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的想象”与历史构造

（二）“先验的想象”与历史构造

在柯林武德看来，“科学的历史学”追求的是思想的自律性，并非消极地接受现成的陈述，而是把现成的陈述视为证据或有待确证的事实；除了证据之外，“科学的历史学”也离不开想象，尤其“先验的想象”是实现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内在要求。柯林武德认为，史学革命是一个缓慢而辩证发展的过程。他区分了三类历史学：（1）“常识理论的历史学”（the common‐sense theory of history），它是一种满足于消极地接受证词的历史学。“当历史学家接受由另外的人对他所询问的某个问题给他提供的现成答案的时候，这个另外的人就被称为他的‘权威’；而由这样的一个权威所做出的、并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陈述，就被称为‘证词’”。⁽¹³⁰⁾事实上，这种历史学只是一种编年史，它有赖于权威记忆的可靠性，以及抄录作为证词的资料的忠实程度，而不是依据批判原则得出自己的结论，故柯林武德也称“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¹³¹⁾（2）“批判的历史学”（critical history），它意指一种凭借某些原则或标准对权威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批判的历史学，而这些原则或标准正是他自己带给研究证据的“现成经验整体”，包含了判断与推论。这种历史学可区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前者专注于辨别历史事实的真伪，它较少反思自身使用的原则或标准的合法性；后者多侧重于阐释考据的方法与原则本身，这有别于常识理论式的历史学。不过，柯林武德认为，“批判的历史学”仍然只是剪刀加浆糊的一种形式，它借助历史批评的方法确定是否将资料纳入与自身主题相契合的图式中；在辨别事实方面秉持存疑的原则、并通过考察文体习惯去挖掘著者意欲述说的东西。由此，“批判的历史学”关注的不止于陈述究竟是真是假，更在于询问它意味着什么。故“询问它意味着什么，即正确地走出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世界而步入了这样的世界，在那里历史书写并非靠抄录最好的资料的证词，而是靠得出你自己的结论”。⁽¹³²⁾由此，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两项工作：接受还是拒绝一项给定证词的工作，即历史批评的工作；探究接受证词之后会推论出怎样的蕴涵关系，即证词与结论之间是“强制性”（ccmpulsive）还是“许可性”（permissive）的关系。譬如，柯林武德举证的“牛犊归属”问题，倘若某人向邻居借的母牛在他地里产下一头牛犊，那么他无权声称牛犊是自己的。因为母牛与牛犊构成了“强制性”的蕴涵关系，母牛是邻居的私有财产，牛犊当然归属这位邻居。相反，牛犊即便产于他的地里，它们之间并无“强制性”的蕴涵关系，至多只是“许可性”的。就此案例而言，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受人诟病，大致与他未能反思证词与结论这种蕴涵关系有关。（3）“构造的历史学”（constructive history），它是建立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依靠历史想象去叙述真实可信知识的历史学。从柯林武德的区分来看，前两种类型由于建立在权威证词或资料的基础上、丧失了思想的自律性，它们并不构成科学的历史学。“构造的历史学”主要着眼于证据与想象的关系，与当前论述证词、问题与证据存在某些疏离。

柯林武德致力于批判历史学的“常识性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满足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经验或日常生活常识。在操作过程方面，剪刀加浆糊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也使得历史真理的标准趋向单一化，往往诉诸于历史学家的信仰与其权威们的陈述之间的符合。事实上，见证者由于存在自身偏见、记忆失误或迫于权势而隐瞒真相等局限，历史学家有必要对权威本身进行批判，考辨数据的真实性。故此，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贯穿在他的工作过程之中的，一直都是选择、构造和批评；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维护他的思想在一个科学的可靠进程的基础上”。⁽¹³³⁾有必要指出的是，柯林武德在论述历史学家的自律性时，他明确区分了上述三类历史思想活动的等级。换言之，历史选择、历史构造与历史批评呈现为递进式的思想活动。历史学家因个人兴趣、经验与精力的限制，他不得不对自身的研究主题做出选择；主题一旦选定，他又面临着对文献资料、考古器物等遗迹做出选择和解释框架的选择。双重的选择类似于风景画家所进行的选择，后者在绘制景物时需选择他的形象、色彩与线条。由此，这种选择、简化与系统化的工作并不屈从权威们的训导，更多展示了历史学家思想的自律性。同样，在历史批评方面，历史学家的思想表现了最高的自律性，诚如柯林武德所言，历史学家要将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不断地盘问他们，就像科学家用实验质问、折磨大自然一样，藉此榨取他们原始陈述中所隐瞒的信息。至于历史构造方面，历史学家的自律性介于历史选择与历史批评之间，并渗入了历史学家丰富的想象。

柯林武德认为史学理论若要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历史学家至少需处理好选择、构造与批评三道工序，这三道工序在思想自律性方面表现为递进式的。不过，这种递进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规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它们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分析历史构造，由于历史学家的权威们未曾告诉他历史过程的“中间形态”，为了补充这段“中间形态”，历史学家需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方法和相关性的信念来实现它。由此，柯林武德提出了“构造的历史学”的史学观念。这里“构造的历史学”是指历史学家“从权威们那里所引用来的陈述之间插入了另一些为它们所蕴涵着的陈述”。⁽¹³⁴⁾质言之，历史学家依据自己标准“插入的陈述”并非是任意的，它不仅以“权威们的陈述”为起点，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蕴涵关系。由此，这种内涵规定了历史构造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证据构成了评判“历史小说家的构造”与“合法的历史结构”的标准；其二，嵌入了想象式的历史推论。正因为如此，柯林武德把这种历史构造的活动称为“先验的（a priori）想象”，它主要功能凸显为弥合“中间形态”的裂隙，赋予历史叙述或描写的连续性。“先验的想象”亦被视为关于诸多历史事实综合的推论和构造，凸显为历史叙事。

在历史构造方面，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家有关其题材的图画表现为一幅“想象构造的网”，而结网的那些“固定点”则是他权威们所提供的数据或陈述的事实。如果点与点的连接遵循先验的想象，而非任意的幻想，那么这幅“想象构造的网”既恰当地表现了现实，又能获得这些数据的证实。事实上，这种织网的方式是以接受权威们给定的事实为起点，进而“想象构造的网”是否合理则取决于“给定的事实”是否真实。事实上，柯林武德很是怀疑这种观点，因为历史事实并不像某个有待历史学家发现的固定物，它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释和先前已有的历史知识。譬如，历史学家倘若通过研究现有证据之后，被迫相信培根写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并且又找到一份供认此事的亲笔文件，那么他是否据此就证实了自己的结论呢？柯林武德认为，新的文件远未结束这种探讨，相反却提出了它自身可靠性的问题，进而历史学家宜重新审视、批判他的证据或预先确认的“固定点”。由此，柯林武德在此似乎制造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就历史构造而言，历史学家承认了权威们所确立的叙述点，譬如事件“B”插入到“A”与“C”之间，进而“A”与“C”便充当了合法的历史叙事的“固定点”；从批判性上讲，历史学家并不接受权威们提供的“固定点”、甚至力图消解它们。从此意义上讲，历史批判与历史构造构成了内在的冲突。历史学家倘若坚持批判权威们提供的“固定点”，“想象构造的网”则有可能丧失从现有证据上去检验历史叙述的真实性，甚至历史构造将偏离先验的想象。相反，历史学家一旦遵从权威们确立的“固定点”，那么又将倒退坠入了柯林武德本人所批判的历史学“常识性理论”里。为了化解这种两难境况，柯林武德偏激地认为“我现在就只好被迫承认，对于历史思想并没有什么这样给定的固定点；换言之，在历史学中正像严格说来并没什么权威一样，严格说来也并没有什么数据”。⁽¹³⁵⁾显然，如果“固定点”在此等同于“给定的事实”，那么柯林武德的批评是合理的，因为“给定的事实”包含了或多或少的推论。如果“固定点”在此等同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那么柯林武德的批评就有些矫枉过正了。由此，随后的问题便是，“给定的事实”是否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呢？事实上，此疑问可分解成历史事实能否被权威们预先“给定”，以及如何界定历史事实的“真实发生”这两个子问题。

首先，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事实不能被权威们预先“给定”。譬如，如果历史学家要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他势必会把修昔底德的某种陈述视为真实的而加以接受，事实上，历史学家要是缺乏语言学的知识，纪录纸上的符号则难以理解成希腊字母，并且它在雅典方言中的意义也难以让人理解；历史学家只有甄别了修昔底德的原文和衍文，他才能了解修昔底德说了些什么并力图述说真相。由此，历史学家的甄别、解释与批评等工作使得历史事实并不是预先给定的。甚至，我们可以从列维斯特劳斯论述“历史事实”那里获得启发，“历史事实”本身就存在概念上的矛盾，因为“历史事实”一旦等同于实际发生的东西，譬如战争，那么它的发生过程可分解成大量个人的和心理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被分解成无意识、荷尔蒙的与神经等现象，进而关涉到物理的或化学的秩序，结论便是“历史事实并不比其它事实更具有给定的（donné）性质”⁽¹³⁶⁾诚然，柯林武德可能并不认同列维斯特劳斯将历史事实回溯还原成物理现象，但他们结论的一致性却有助于表明新证据的发现和解释都有可能改变“想象构造的网”，因为“原始资料的搜集工作像解释它们的工作一样，都是永无止境的，因此，无论何时，我们所能提出的任何叙述仅是关于我们历史研究进展的临时报告。在此情形下，最终的定论是不可能的。我们永无可能说‘它就是这样发生的’，而总是只能说‘就目前所知，我猜它是这样发生的’”。⁽¹³⁷⁾质言之，历史叙述脱离不了证据及推论，新资料的发现及资料的批判性解释皆促使历史改写。

至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发生”，这关涉历史证据的问题。上文述及，历史证据表现为历史事件遗留到当下的痕迹或历史学家的推论，这些痕迹使得历史学家相信过去曾发生过这般的事件，但历史学家的相信却是建立在已有的历史知识和理性批判痕迹的基础之上。从语义学的角度上说，“真实发生”的检验并不是诉诸于历史描述与历史实在之间的符合，因为“历史实在”只不过是研究者预设的理想性存在，这种存在表现为历史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历史性既指历史事件对研究者产生效应的过去，又指与该事件共存的客观世界；正是这个客观世界遗留了某些痕迹来成就“历史实在”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又是由历史学家欲探究的问题来规定，由此，“历史实在”在时间上表现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演历、交融，构成了柯林武德倡导的“活着的过去”。从此意义上讲，“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便是经由历史学家批判已有证据而获得的暂时性陈述，它表现为自我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故历史事实既非权威们预先所“给定的”，又不完全是真实发生历史事件的摹本，而是一种近似历史过去的符合象征物。

诚然，柯林武德在此想表明“想象构造的网”存在事实层面和意义层面，并据此提出两种检验叙述的方式；就事实层面而言，它又存在“给定的事实”与“叙述的事实”之分，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蕴涵了历史批评所凸显的自律性。从“给定的事实”来检验历史图景，它由此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意义”，这易于走向真理符合论并将真实与意义等同起来。从“叙述的事实”来检验历史图景，它旨在确保叙述的连续性，其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构成了一种“外在的意义”。由此，无论是从“给定的事实”还是从“叙述的事实”来检验“想象构造的网”，它们皆是“以事实为取向”的检验。相反，柯林武德运用逆向思维来探究检验问题，即他倡导用“想象构造的网”来检验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进而纳入叙述的历史事实都是合理的并服务于叙述主题，这种目的论的叙述方式植根于历史学家的批评工作。此外，“想象构造的网”与“关节点”构成了整体与部分的诠释性关系，这一关系并不全是认知性的，毋宁说兼有叙述风格的隐喻特性。换言之，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辨析个别历史事实的真假，因为历史事实预设了事件之间存在一种语境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历史学家理解整个事件的产物，从而历史构造不仅关乎历史证据，而且嵌入了历史学家的个性、价值、解释工具以及知识结构等主体性要素，这些要素塑造了偏向性的历史叙述。正因为如此，柯林武德才承认历史学家不仅要“对他在那些关节点之间所构造出来的东西负责”，也要“对他的织造品的关节点负责”，进而整体上“他要对他在恰当地批评了它们之后所做的陈述负责”。⁽¹³⁸⁾显然，上述那个悖论若要获得消解，柯林武德只能坚持叙述逻辑的目的论。