》等。

为了鼓励各国学者对世界各大传统思想进行研究，在库图瓦（Flora Courtois）女士的资助下，纳塞尔与史密斯（Huston Smith）、摩尔（Alvin Moore）等人共同在华盛顿大学建立了“传统研究基金会”，纳塞尔担任主席。基金会创办了学术刊物《智慧》，这是世界上讨论传统思想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基金会还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同时负责电视系列片《伊斯兰与西方》的制作。除了学术领域之外，纳塞尔在西方政治界和媒体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多次邀请纳塞尔参加宗教和平学术研讨会，美国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认为，当前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进行对话，纳塞尔应该是上佳的特使候选人。由于纳塞尔的这种重要影响力，柴悌克、劳德（P.Laude）和艾哈迈德（Akbar S.Ahmed）等人把他称为“伊斯兰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代言人”。

由于纳塞尔在学术领域尤其是伊斯兰哲学领域的杰出贡献，2001年，在哲学界享有盛誉的“在世哲学家文库”（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在经过八年的精心准备之后，专门编辑出版了《纳塞尔的哲学》一书。该文库由施尔普（P.A.Schilpp）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创办，自1939年以来，截止2009年，该文库共为编辑出版时在世的32位哲学家制作了专集，包括杜威（John Dewey）、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怀特海（North Whitehead）、摩尔（G.E.Moore）、罗素（Bertrand Russell）、卡西尔（Ernst Cassirer）、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布劳德（C.D.Broad）、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布伯（Martin Buber）、刘易斯（C.I. Lewis）、波普尔（Karl Popper）、布兰夏德（Brand Blanshard）、萨特（Jean Paul Sartre）、马塞尔（Gabriel Marcel）、奎因（W.V.Quine）、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哈特肖恩（Charles Hartshorne）、艾耶尔（A.J.Ayer）、利科（Paul Ricoeur）、维斯（Paul Weiss）、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斯特劳森（P.F.Strawson）、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葛妮（Marjorie Grene）、辛提卡（Jaakko Hintikka）、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纳塞尔则是入选其中的第一位伊斯兰哲学家。由于入选的学者均为世界一流哲学大师，“在世哲学家文库”第三任主编奥克希厄（Randall E.Auxier）认为，诺贝尔奖没有为哲学设立奖项，但成为“在世哲学家文库”的人选，或者主持“吉福德讲座”，或许是一个哲学家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而纳塞尔先生两项兼得，不仅在伊斯兰思想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当今世界获此殊荣者也寥寥无几。

同年11月，纳塞尔的三代弟子齐聚一堂，在华盛顿大学为他举办了荣誉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知识的灯塔”（Beacon of Knowledge）是对纳塞尔一生“传道授业解惑”工作的最好总结。2007年，纳塞尔的得意门生柴悌克编纂了《纳塞尔经典文选》。著作出版后，学界和媒体好评如潮，现择其要摘录于下：“纳塞尔是伊斯兰研究领域中活生生的传奇”（《出版家周刊》）；“纳塞尔在西方科学作品方面的知识博大精深，他的批判将永载史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洛佩兹—巴拉尔特（Luce López Baralt）认为，“纳塞尔是伊斯兰和苏非行知的一流权威，同时对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都稔熟于心。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纳塞尔的智慧”；斯捷潘尼扬茨（Marietta Stepanyants）认为，“我们也许不会受到纳塞尔的影响，也许不会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毫无疑问，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在非穆斯林面前代表文明之伊斯兰”；哈姆扎·优素福（Hamza Yusuf）认为，“纳塞尔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在这个缺乏智慧的年代，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贤哲”；艾顿（Charles Le Gai Eaton）认为，“或许有很多人不公开地在为伊斯兰传统辩护，但只有少数人用笔在写，在这少数人中，纳塞尔是卓越超群的”；哈克（Inamul Haq）认为，“纳塞尔是少数几位能将近代西方知识与传统伊斯兰研究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蒙特斯特拉（Giovanni Monastra）认为，“纳塞尔开启了现代人的心灵，让其重获本性，而本性的迷失正是由于精神的健忘”；布兰克（Carmen Blacker）认为，“纳塞尔教授的智慧涵盖着广袤精深的哲学和宗教知识，这不仅使他阐明了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当下的困境，而且引导我们重新发现了人、自然与神之间真正和谐的世界观”。

应特别强调的是，纳塞尔一直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纳塞尔积极推进伊斯兰传统与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其中他与杜维明先生共同倡导的“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或“回儒对话”可被视为全球文明对话的范例。纳塞尔与杜维明相识于1971年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至今为止，他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了近40年。1993年，纳塞尔和杜维明一起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参加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杜维明交给纳塞尔一份未刊稿，题为《文明的冲突》，作者为亨廷顿。杜维明告诉纳塞尔，这不仅是一篇论文，也是一个行动计划。正如杜维明所预料的，纳塞尔读后大为震惊，他决定和杜维明联手推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用实际行动反驳所谓“文明冲突论”。此后不久，纳塞尔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一次论坛上，公开驳斥了“文明冲突论”。1995年，在纳塞尔的学生巴卡尔（Osman Bakar）的筹备下，于吉隆坡举办了首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会议。2000年，哈佛大学再次以此为主题举办会议。之后，中国内地的南京、银川、昆明又相继举办了四次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纳塞尔参加“北京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天、地、人和谐及不同文明的和谐》的主旨报告。同时，他与杜维明在北京大学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对二十一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并共同参加了CCTV第9频道的《对话》节目，两人就“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发表了深刻见解。此外，纳塞尔还参加了多次座谈会，阐发了他的文明对话理念。在论坛举办期间，纳塞尔应邀加入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并担任北京论坛学术顾问。

最后，我们用纳塞尔思想自传中的一段话结束对他的介绍：“如果有人要问我思想生涯的中枢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说：对知识的追求。就原则层面而言，我在20多岁时获得的思想确然性和对本体性质的洞察，至今依然保持。而就对这些原则的应用并在某种‘存在’方式中予以深层次的实现和实践层面上而言，我始终如一地追求着更为宏大的知识，用伊斯兰传统的祈求辞来说，我内心深处的祈愿是：‘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rabbīzidnī‘ilman）。这种知识能让我们从今世存在的束缚和缺陷中得以解脱和拯救，而对这种知识的追求至今主导着我的精神生活，对我所有的奋斗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