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类推的利与弊

（二）经验类推的利与弊

上文述及，历史事实是研究者依据文献和自身经验推理而出的暂时结论，经验类推成为一种支撑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然而，经验类推有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困惑，甚至造成不少的谬误。由此，研究者有必要处理好经验类推的利与弊，最终超越经验的类推方法。柯林武德认为经验的类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预设了可知觉事物之间的关联，它们被视为两个不同事物的可能现象且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在柯林武德看来，经验的类推起初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尔后被移植到历史现象的解释方面，这种解释预设了人类行为是理性的，由此，历史主体的行为凭理性推理则可获得理解。显然，这种类推预设了历史知识的对象是蕴涵人类思想的行为过程，而不是表现为外部景观的单纯事件。由此，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如果在心灵中重行思想那些自由和明智的行动者的思想，那么个体的历史事实则得以发现与理解。

布莱德雷从信息来源的角度也考察了目击者记录的可靠性问题，认为经验类推是确保这种可靠性的基础。布莱德雷认为，如果目击者的证词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甚至超出研究者经验之外，或者目击者即便如研究者那般以相同的观点看待事实，却又无法证明目击者的客观无私，那么目击者的可靠性如何获得保证呢？布莱德雷的答复是目击者与研究者拥有相似的经验和理性。⁽¹¹⁾布莱德雷设想，倘若他人的经验未纳入并且成为自己经验的一部分，历史实在则会沦为某种“视角感受”而掉入错误推论的陷阱里，譬如判断“朋友A是否死亡”的事例。⁽¹²⁾为了避免掉入陷阱，布莱德雷主张以归纳推论的方式建立史学家的经验与他所研究的过去之间的类比。但是，如果见证又逾越于经验之外，而且看来还似乎是并没有经验的支持，那么经验的类比推论则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解决超脱经验类比的有效性呢？布莱德雷建议通过见证人“意识的认同而加以调节”或者依靠见证人“意识的同化才有可能”。⁽¹³⁾另外，古今经验的类比能否有效地满足历史证据的解释功能呢？柯林武德从“问答逻辑”角度指出，经验类比存在事实的非完备性或可证伪性。甚至归纳逻辑“决不可能给我们以比或然性更多的普遍性知识”。⁽¹⁴⁾譬如，读者在理解“尼禄与其师塞内加的对话”时，⁽¹⁵⁾可能缺乏古希腊的历史知识；不过，若能引入中国古代专制王权的知识进行类比，尼禄与塞内加的对话则很容易理解。在塔西佗的笔下，塞内加因沽名钓誉受到同僚恶意的排挤，致使尼禄疏远昔日的恩师，为此，师生之间进行了一场智慧的较量。塞内加以谦抑知足为辩解，自承舞文弄墨的教诲不足以荣获尼禄的慷慨赐予，请求收回财富并允准告老还乡，塞内加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却遭到尼禄拒绝。相反，尼禄则先礼后兵的方式报以昔日的恩师，起初，尼禄自责未能听取恩师的教诲，认为塞内加获得的庭院、别墅等外在财富理所当然。其后，尼禄话锋一转，以政治经验尚浅和塞内加精力旺盛仍有能力辅佐自己处理国家大事为由搪塞恩师，并语带责备的口吻劝诫恩师不可离去，否则塞内加将背上叛逆师谊陷君主不忠不义的恶名。塞内加遭到贬黜后，推脱身体不适闭门谢客，静心研究哲学一改有权有势的派头。事实上，尼禄非常憎恨且想阴谋毒死塞尼加，但阴谋未能得逞。最后，塞内加本欲自杀却在浴室窒息身亡。诚然，我们难以确信塔西佗叙述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尼禄与塞内加的对话也只是塔西佗依据大意构造的，但是我们仍能通过自身经验类推的方式确信叙述的合理性。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颇为隐微，作为帝师的塞尼加虽以谦和凝重为处事原则并与尼禄维系着师生之谊，然一旦有僭越王权之嫌，那么身为臣子的塞尼加势必遭到忌恨贬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何况在同僚倾轧政治昏庸的乱世时代，注定了塞内加的人生悲剧。塔西佗的叙事让我们认识到尼禄与塞内加貌合神离的君臣关系，理解了诡谲的君主专制本质，也给我们绘制了另一个尼禄的形象。显然，经验的类推是一种类似于历史因果性的解释方法，有助于弥补直接经验缺乏所造成的理解困难。

柯林武德指出现代英文“caused”来源于拉丁语“causa”，后者释义为“罪责”、“归咎”和“指控”等，15世纪的文献中已将其释义为“原因”。由此，英文的“原因”一词具有三种内涵：（1）“意义Ⅰ”意指“一个有意识的和能负责的人的自由的、有意的行为，‘引起’他做什么意味着赋予他去做什么的动机”，这里的“意义Ⅰ”多指“历史的意义”。（2）“意义Ⅱ”是指“‘被引起的’东西是自然中的一个事件，它的‘原因’是一个事件和事态，其产生或阻止我们能够产生或阻止的据称为它的原因的东西”，这里的“意义Ⅱ”多适用于机械力学和医学。（3）“意义Ⅲ”是指“‘被引起的’是一个事件或事态，它的‘原因’是另一个事件或事态，和其处于一个因果上优先的一对一关系”，这里的“意义Ⅲ”多产生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和化学。⁽¹⁶⁾显然，历史学家宜重点分析“意义Ⅰ”，即解释某个有意识、能负责的人的行事动机。柯林武德曾列举了如下案例：1936年的《晨报》的一个标题是“巴德文先生的演讲引起了议院的休会”，显然，“巴德文先生的演讲”并未强迫发言人宣布休会，而是指那些听了巴德文先生演讲的发言人自由地决定休会。显然，柯林武德在此想表明，原因是由“效果原因”和“目的原因”两个因素组成的，前者是现存的一个状况或事态，后者却是一个要被产生的目的或事态，两者皆是构成原因不可或缺的因素。有必要指出的，“效果原因”是一个做出行为的人知道或相信存在的状况或事态，而“目的原因”不只是欲求或愿望，也是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打算。由此，柯林武德转向了从“罪责”、“归咎”或“指控”的意义去理解历史原因，即转向探讨有意识和能负责任的行为人方面。事实上，柯林武德强调了“被引起的行为”是行为人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如果A引起B做出行为β，β是B的行为，而不是A的行为；B是做此事的自由的行为人，并为这么做负责任。进而柯林武德从其理论假设中抽绎出两个相关的命题：命题Ⅰ，“β的行为是由A引起的”；命题Ⅱ，“B是β行为的自由的行为人”。⁽¹⁷⁾显然，命题Ⅰ和命题Ⅱ阐释了历史行为的原因及责任，经验的类推深化了历史因果性内涵，为历史解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途径。

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认为，历史学家的推理是通过与现在进行类比，将日常社会经验获得验证的解释模式转用于过去。经验类推的成功有赖于三个假设：（1）必须有时间的连续性及其客观化；（2）承认各个时代的人类之间具有深刻连续性；（3）拥有关于生命和社会人类行为的先决经验。⁽¹⁸⁾质言之，普罗斯特的三个假设可转换为研究者需具备洞悉人性行为及其表现的丰富经验。比较而言，普罗斯特和柯林武德皆认为经验的类推是历史因果解释的一种变体形式并受到日常生活规则的支配。与普罗斯特不同的是，柯林武德承认日常生活并非一直延续也存在断裂，研究者因缺乏经验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如果缺乏有关政治的与战争的任何经验，他们将很难理解像黎塞留（Richelieu Cardinal de）那样的政治家或者像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那般的将领。同样，如果没有恋爱经验，人们将难以理解爱白人或黑人的真正情感。⁽¹⁹⁾不过，这绝不意味柯林武德毫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类推，因为除了经验的相似性之外，还取决于类推方法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譬如，若要理解非洲的巫医或北欧的海盗，除了掌握他们行动对于环境适应的一手经验之外，还要在政治制度、社会情势、语言习俗、文化惯例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恰当类比，否则研究者很难理解巫医或海盗的行为，或者因穿凿附会而产生谬误。此外，历史的因果性凸显了历史的决定论，强调了历史行为者的必然逻辑，忽视了像自由意志、偶然性等因素。由此，在柯林武德看来，经验的类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但不可成为历史研究的规则，历史研究需超越经验的类推带来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