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的历史观念

（一）前现代的历史观念

公元前5世纪，欧洲诞生了一种作为研究形式的历史观念，凸显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本主义历史编纂实践。在柯林武德看来，古希腊人持有一种强烈的突变意识，他们凭同时代目击者的证词来书写历史，旨在教导人生垂训后世；然而这种写史存在先天的弊端：（1）缺乏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研究依赖于目击者回忆的事件；（2）研究题材局限于战争史、政治史，易沦为历史学家的自传而自传并非真正的历史；（3）难以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部整体史，撰写当代史将随目击者的逝去而不可修改和批评。⁽³⁾由此，古希腊史学的式微生发于一种反历史的实质主义精神，它窒息了历史意识，导致了希腊人抛弃了像希罗多德那般探询人类过去活动知识的希望。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柯林武德辩证地分析了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一方面承认修昔底德在“解释证据”方面超越了希罗多德，因为修昔底德强调了历史叙述需采纳文献、亲身调查及见证人记忆等多方面的证据；另一面批评修昔底德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而只是戏剧家或心理说教者。就积极方面而言，修昔底德区分了证据的等级：“诗人的证据”失于夸大主题的重要性，“散文编年史家的证据”旨在娱乐听众而隐瞒事情真相。古代历史研究“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⁴⁾换言之，修昔底德之所以在历史批判方面超越了希罗多德，是因为他严格遵守了撰史的真实性原则，摒弃了娱乐式的历史叙述而代之于用可信的资料进行准确、朴实地叙述，藉此探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⁵⁾在修昔底德看来，虚构的历史故事对于人生并无益处，重要的是能领会不变的人性，进而为将来发生的事件提供殷鉴。⁽⁶⁾就批评而言，柯林武德对修昔底德做了前后两次不同的论述：1924年，柯林武德区分了“悲剧家”和“史学家”两种形象，认为修昔底德为了戏剧效果撰写雅典帝国的兴衰故事，引发读者的悲悯和恐惧，可谓像索福克勒斯那般的伟大的悲剧作家；然而，史学家修昔底德却存在撒谎的嫌疑，文体风格斑驳杂乱，有违于以追求真实作为衡量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准。诚如其言，“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如实陈述事实，如果把事实改编成戏剧，你们或许会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但是不会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实际上将此标准当成了自己作品的主要动机，按照他的本意，这项标准当然应是历史的，但他实际上却是悲剧作品的”。⁽⁷⁾20世纪30年代，柯林武德批评修昔底德受实质主义的羁绊，站在历史之外追求永恒不变的历史教训，走向了反历史的道路。在柯林武德看来，修昔底德的文体风格凸显为粗糙、造作以及程式化的非历史性写作；内容方面存在虚构与想象的成分。由此，柯林武德认为修昔底德的演说词本质上不是历史学，而是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就此而言，修昔底德的过失表现为脱离事件而专注于教训和恒久不变的真理，究其根源，这种反历史的写作受到像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医学那般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受心理学规律的支配，因为它“既不是事件、又不是事件的复合体；它是支配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不变法则”，旨在“证实规律”而非“为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⁸⁾诚然，柯林武德对修昔底德的批评烙上了心理学的偏见；但在论述古典史学时，柯林武德却指出了希腊罗马历史编纂的哲学诉求。《历史的观念》虽然只择取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李维以及塔西佗等重要的史家，不过，他们足以展示希腊罗马历史编纂的演变历程，柯林武德透过这几位史家的叙述，藉此从古典史学的源头发掘奠定“科学的历史学”的思想资源。此外，柯林武德的论证逻辑旨在勾勒历史思想或史学观念的变化，提炼了诸如“人文主义”或“实质主义”等核心概念。据此沟通历史编纂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由此，他倡导以哲学思想评断历史编纂的高下，或以历史编纂验证哲学思想合理性，进而建构了一种强调反思的经验主义史学文化。

公元4至5世纪，基督教思想主宰了欧洲的历史编纂，历史观念经由人本主义转向了神本主义，标志了历史编纂学的第二次转折。柯林武德指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书写蕴涵了四要素：（1）追溯人类起源的普遍史；（2）神意干涉人类事务的目的论；（3）赋予历史事件神灵的启示，进而形成前瞻与回溯的历史叙述结构；（4）以基督诞生作为划分时代依据的历史分期。⁽⁹⁾质言之，基督教至少在观念上革新了古典史学那般特殊主义的视角，援入一种以基督教义为叙述主旨的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不仅立足于人类原罪的理论，而且植根于上帝裁断人类事务的预设之中，进而表明人类行动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流露。显然，这种“救赎式”的历史书写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进程皆“表现为预定的上帝的秩序”。⁽¹⁰⁾由此，柯林武德认为中世纪历史编纂施行的编年史构成了某种二律背反。这种普遍主义对一切历史事件皆采用单一的编年结构并滋生出历史分期的观念，超越了历史循环论而引入线性的同质态的时间过程观念。不过，这种时间过程也使过去、现在与未来所发生的事件缺乏特殊的意义，历史学预示了一种消极的末世论，历史时间是一种外来力量的塑造。易言之，上帝的客观目的与人类的主观目的构成了某种对立。随之产生这样的观念，“人类的目的对历史的行程是不能左右的，而决定历史行程的唯一力量乃是神性。因此神性一旦被显示出来，那些由信仰而得到神性的启示的人便能够由信仰而看到未来必然是什么样子”。⁽¹¹⁾显然，这种神意决定论赋予了历史事件一种前瞻与回溯相结合的叙述结构，神灵的启示构成了理解历史意义的关键。柯林武德断定这种历史编纂观念有可能再次坠入蒙昧主义的陷阱。诚然，中世纪历史编纂家旨在实现彰善瘅恶的教化及践行自身信仰，他们并不热衷于精确的历史事实。若以“科学的历史学”绳之，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势必存在历史批判意识与方法上的缺失。他们注疏却不驳斥经书，使得他们的叙述并不全然发掘历史真相，而在于论证神迹、传说与圣徒故事的合理性，藉此卫护《圣经》规范尘世生活的权威性。显然，这种编纂实践仍未超越“剪刀加浆糊”的编史水平，既带有文学修辞的色彩又受神学观念的支配。诚然，中世纪历史编纂学混杂了许多神谕教化，有失于真实性，但奠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普遍史范式，引入了变革的观念。吉尔松（Etienne Gilson）指出，中世纪存在一种有别于希腊时代“永恒轮回”的历史进步观，它“肯定人类文化本身之规律的集体进步”，尽管此进步是有限的；它肯定“一种朝向某一确定终点而进步之历史”。⁽¹²⁾与吉尔松不同的是，柯林武德赋予了中世纪史学更多积极的内涵，倡导评价者需辨明两种态度：（1）19世纪纯学究的考据眼光，强调具体事实的精确性；（2）同情友好的眼光，关注事实的解释。⁽¹³⁾在柯林武德看来，研究者应持后一种态度看待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由此，历史学家一旦回到中世纪的历史观，第二种态度不仅必要而且有助于理解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就史学思想而言，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实践深深植根于其时代的神学观念，叙事往往引入具有意向性的语言，凸显为一种精神事件的象征修辞。由此，柯林武德指出“神学的任务是把宗教的暗示思想转换成明示的思想，其方法是把象征从它的意义中释放出来，并且清楚地表达宗教意象纯粹比喻性的特征”。⁽¹⁴⁾质言之，神学旨在为宗教进行辩护，抵御理性主义者的怀疑，由此，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包含了理性与信仰的因素。其次，“神是神圣的，是受到崇拜的，是信仰的对象”、“神不是显露于智力，而是显露于心灵，这意味着不是‘实用的理性’或者‘情感能力’，而完全是宗教意识”。⁽¹⁵⁾这种“宗教意识”贯穿于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乃是一种历史神学，是神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这种历史神学与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存在至深渊源，开启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诸多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